生命困境的自我追尋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 1984 年發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點出 了生活和人際關係的種種困境，令人感到生命的悲涼，如飄蓬般的生命經歷，像 棉絮般的，被風吹起，往上往下落都由不得自己。張惠菁說：

在我們這個相對安逸的年代，狂風也許不來自外界，卻來自內在的焦 慮與叩問，求與求不到。內在之風鼓蕩四方，將我們吹往一種思想、

一種意念，卻不是一路到底；在半路有了別的出口，便飄飄忽地岔出。

畢竟最難鬥過的是自身的輕盈哪。(張惠菁，2003：42)

一、從性別的魔咒中逃脫

張惠菁在《閉上眼睛屬到 10》裡的〈往事的勝訴中〉中寫到「可能時間真 的會以某種形式倒轉，人的品質也在那移轉中悄悄置換。」(張惠菁，2001a：38) 她說她的母親和她母親同年齡的朋友們像是整團的「小女孩歐巴桑」，以歐巴桑 的年齡，小女孩的精力，集體反攻城市的空間。母親年輕時身負傳遞香火的重擔，

期望在親戚幾經轉手之後，不知不覺增添了不少的重量，也造成母親和父親那邊 親戚的不和，和形成一些陰暗的、不愉快的往事。她也自責地說：「往事的形狀 有部分是由我的性別決定的，我媽的命運由我的出生所決定。」(同上，43)雖然 她漸漸不再認同母親對往事的觀點，悄悄的用自己的史觀去解釋往事，她沉默、

不去溝通，不想去挑惹，也不願在對話中爭辯出一個真實來，因為她說：「我已 經不相信歷史。能被敘述的必定是虛構的。最後就只剩下記憶。」(同上，48-49) 在往事生活之間，時間斷裂了，兩者不存在橋梁，張惠菁自認為在往事的重量前 自私地躲開，上大學、出國留學，母親卻認為女兒替她爭了一口氣，從沒生兒子 的魔咒中逃脫，並不時說出「誰說女人就不行」的字句，從小，母親認為張惠菁 像個男孩，帶著男孩子的性格，一種神祕的力量，使她不只像一般的小女孩，長 大後不只有婚姻這唯一的選擇。「可能時間真的以某種形式倒轉。往事的重量在 時間裡消失。」(同上，52)

張惠菁現在成了有名的作家，懷著隱秘的慚愧，默受著虛名，替母親爭了口 氣，讓母親擺脫 4 分之 1 世紀的不快樂，感到自己向命運贏得了勝訴，卸下過往

一切情緒，把不愉快的往事斷了開去，時間彷彿過濾了往事的重量，將回憶接回 小女孩時明亮的部分，也把母親變成孩子，讓母親的生命變得輕盈起來，可以自 由地在布滿荊棘的城市裡穿梭，並對這城市好奇的張望。

二、 華人身分認同的困境

兩岸三地開始交流，讓彼此的陌生變成一種浪漫的想像，奇妙地讓所有人有 了新開始的可能，在這裡有了小型的全球化運動。全球化的遊走，好人與壞人四 處流竄，身分難辨，直覺變成一個判斷一個人好壞的方針。一個人的身分，很多 時候，是經由他人的主觀認知來定位，他們相信你是誰，你就是他們說的那個人。

過去人的身份是由他的社會環境所決定，從小到大都在同一個地方生活，左 右鄰居、親戚朋友都知道他的一切事情，每一個周遭的親朋好友都幫他拍下了照 片、寫下了日紀。在現代城市變動迅速的空間環境之下，你很有機會轉換工作環 境或是旅行，到別的城市或是國家，你來到異地，當地人不認識你，必須向別人 解釋你是誰，用你的言行舉止、外表服裝或是虛偽喬裝，來宣稱你的身分，你不 僅要說明別人，同時也要說服自己，一個人都在維護或重塑自我，可是，別人不 見得就會相信你。

生活在 21 世紀的臺灣人仍然擺盪於國家認同的兩岸之間，面對中國大陸的 上海，「台灣人拿捏不準自己的態度，因為我們還不知道自己跟他們的關係，或 說，我們還未決定自己該跟對方維持如何的一份關係。因為我們還未琢磨出自己 是誰。」(胡晴舫，2010：39)臺灣人到了上海發現了熟悉和嚮往的文化痕跡，迷 醉在上海的風華裡，但是又不想被歷史的幻覺捲進去，努力地將自己置身事外，

保持某種程度的獨立。台灣人旅遊風潮一直發燒，境外的城市受到傳媒熱情的炒 作，但是對於上海的熱情，卻會夾帶著爭議，這就反映出台灣人對上海有說不出 的情節，不知應該大力擁抱這座城市，還是應該獨立於事外，因為他想不到自己 社會的將來。

香港在 19 世紀被迫割讓出去，二次大戰接收大陸逃難的人民，中國開放前 秉持反共政策，現在保衛中華文化的繁體中文，1997 年香港回歸，沒有了英國 政府，目前香港處於既是中國又不是中國的處境，在政治前途未明之時，以經濟 作為它的社會價值，他們自傲為國際城市，亞洲的金融中心。

香港中環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廣東血汗工廠，它好比一顆金屬製成的心臟，打 出支撐全香港和半個亞洲的資本血液，晨昏顛倒日夜趕工的工人做的是金融商品，

