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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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提供一個在書寫與閱讀上的新體驗。¹⁹以日治時期翻譯進入臺灣的西洋文學名 著《格理弗遊記》為例，譯者在「前言」時特別強調：「詳細且看本文，此下皆 用作者自述口吻」。²⁰此說明表現當下的臺灣讀者們，對於第一人稱敍事手法的 好奇與陌生。所以，在中國與日本外，臺灣文人如何譯介西方小說以融入漢文通 俗小說中，並在敍事手法、增廣見聞和娛樂效用上受到何種影響？亦是本論文針 對哪些西洋著作譯介為漢文通俗小說的探討後，欲論述的問題。此研究將有助於 了解西洋翻譯小進入臺灣後，如何被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融合，並豐富其組成原素，

以及帶給臺灣讀者們一個不同以往的閱讀體驗。²¹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目的   

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小說往往被視為「小道」，故其重要性及文化內涵，曾 長時間被忽視。但小說如同詩歌、戲曲或散文一樣，皆是組成文學群體不可缺少 的文類，無論西方或是東方的文學史，也逐漸重視小說的作用。是故，本文以日 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為關注面向，論述範圍包含文言和白話小說兩者。以此 兩種小說研究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由文言轉變到白話的過程，並為臺灣漢文通俗小 說進行文體上的分類，兼論其敍事手法上的運用。此研究方法不但是開拓過去較 少為學界所注意到的研究領域，若能從中發掘受影響的文化層面，並了解其在殖 民統治下的文化意義，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議題將不再是被忽略的研究範疇，且 在東亞／西洋文化的衝擊下，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將逐步開拓出自己的獨特性。 

本文將由內部文本分析，配合外部資料的蒐集與論述，以此兩項研究主線 架構全文。最後，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功用、影響，和各文化在小 說中滙流的現象。全文將依照由內而外的分析，先針對小說的形式問題進行論述，

並對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何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加以說明。最後，得以證明對日 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東亞文學脈絡中的重要地位。 

一、研究方法：小說跨界行旅、文化接受與文本分析的多層面考察   

日治臺灣作為各文化交流的匯聚點，東亞、西洋文學脈絡對於臺灣文人創 作漢文通俗小說有何影響？本文先以內部文本的分析為主，藉由對文言／白話通        

19 按羅鋼的解釋，第一人稱敍事情境即是敍述者存在於虛構的小說世界中。第一人稱敍述者就 像其它人物一樣，也是這個虛構的小說世界中的一個人物，人物的世界與敍述者的世界是完全統 一。同上註，頁163。陳平原並指出，中國傳統小說如唐傳奇，並非沒有使用過第一人稱敍述的 方式，雖暫時突破全知敍事角度，但仍是少數。陳平原，《中國小說敍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7 月），頁64。且使用「余」、「予」、「吾」等文言詞彙，也與白話的「我」

在閱讀上會有差異。

20 佚名，〈小人國記〉（緒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昭和 5 年（1930）3 月 3 日。

21 王品涵，《跨國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臺北：臺灣大學臺灣文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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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小說的精讀，論述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由文言文轉變為白話文的遞變過 程，以作為論證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歷經模仿、學習各文化小說後的最終結果。

並進以說明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文體類型，以及如何模仿、再造這些文體，以成 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樣貌。而這些文學現象，自然有受到殖民政府以政治力進 行操控，以及具有西方知識與東亞文化在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調合的特徵。在東 亞／西洋小說源源不絕地進入臺灣下，論證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何在與東亞／西 洋接軌的情況下，不但敍事手法、文體樣貌趨於多元，由於它接受了中國演義、

日本講談和西洋翻譯小說等文類，造就它多采多姿和兼容並蓄的特點，進而走出 一條屬於自我的道路。如此，即可論證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兼具接受和再造的能 力。 

其次，中國小說書籍、日本軍談、通俗讀物與西洋名著如何跨界來到臺灣，

並成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組成部份？此乃本文經由資料蒐集、整理和綜合思索 後，所欲釐清的問題。意即，臺灣在中國通俗小說、日本軍談、通俗讀物以及西 洋名著譯介的脈絡下，如何建構起小說傳播的文學網絡？透過對日治各地書店圖 書目錄、圖書館館藏的探索，和對西方原著的追尋，將可得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 與東亞／西洋的小說市場接軌，與在文化上疊合的結論。²²且經由此外圍研究路 徑的分析，不但可證明臺灣作為文化接受者的地位，透過小說圖書在臺灣匯流的 論述，可助本文深入思考東亞／西洋小說在臺灣的流通，以及異文化敍事模式在 臺灣通俗小說中的發酵與承衍。 

