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演義敍事模式的承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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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來自中國：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演義」傳統的繼承
在敍述了臺灣對中國上海、日本兩地通俗小說書籍的接受情形之後，以下 將進入小說文本的探討，首先將由中國通俗小說對臺灣通俗小說的影響開始，闡 述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敍事手法、情節內容上對中國通俗小說的模仿與再造。
擁有五千多年歷史的中國，其璀璨的文化與文學向外影響到鄰近各地，是影響東 亞文學脈絡甚深的文學傳播過程。1臺灣與中國一水之隔，在歷史上與中國交織 著複雜的統治情結，故臺灣文學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並轉而吸納中國文學的因 子成為己身一部份，實是必然現象。中國通俗小說的進入，其小說敍事手法、情 節內容和忠孝節義的啓發，連帶地也影響到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書寫。是故，討 論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敍事結構、書寫題材，很難與中國通俗小說的傳統切割。
2因此本章所要探討的是，中國和臺灣的相互影響關係，是怎樣透過文人閱讀經 驗與書寫習性後加以連結？而中國通俗小說的敍事手法與情節內容，又是如何成 為臺灣小說創作手法、情節鋪陳或是政治隱喻的模仿對象？期望藉由上述問題的 層層挖掘彰顯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豐富性。
第一節、 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演義」敍事模式的承衍
一、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演義」傳統
何謂「演義」？「演義」是否能被視為中國通俗小說的一環？明代學者胡應 麟(1551‐1602)把小說分為六類，即：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但 這六類之中，卻不包括後世耳熟能詳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小 說，可見在胡應麟的標準中，這些從說話演變過來的通俗作品，不在他所認為的
「小說」範疇中。3但，胡氏雖未將這些作品視為「小說」，但刻意列為一類後褒 貶半參的結果，卻反而突出「演義」的特殊性。4但，較為前期的文人郎瑛(1487‐1573) 則在《七修類稿》卷二十二〈小說〉條中將此類具有說話性質的「演義」納入小 說的範疇中，認為其不但為「小說」的一部份，且具有文學上的價值。5由上述
1 相關研究可參考宋莉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7 月）、
王平主編，《明清小說傳播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 年 7 月）、王向遠，《中國題材 日本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9 月）。
2 李志宏指出：「任何一部文學藝術作品都不可能完全孤立於傳統之外，文學研究自然不得不考 察它所可能因襲的傳統因素，其中包括文學的傳統和文化的傳統。」李志宏，《「演義」：明代四 大奇書敍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1 年 8 月），頁 40。
3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臺北，世界書局，1963 年)，頁 374。
4 徐志平，〈遺民詩人杜濬功能論小說觀探究〉，《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1 期（2006 年 7 月），
頁129-130。
5 郎瑛說：「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 勝頭迴」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若夫 近時蘇刻幾十家小說者，乃文章家之一體，詩話、
傳記之流也，又非如此之小說。」，郎瑛，《七修類稿》，(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 年)，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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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物的說法可知，「演義」可被歸於通俗小說中的一環，卻又可以被單獨視 為一類加以討論，故本節將「演義」置於中國通俗小說的整體框架下後，再加以 論述其對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影響，特別是像《三國演義》、《水滸傳》、《蕩 寇志》等「演義」如何被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所續衍、融合，即是本章主要的思考 方向。
那麼，「演義」的範疇為何？李志宏針對「演義」之名，作了一番嚴謹的歷 史考證。6他指出，有許多不少非以「演義」之名問世的書籍，其實也可以包括 於「演義」的脈絡中，例如「傳」、「志」、「書」、「記」等皆可視為「演義」的範 疇進行討論：
「傳」是與歷代史實和人物傳記的記述方式有關的文體和文類，一般與
「志」、「書」、「記」互為運用，都屬於正史的書寫體例。從歷史書寫的觀 點來說，明清長篇章回小說題名為「傳」、「記」、「志」、「錄」者時而可見，
另題名為「志傳」、「全傳」、「史傳」、「本傳」、「書傳」者亦所在多有，顯 示作家有意將通俗小說置於稗官野史的思想框架之中進行命名，除了賦予 作品本身以歷史性之外，更重要的是藉此提升通俗小說的文學位階。7
