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由日本到臺灣：圖書館中的日本「軍談」和通俗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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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無法將這些中國小說，全然轉嫁為臺灣本地土生土長的作品。而是作家在閱讀 過程中，不停地將其融入所寫作的小說，而識字的民眾又在對這些臺灣小說的閱 讀中，繼續接受中國古典小說無形的洗禮，在此反覆交流下，「蘭記」由中國進 口這些小說，成為此交流過程中的催化劑。
當然，在商業考量下，力求成本愈低、書籍銷路愈好，或是投臺灣民眾閱 讀習性之所好等，固然是「蘭記」由上海進口大量小說的眾多原因，但要是書局 經營者黃茂盛不喜歡閱讀小說、或是認為這些小說文類僅是「小道」的話，「蘭 記」所銷售的書籍，恐怕也只有文教讀本、法帖、科學、四書五經等書籍了。可 見書商的個人喜好，也影響了為何這些小說可以進入到臺灣的閱讀市場。
以維護漢文化為己身要務的「蘭記」負責人黃茂盛，在力求書店的生意因 小說而蒸蒸日上時，對於這些提供臺灣民眾休閒、娛樂的通俗讀物，將把「忠」、
「孝」概念寓寄於這些演義中。如果再配合著臺灣文人所書寫的小說，中國傳統 教忠教孝的觀念，將透過書籍和小說兩者並進的宣揚，深植於日治臺灣小說閱讀 者心中，其在教化上的重要性不可輕忽。117
第三節、由日本到臺灣：圖書館中的日本「軍談」和通俗讀物
日治時期的臺灣固然與上海的書肆往來密切，但既身為日本殖民地，就免 不了要受到日本書籍的輸入。但與由中國傳入的通俗小說不同的點在於，日治時 期在臺灣專門販售日本書籍的書店實在不多，同時，臺灣人對日本書籍的需求量，
河原功也抱持著悲觀的看法：
書店數量的略嫌稀少，與臺灣的人口總數有關。1933 年年底時，臺灣的 總人口數為五 0 六萬五 0 七人，其中臺灣人（本島人）為四七五萬九一九 七人，而日本人（內地人）為二五萬六三二七人。雖然日本人所佔比例逐 年增加，但在當年還是仍僅約佔總人口的五%左右，所以即使這些在臺日 本人的書籍購買力比日本國內高出數倍，但從人口數來看，臺灣對日本書 籍的需求量仍相當有限，同時會日語的臺灣人比例還很低。118
河原功之言，值得讓吾人思考的是：是否因書店數量和人口數的不平均，就會造 成日治臺灣在書籍文化上的貧弱，而成為日本國以外的「文化沙漠」呢？若根據 上節對上海書肆與臺灣各間漢文書店書籍交流的比較與分析，則可證「書店少」
而「文化影響力差」不對等的因果關係有待商榷，因為單就通俗小說而言，若是
117 請參閱本論文第 5 章第 3 節。
118河原功著、莫素微譯，〈三省堂與臺灣-戰前臺灣日本書籍流通〉，收於《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 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臺北：全華出版社，2004 年），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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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日治社會沒有這方面的需求，以「蘭記」為首的幾間書店，又怎會甘願不 遠千里地由上海進口大量的通俗小說到臺灣販售？
但相同的思考模式，卻無法運用在日文書店的探究上。一方面是因為日治 時期在臺灣日文書店的資料與圖書目錄至今未見。再者，河原功認為臺灣人會日 文的比例仍低。最後，若根據其對於臺灣書店數量的統計，雖然直至 1938 年全 臺灣已有 106 家，但河原功認為影響力較大的書店，也僅有台北的新高堂、文明 堂、杉田堂、月光堂，新竹的犬塚、榮文堂，台中中央書局、棚邊書店、育英堂 書店，嘉義的振文堂書店、蘭記，臺南的浩然堂、崇文堂書店，高雄的南里書店，
彰化的金子商店，鳳山的小民書局，以上共 18 家書店。而大多書又是漢和書兼 賣的書局，規模較大且販賣日文書籍較多的，也只有新高堂。雜誌販賣則以大阪 屋等四間為主。119
史料的缺乏與書店數量的不足，難道就必須忽視日文小說對臺灣通俗市場 的影響嗎？在殖民文化的衝擊下，任何由殖民母國引入的文化物，必然都會影響 到被殖民者的文化構成。當我們無法由書店去探求當時日文書籍，特別是本文所 重視的軍談和物語時，收藏於各大圖書館並提供給民眾借閱的書籍，就成為一個 值得耙梳的面向。
一、「軍談」的名稱由來及其文學脈絡
「軍談」（ぐんだん），其實是由日本「講談」細分出的文類，但它大體上 仍保有自己獨特的特點。120如果說「講談」重在口說，那麼，「軍談」發展到最 後，則較偏向於書面化的作品。但此說並非將「講談」與「軍談」清楚地一分為 二，因為要是沒有「講談」嘗試將歷史演義等題材融入表演中，也就不會有「軍 談」的產生。然而，之後「軍談」的作品數量愈來愈多，漸漸地也就由「講談」
的範疇中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值得本文另節探討的文類。所以「軍談」演變到最 後，主要是指江戶時期的通俗小說，或是軍記書、軍書。121
在談及「軍談」的起源和沿革時，大多數的說法和「講談」相近，仍將其 源頭前推至「日本書記」和「古事記」的影響。然後以日本戰國時代的尚武風氣 為始，並以「太平記讀」的出現作為「軍談」的前身。盛行年間則約在足利將軍 時的戰國末期，一直到德川時代。122但為何「軍談」在後來能夠被發揚光大、受
