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調查主要以明里村為主，明里村的舊名為「里烘」，閩南語的發音為「里夯」。 此稱呼始於清代光緒年間，當地耆老認為此名由清代一位洪姓的總理所命名：「在 清朝有官員騎驢出巡路過本地而得『驢行』此名」，也另有說法認為此為族語的 名稱，1912 年美軍地圖與 1916 年的日本地圖，分別稱為「Ligo」和里行社。而 大庄舊稱則是「丹埔大社」也稱「巴沙樣」，光緒19 年（1893）時，按殖民當局 官方統計，其戶數共計72 戶、423 人，日據時期因人口是富里地區最盛，因此又 稱大庄。國民政府時期因其人數又改稱「大里」，其意義為東部之大里，1950 年 代由於富里公埔人口多於大里，正式改名為東里村。「巴沙樣」據說是西拉雅群 平埔族往北遷移時，與阿美族群發生戰爭前阿美族聚落的名稱（張振岳 2002：
35p）。大庄聚落最早於 1945 年就建立，其聚落位置遠至中央山脈山腳下。富里 地區至池上、關山地區的平埔族群聚落主要都是由大庄分散出去，是東部平埔族 群最老的村落。 其知名事件有「大庄事件」，此事件發生於光緒14 年（1888）。
清朝末期由於隘墾制度的影響，大庄的人口開始增加，殖民政府的稅收也開始加 重。由於大清帝國的不合里稅收與調戲大庄婦女等事，最終引發大庄部落等各部 落不滿，而發生了「大庄事件」。此事件除了殲滅當時璞石閣（玉里）的官營外，
位於現在瑞穗鄉瑞美村的水尾屯所也被燒毀。此事件馬太鞍、太巴塱的阿美族人 也響應其中，並成功往北攻打至花蓮港，往南則聯合利嘉部落，並圍攻了卑南廳 張兆連統領鎮海後軍中營。迫使卑南廳整整十七天的時間困守孤壘。直到當時的 巡撫劉銘傳從台南調兵，並派出澎湖水師，最終民兵才跟殖民當局談和落幕（江 俞萱2013：58p）。
明里村的地理位置不同於其他西拉雅群的村落，明里村坐落於崙天沖積扇頂 右側的凹谷裡，周圍山區皆環繞著布農族群的聚落。在開墾之初，常與布農族群 有零星的對抗，在耆老的訪談裡，眾人皆有聽過「刺竹仔城」的故事。在村落的 周圍皆曾砌出高聳的土牆，並在土牆上種有刺竹，利用刺竹來防禦布農族群的入 侵。在耆老張花子（78）的口述裡，他舅舅曾經跟她說過，布農族人會在婚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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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祭儀時下山到里行來獵人頭：
「因為布農族他們要英雄這樣啊，所以他們每到有婚禮要舉辦，他們就 會下山來獵人頭。有一次做大水，有兩個布農族就趁那個時候下來，我 舅舅和弟弟就看到他們爬在高聳的樹上準備翻過刺竹牆。然後我舅舅 他們就開槍這樣，碰碰碰！然後他們就有人被打中，舅舅他們翻過竹牆 去追他們，其中被打中那個人已經死掉了，我舅舅就在援兵還沒來之前 把被打死的人的腿切下來快跑」。
早期建築城牆時，部落位置與當代不同，主要的地理位置更接近溪床，並設 有與石牌聚落、公埔聚落聯繫的木板橋。直到 1930 年代布農族陸續被日本政府 集村管理後，聚落位置才轉移至現在靠近山區的地方。
部落耆老潘建志指出：
「我們以前的祖先幾乎都是跟石牌村通婚，在還沒有開通台九線之前 石牌村是規模很大的聚落，現在明里村通到富里村的橋都是石牌村的 範圍。以前我小時候都常涉溪到石牌村搭火車，石牌站附近機能非常完 整，我很多親戚也都是住石牌村」。
以前富里地區的火車站共有五站，分別為東竹站—萬寧站--富北站--富里站 --富南站，而富北站即是石牌車站，此各站僅隔不到 24km，而萬寧、富北、富南 僅有停靠普通車，後來民國67 年（1978）東線鐵道為拓寬，其小個小站就完全 拆除了。民國68（1979）富里的公路系統完整後，原本石牌的人口也開始往富里 移動，因此鐵路、公路開通後，富里與明里村的關係即取代掉原本明里村與石牌 村的緊密關係。
明里村在戶數組成上，經過半年時間「原住民村落計畫」的調查，百分之七 十的戶數為平埔族群，包含了阿美族群三戶與西拉雅群近六十戶，百分之二十多 則是廣東籍為主的客家人和一戶閩南，共計二十二戶。其客家人大多是來自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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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藍的則是來自南投。客家人是在日治時期遷移至富里、池上一帶，其遷居的原 因除了原居地無地可開墾外，主要遷移的理由也是為了幫日本人在東部山區開墾 樟腦林而東遷。此區域的客家人大多已不會講客語，在生活用詞與其生活習慣上 深受平埔族群影響，明里村上山執行傳統狩獵時通常會邀客家人一同前往，唯一 仍保有客家風俗的部分則是飲食習慣，而平埔族的飲食習慣則與阿美族較為相似，
但近年來醃菜、醃生薑、打麻糬都已經是全村的飲食慣習。
明里村的平埔族群來自屏東阿猴社、恆春射麻里、旗山水底寮還有荖濃溪等 區域，另有從台南玉井遷來的嘪氏家族（他們常會糾正村民這個字不是念買而是 念賣，但漢字的確是念買，其原因與其原本的族語名字 takaromay 有相關聯）。