將交易視為本命，日夜從不停歇，銀行員工配合地球公轉的速度，跟著國際股市 接續開盤。現在中國成為世界資本的焦點，為了參與中國旺盛的經濟力，忙著搶 錢，胡晴舫這樣形容香港：「香港這座城市向來以借來的時光著稱。每筆生意、

每項投資、每人的心態都是在跟時間玩躲貓貓的遊戲。能殺進時立刻殺進，明天 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胡晴舫，2010：146)香港繁榮依舊，但是同時產 生很多的社會問題，諸如：民主法治、人權問題、廉政效率、貧富懸殊、人身安 全、國民禮儀這些公民議題上，卻都成為政治禁忌，無法接受公開的檢驗，加上 生活環境惡化，空氣品質下降。香港和台商對於些問題視而不見，忙著搶錢，如 此務實的看待今日，明日早已在計劃中缺席，如胡請舫所說的，縱然「不知道自 己是誰，城市還是要發展，人依舊要努力活下去。」(同上，143)

三、 文化認同躁鬱症

大陸衝擊傳統文化過深，香港、臺灣文化認同撕裂不確定，舊文化遭到質疑，

冀望透過拋棄固有的包袱來加速現代化，文化空缺，社會變得心情浮躁，人人表 現出來的是缺乏禮教。讓人不自覺得將自己封閉並和外界隔絕，自以為是。胡晴 舫領悟到：

當一個人自覺身份定位正在經歷變化，自然，他的價值標準會搖擺、

模糊，他的文化認同也就跟著無所適從。他不認為過去的經驗可以幫

助他目前的生活處境，甚至，他堅決反對過去的文化價值，然而，新 的文化價值卻未必能夠及時準備好。他於是會活得像一個沒有準則的 原始人。(胡晴舫，2010：143)

禮教現在變成一種奢侈，現代人不願花心思去認識自己是誰，只要活下去。

「誰擋我的路，誰就不是東西。」(胡晴訪，2010：175) 楊照在張惠菁的小說《惡 寒》所寫的序〈清醒的迷夢──序張惠菁的《惡寒》〉裡頭，指出「每個人其實 都是個島，包圍在洶湧危險的海域裡。」(張惠菁，1999：楊照序 4) 而島與島之 間的溝通與瞭解，其實是很困難，又充滿了欺瞞和假相，或是令人疲憊的扮演，

造成了那人與人之間本質上無法超越的陌生，本質上的陌生也是張惠菁小說的迷 人之處。

胡晴舫在他的散文中一直強調現代是一個機器的時代，人彷彿也是一台機器，

只有運作的功能，卻沒有靈性的思考功能。她在《辦公室》的〈街頭〉篇中，講 到「辦公室其實就是新世紀的工廠。在這個空間裡，人被當作機器來使用。」(胡 晴舫，2005：190)人是一台有保固期限的機器，在期限之內，正常運作，提供服 務。人有了功能，卻沒有生命的目的，也失去了意義。

既然活著沒有任何意義，人開始變得墮落得無可救藥。因此，胡晴舫不禁要 問「為了什麼，新世紀的人類變得這麼脆弱，這麼僵硬，這麼缺乏生命的內涵。

他們甚至放棄了尋找回伊甸園的路徑。」(胡晴舫，2005：190-191)上帝創造人類 那時，人類對外在世界還有好奇心，甘願被蛇引誘，只為了想嚐一口蘋果香甜的 滋味，現在腦子裡想的就是賺錢。

四、追尋的方向

張惠菁為了尋找生命的出口，將心中纏繞的思緒付於翰墨。在接受聯合文學

「鏡中作家」的攝影時，她說在 26 歲時，突然決定這輩子要用文學創作來展現

他的人生價值。她把自己分割為兩個世界，一個是現實生活中的她，另一個是在 寫作寄物櫃的她，將無法被現實世界容納的念頭或想法，「寄放那不被日常世界 需要的那部份自我。」(張惠菁，2005：276)在櫃子裡，而寄放在那裡的張惠菁 才是最接近真實本質的她。她書寫的目的其實是替自己「超渡」，「是為解開一個 念頭的繫缚，讓它像無人的小舟一樣在意義的海洋上飄盪開去。然後便有了一個 新的開始，一切又是起點。」(張惠菁，2008：91)克莉斯蒂娃說過：「我擁護一 種幸福。」這種幸福是把悠遠模糊的記憶，用現在邏輯重新梳理歸類，整理出新 的頭緒，從過往中召喚出回憶，再轉譯成現在，獲得新意義的神祕變化。世間存 在著一些憂傷、困境、力有未逮的事，但是藉由詮釋與回溯的力量，眼前的處境 得到了昇華和轉化的契機。

胡晴舫站在宏觀的角度，用廣角的鏡頭看待臺灣、香港、上海與北京華人的 身分角色，這個身分纏繞著相同的歷史懸念，她常常以歷史人的角色去提出自己 對華人現狀的批評和看法，她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國族論述時常糾結不清，屢 屢遭到政治綁架，反觀歐洲對保存傳統建築藝術的不遺餘力，中國人應該要把傳 統文化和政權的繁衍加以釐清，才有可能走出生命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