119 同上註，頁 235-236。
120 關於「講談」在日治臺灣的接受問題，請參考本研究第五章。另，佐野孝認為，講談可以細 分成三種文類，首先是融合「太平句讀」與「軍書講釋」的「軍談」，第二種則是「御記錄物」， 第三種則為世話物、端物。佐野孝，《講談五百年》（東京：鶴書房，昭和18 年（1943）），頁220。
121 日本国語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日本国語大辭典（4）》，頁 1180。
122 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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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讀者、文人的重視，並成為日本古典文學和通俗文學中受到喜愛的讀物，
則其歷史的成因，有必要再加以詳釋。
日本元和年代，幕府的政治力已趨穩定，當整個日本開始偃武修文後，原 來在沙場上出生入死的武士們也已垂垂老矣。於是，這些老戰士們安享晚年的時 刻，就變成這些曾經叱咤於沙場上，現在卻平靜淡泊的勇士們，開始利用回憶與 口述，為其子孫講述過去英勇紀錄的時光。這些戰場上的老前輩或為子孫談其參 與戰役的過程，或與子孫分享實戰經驗。久而久之，這些言談也經由不停地累積，
而成為「軍談」的來源，例如大久保彥左衛門的《三河物語》，即是最佳的例證。
其後，山鹿素行、由井正雪等兵法學者亦從事相關著述以推廣武道教育，無形中 助長「軍談」在社會上流行的風氣。123
至於以「軍談家」聞名，而非以「講談師」著稱者，則首推明治初年的軍 談師寶井馬琴，他是明治初年至大正時代有名的講談師，約生於嘉永 5 年（1853），
父親琴凌在世時，擔任地方巡業的職務，故常與父親一同遊歷地方。17 歲時父 親過世後，寶琴受到西尾麟慶的照顧，並改名為西尾慶豐、調窓。明治末年到大 正時期，他的作品被評定為「天下第一品」，成為日本著名的「軍談家」，留有「國 定忠次」、「東海白浪傳」等名作。124
由上述「軍談」發展的過程觀察，「軍談」的形式與內容似乎極為單純，但，
為何這些「軍談」到後來，會借用中國演義小說，作為其書寫的題材呢？由於「軍 談」與日本漢文小說的全盛時期，都是在日本的江戶時代，兩者有所重疊，所以
「軍談」的生成與發展，如同日本漢文小說般，可置於整體漢文學影響的脈絡下 探討：
江戶時期的漢文學，整體而言是以漢儒學及漢詩文為主，然而至中期，由 於幕府統治政權已趨穩定，嚴密的封建制度牢固建立、地方都市工商發達、
民生富庶繁榮，因而市井小民開始追求各種享樂，町人文化（平民文化）
逐漸形成，以往儒者及漢詩人對社會的影響力與新興的國學者，小說創作 者兩者之間有著並駕齊驅的趨勢。再加上第八代吉宗將軍緩和封閉性的鎖 國政策，並且開放長崎作為吸收唐土文化的門戶，漢籍大量由中國船舶輸 入，其中並包括數量頗多的通俗小說，不但助長了日本模仿崇拜中國的文 化，而且也促進了日本小說的創作，市民嗜讀小說的風氣日增，而閱讀小 說亦成為市民消閑解悶的娛樂方式之一。125
123 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3-4。
124 佐野孝，《講談五百年》，頁 137。
125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1993 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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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當代著名人物的畫像，使其活靈活現的呈現在讀者眼前。由於通俗性／歷史 性和學術性兼備，這些軍談不但在日本廣受歡迎，甚至也由日本流傳到當時的臺 灣，而得以被採購進入圖書館供大眾閱讀。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幾本軍談在日本 雖然不乏研究者探究132，但就筆者所觀察，軍談小說受到重視的程度卻比不上日 本近現代文學，而且就算是這些小說被歸於國文學研究，其價值卻往往被義理、
詩詞研究所遮蔽。事實上，這些由江戶時期各個日本漢文人在參考中國史書、演 義後所執筆、譯寫的軍談，能夠再次地被重刊，即代表它的可閱讀性及在文學上 的價值。只是，還要探問的是，在殖民統治的脈絡下，這些書籍由日本漂洋渡海 進入臺灣後，我們應當賦予這些亦漢亦和、既文學又歷史的書籍何種意義？由於 這套書具有多元的特點，故推測它在各書店的販售名單上應是榜上有名，唯因筆 者未見相關資料能夠作為佐證，目前僅能期待來日尋得新史料後再加以深究。在
詩詞研究所遮蔽。事實上，這些由江戶時期各個日本漢文人在參考中國史書、演 義後所執筆、譯寫的軍談，能夠再次地被重刊，即代表它的可閱讀性及在文學上 的價值。只是，還要探問的是，在殖民統治的脈絡下，這些書籍由日本漂洋渡海 進入臺灣後，我們應當賦予這些亦漢亦和、既文學又歷史的書籍何種意義？由於 這套書具有多元的特點，故推測它在各書店的販售名單上應是榜上有名，唯因筆 者未見相關資料能夠作為佐證，目前僅能期待來日尋得新史料後再加以深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