其祖譜資料的顯示，阿猴、射麻里、旗山、內埔這個幾區域，直到日治時期這些 區域的住民都還跟大庄或明里有持續的姻親關係，然而族系譜上戶主的資料卻大 多僅有大庄或周邊部落的居地記錄。荖濃溪流域、旗山楠梓仙溪流域的遷移史在 日治的族譜上則無記載，大多僅能透過耆老的口述得知。這樣的現象說明了大庄 地區遠在日本政府來台前就已經有西拉雅群的住民。資料的分析上，可以理解到 大庄應該是西拉雅族群東移後所有小村莊的母部落，而大庄的組成極其複雜，融 合了高屏地區各區域的平埔社群。
另外據口述遷移史調查，早期平埔族群東移時也有一部分暫居於卑南平原，
並有一批族人與卑南族群通婚，並留在卑南平原定居。在卡大地布部落的紀錄《心 知地名：katratirpulr 卡大地布部落文史紀錄》裡描述：
「道光三十年（1850）即咸豐年間，部落族人汪憲宗的高祖父汪貴義、
陳宗佑的高祖父陳三陽（可能是西拉雅群馬卡道人）、陳瑞德的高祖父 陳春生，以及石大順等人，由內埔即水底寮來到 tupi 聚落這個清朝時 期的知本人布落。他們先在社內望族擔任長工，而後成為此望族的
musavasavak（姆撒發撒發可/贅婚、已婚男子）
。其後代子孫說，他們 漢人祖先來到部落後，開始教導知本人稼檣之事，直到 1874 年「開山 撫番」政策實施後，西部漢人及平埔族群才漸次移居到台東」。（林金德 2016：20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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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知本的射馬干部落與寶桑部落也有同樣的故事。
本故事與平埔族群的口述，在故事上口徑一致，但從卑南的口述裡可以確定，
高屏兩地的西拉雅族群早在東移時，其文化就深受漢人影響，以致卑南族群無法 有效分辨西拉雅族群究竟是漢人還是原住民族群。2020 年 4 月份，筆者曾與射 馬干洪家接觸並參與他們家族的族譜發表會。洪家的祖先也是水底寮來到東部，
清末其祖先洪大峰曾在巴塱衛（大武古地名）與排灣族婦女 Saileng 結婚。爾後 搬至太麻里再移動到知本社。我們參與的族譜調查是其二兒子洪狗昌之後嗣所舉 辦，當天明里村的東群馬卡道協會理事長張俊偉也有參與其中。洪狗昌的女兒有 與張理事長互動，洪女跟理事長講了自家尪姨（西拉雅語：Inibus）的故事，並 帶著理事長參觀了自家的向屋（祭屋）。其祭拜形式完全與平埔族群一致，從使 用的詞彙來看，可以明確確定，西拉雅群東移時其用詞已經受到閩南語的影響。
另外，明里村的平埔族群各自從兩地匯聚。一區是從荖濃溪移動至關山、池 上再到現在明里村，前者人口大概佔本村平埔族群人口數的百分之七十，而另一 群則是百分之三十。另一批則是從恆春與旗山地區走阿朗伊或是浸水營古道移動 至此，在村民的印象中，從恆春與旗山移動至此者，大多都會吟唱「番仔歌」， 族人表示「番仔歌」就是所謂的恆春調，恆春調沒有固定的歌詞與曲，是很隨興 對生活細節進行吟唱的曲調。
在耆老的口述中早期如有狩獵活動，有收穫的夜晚通常都會唱歌唱到天亮。
匯聚至此的兩群人群，在日治時期皆與原居地有聯繫，時到今日聯繫仍在，但年 輕世代以較少主動與原居地有親密互動。這兩群人，在明里村皆自稱為平埔，兩 族間有非常頻繁的通婚關係，雖也會與阿美族群、布農族群通婚，但在身分上會 與阿美族有明確的區辨，其中混雜於閩南語中族語也都已經統一，並無伊能嘉矩 日治時期時所記錄的兩種不同方言別的族語發音了。與客家人關係則是仍存在緊 張的互動，部落耆老表示我們是平埔、我們也是閩南人，客家人以前就很不喜歡 我們，因此提親總是被他們拒絕，久而久之互動也逐漸減少，以致明裡村現在仍 有明確的客家街與平埔街的呈現。
本村的工作型態，日治時期至西元2000 左右，大多數居民是從事菸草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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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長者的口述裡，平埔族群早期到達明里村時曾擁有許多的土地，但由於西部 的親戚一直遷移至此並結為連理，許多土地就分配出去了。另外，由於客家人習 慣以跨家族的形式集資買地，當時很多土地都兜售給了他們，現在村內的地大多 不屬於平埔族群。於1970 年代在台灣塑膠石化業未興盛之前，因平埔族群的耕 地較少，大多數平埔族群皆是從事製籐、薯榔染料採集的工作。
植。長者的口述裡，平埔族群早期到達明里村時曾擁有許多的土地，但由於西部 的親戚一直遷移至此並結為連理，許多土地就分配出去了。另外，由於客家人習 慣以跨家族的形式集資買地，當時很多土地都兜售給了他們，現在村內的地大多 不屬於平埔族群。於1970 年代在台灣塑膠石化業未興盛之前，因平埔族群的耕 地較少，大多數平埔族群皆是從事製籐、薯榔染料採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