由上述欲處理問題之步驟與方法可知，本文的理論架構根源於接受理論。

此理論乃是姚斯有感於傳統文學史的不足，而特別注重作品所產生的影響力所提 出，他說： 

藝術作品的歷史本質不僅在於它再現或表現的功能，而且在於它的影響之 中。領悟到這一點，對建立一種新的文學史基礎有兩點作用。一方面，假 如作品生命的產生“不是來自于作品自身的存在，而是來自于作品與人類 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不斷的理解和對過去的能動的再生產就不能被局 限于單個作品。相反，現在必須把作品與作品的關係放進作品和入的相互 作用之中，把作品自身中含有的歷史連續性放在生產與接受的相互關系中 來看。換言之，只有當作品的連續性不僅通過生產主體，而且通過消費主        

22 筆者曾於 2009 年 7、8 月接受「中華發展基金會」之補助，前往上海圖書館、上海檔案資料 館、徐家匯藏書樓、上海復旦大學、上海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辭書出版社以及南京大 學等地蒐集清末民初上海書肆的相關資料，發現不少值得參考的資料。另，2010 年 12 月，筆者 亦蒙教育部「人文領域人才培育交流計畫」之補助，前住東京國會圖書館、東京大學、東京立川 市國文學研究所蒐集資料，查詢臺灣未能見、但在日治時期卻又有在臺灣通俗界中流傳的軍談、

物語，並與臺灣大學圖書館的軍談館藏綜合整理。以上將作為本文論述東亞小說如何傳播進入臺 灣時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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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即通過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來調節時，文學藝術才能獲得具有 過程性特徵的歷史。²³

本文認為，中國／日本圖書進入臺灣，對臺灣而言自是一種接受行為。但 中國演義、日本講談和西洋翻譯小說融於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和臺灣漢文通俗小 說摻雜了各式如章回體、日本漢文小說體和新聞體等文類，亦是接受理論所能包 括的論述範疇。由於上述作品頗多，所以在選擇分析材料時必須有所取捨。首先，

本文的「漢文」用法是相對於「日文」的概念而言，主要是基於在當時也有不少 日文小說刊登在各報刊上，但受限於論文篇幅，這些日文小說暫不列入本文的討 論範疇。其次，如何界定「通俗小說」的性質、以作為本文選材標準？雷蒙‧威 廉斯（Raymond Williams）認為「通俗」（Popular）帶有「受喜愛的」、「受歡迎 的」、「討人喜歡」和「刻意迎合」的特質²⁴，所以這些被刊登在報紙上供閱讀者 閱讀、具有娛樂性以及作家試圖迎合讀者興趣而書寫的小說，就成為「通俗」的 一環。而本文所選擇分析的作品，大抵上都具備佛斯特（E.M.Forster）所言：「故 事」、「情節」、「人物」、「奇幻」、「預言」、「圖式」與「節奏」等特點，故可視之 為「小說」。²⁵若進一步閱讀其內容，這些小說還具有「程式化」的特徵。²⁶故本 文將這些小說以「漢文通俗小說」稱之，之後的各章節即是以這些小說作為研究 對象，闡述其對東亞／西洋小說的接受、移植與再造。 

除此之外，臺灣讀者作為通俗小說的接受者，這些小說是否能夠滿足他們 的閱讀期待，進而在以東亞／西洋小說為寫作範本下，創造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

姚斯說： 

一部文學作品在其出現的歷史時刻，對它的第一讀者的期待視野是滿足、

超越、失望或反駁，這種方法明顯地提供了一個決定其審美價值的尺度。

期待視野與作品間的距離，熟識的先在審美經驗與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 的“視野的變化＂ 之間的距離，決定著文學作品的藝術特性。根據接受 美學，就盡可能縮短接受距離的範圍內，接受意識無須轉向未知經驗的 視野，作品就更能接近“通俗藝術或娛樂藝術(Unterhaltungskunst)。

23 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頁 19。

24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劉建基譯，《關鍵詞》（北京：三聯書店

，2005 年 10 月），頁 355-157。

25佛斯特（E.M.Forster）著、蘇希亞譯，《小說面面觀 : 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臺北：商周出版，

2009 年 1 月）。

26考維爾蒂（John G. Cawelti）認為：「在研究高雅藝術時，我們最感興趣的是單個藝術家的獨特 成果，而對於通俗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所面對的卻是集體的產品。」又說：「因襲與創 新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功能，因襲提供的是眾所周知的形象與意義，它們維護的是價值的連續性，

而創新呈獻給我們的則是我們先前未曾認識到的新的概念或意義。」所以「程式」即「構造文化

而創新呈獻給我們的則是我們先前未曾認識到的新的概念或意義。」所以「程式」即「構造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