由此為「演義」立意的研究可知，不一定要標目上名為「演義」，才能以此名視 之，而是只要小說的內容與歷史有關，作者有意於「稗官野史的思想框架之中進 行命名」的作品，都可以視為「演義」的別體。且借用歷史之名與意而作為小說 題名，也可以提升小說的價值。所以，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新蕩寇志〉、〈奇 人健飛啓疆記〉等小說8，由於小說創作者都取材於歷史，並有意向歷史學習以 作為情節鋪陳或教化借鏡，所以都可以列入「演義」傳統的觀察脈絡中。還有標 名「傳」者，如由日文翻譯而來的〈志士傳〉9，或是李逸濤〈義俠傳〉和謝雪 漁〈三世英雄傳〉10，亦皆為「演義」的範疇：
「傳」字之命意，其本質或與解經方式有關，或與史傳書寫的「傳記」體 例有所聯繫。而「演義」或「通俗演義」作為小說題名，在與「傳」相互 結合或相互置換的過程中，除了在闡發義理的意涵時標榜自身與經、史書 寫精神的關聯，最重要的是確切顯示出自身作為標誌「通俗小說」的一種
6 同上註，頁 49-59。
7 同上註，頁 60。
8 謝雪漁，〈新蕩寇志〉，在《臺灣日日新報》上自昭和 11 年（1936）1 月 24 日起，連載至 8 月 12 日，主要分佈在報紙上的第 8 版或第 12 版。謝雪漁，〈奇人健飛啓疆記〉，《臺灣日日新報》，
第6 版，大正 2 年（1913）6 月 14 日-12 月 31 日。
9 二楸庵主著、逸濤山人譯，〈志士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40 年（1907）2 月8 日。
10 雪，〈三世英雄傳〉，《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大正元年（1912）8 月 24 日-大正 2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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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文類的創作概念。11
李志宏的說法，是觀察多本小說名稱後所歸納出來的結論。故單篇小說如同書籍 般以「傳」命名，自也被納入「演義」的框架內。所以「演義」的確存在於日治 臺灣漢文小說的發展脈絡中，值得探討它如何被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所繼承的現 象。
除了題名外，也有些小說未標以上述名稱，但仍為演義的範疇。如臺灣第 一部文言長篇小說〈金魁星〉，雖未以類似之名命名，但作者佩雁以「稗官野史」
的角度書寫，及以「長篇章回體小說之作」的面貌出現12，仍可將其視為「演義」
傳統在臺灣的紮根。日治昭和年間的文人洪鐵濤，除肯定〈金魁星〉的文學價值 外，亦將其視為各本「演義」的集合體，故〈金魁星〉自也可以納入「演義」傳 統中：
余童年受書，即喜讀諸家說部。如《列國志》、《三國演義》、《水滸》、《紅 樓夢》。……吾臺有《征交趾》及《金魁星》兩大說部在。……融化經書，
出入史漢，煌煌大著，獲覯生平未曾有之奇，誠藝林中之佳話、讀書界之 瑰寶也。富貯曹倉、珍藏鄴架，幸毋交臂失之。13
由洪鐵濤的閱讀經驗可知他對於中國演義的喜愛。自《征交趾》和《金魁星》出 現後，他更高興臺灣擁有類似的作品，因為它們延續了中國說部傳統。其實，早 在洪鐵濤之前，日治初期的臺灣文人李逸濤就在〈小說蒭言〉中，談到他對於中 國小說發展過程的熟悉：
小說始于魏晉，盛於隋唐…皆無異乎古文，等是史也，而作之者，不必有 其德、不必在其位，所言之人之事，亦不必事有其事、人有其人，謂之小 說耳，故小說又名野史。14
緊接著又言及自身閱讀中國演義的過程，以及對他的影響：
僕自九歲入塾，十一歲稍通解，而于經書終茫然，未幾塾師復強僕讀詩古 文辭，及時文試帖，僕益苦之。竊念教初學當不如是，法必有便于此者。
後自畫坊購得《隋唐演義》、《三國演義》兩書，讀之殊了了，不禁狂喜，
所購多，遂束四子書及六經于高閣，不暇兼顧。背誦時每被塾師叱責，僕 不之恤也。且乘塾師不及見之際，則手把小說不忍釋，目注小說不他視，
往往有會心之處，藉悟許多文法。遇塾師課題，所作常較勝于前，塾師以
11 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敍事研究》，頁 60。
12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敍事研究》，頁64。
13洪鐵濤撰，〈弁言〉，《三六九小報》，第2 版，昭和 5 年（1930）12 月 9 日。
14 李逸濤，〈小說蒭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明治 40 年（1907）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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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不甚攻時文，怪而問之，僕以實對，塾師以為狂，同學者亦以為怪物，
然據此法以讀他書，殊有迎刃而解之樂，不以為非也。15
對於中國演義小說，李氏不僅將其視為娛樂讀物，還將它融入文法的實際運用，
對於李氏在寫作小說時的敍事手法有深遠的影響。
小說題名與形式、圖書代銷和臺灣文人的閱讀經驗，三者融合之下，成就「演 義」傳統紮根於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事實。文人創作小說與「演義」相聯 結，不僅是一個文體的挪用，更是作為小說接受者，對於慣性文體的反應現象。
姚斯（Jauss Hans Robert.）對這個反應現象的說法是：
一部文學作品，即使它以嶄新面目出現，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絕對新 的姿態展示自身。但它卻可以通過預告、公開的或隱蔽的信號、熟悉的特 點、或隱蔽的暗示，預先為讀者提示一種特殊的接受。它喚醒以往閱讀的 記憶，將讀者帶入一種特定的情感態度中，隨之開始喚起“中間與終結＂
的期待，于是這種期待便在閱讀過程中根據這類本文的流派和風格的特殊 規則被完整地保持下去，或被改變、重新定向，或諷刺性地獲得實現。在 審美經驗的主要視野中，接受一篇本文的心理過程，絕不僅僅是一種只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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