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國內外，我們都可以清楚見到一個或可稱之為「文化治理」
(cultural governance)的趨勢，也就是「透過文化來治理」(governing through culture)，這個政治與公共事務領域裡的文化治理趨勢，與另一個 近年學界稱為「文化經濟」或「象徵經濟」的趨勢緊密相關，即涵蓋了從媒 體娛樂、觀光旅遊、購物餐飲，到時尚設計、節慶遊行、博物館與藝術季等，
越來越善於操弄符號與象徵的文化產業和活動(王志弘，2003b:3)」。 本研究主要是關心貢寮如何能透過文化治理的方式以達地域發展，以及在籌 辦海洋音樂祭的過程當中，權力運作的方式，因此將分別就文化政策、文化節慶 與文化治理的面向來討論。
一、 文化政策
Bennett 指出在十八世紀晚期十九世紀初，出現了將文化轉化為管理工具的 重大轉變：「將文化表現為管理的目標，又表現為管理的工具」，而這是將文化看 作特定歷史上的一套內在於制度的管理關係，在這些關係中，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方式成為改造的目標(Bennett,2000:99)。傅柯(Foucault)在”Governmentality”一文 當中透過對君權治理的分析，發現在十六世紀中期到十八世紀末，一連串具有顯 著特點的政治論述盛行，而這些論述不再僅著重於「對君主的忠告」，而是關注 於「治理的藝術」(art of government)。而治理的命題關注的不再只是政治上的統 治，而是擴及到兒童管理、生命管理…等，人們如何治理自我、如何接受治理、
以及治理他人、人們如何接受治理的這些問題，從十六世紀延伸至今，而治理也 並非以專斷霸權的方式展現，在當代社會則是透過文化教化的方式來治理整合。
傅柯認為規訓的目標在於長期普遍地增加某種新東西的生產，這種東西應當 豐富市民生活和增強國家實力，而Bennett 則借用傅柯的觀點導引出文化是規訓 過程當中不可缺少的內容(Bennett,2000:100)。十八世紀的歷史進程當中，藝術和 知識實踐則是通過這個過程逐漸被銘刻在管理實踐中，興建提供上層精英人士交 流的空間網絡，公共博物館的設立等，在在展現了文化內隱的教諭意涵。而「文 化」被認為是能夠體現國族文化的品質，或是表現普遍藝術和文明價值的文化，
也就是所謂的「菁英」、「精緻」文化，其指渉菁英或少數文化的情況裡，傳統 上是奠基於經過選擇之典律文本的道德嚴肅性和美學價值(Brooker,2003:130)。
概念當中可看出，社會中領導階級和從屬階級之間在爭鬥政治權力的過程，道德 與文化佔了極大重要的主導性。葛蘭西所提出從屬階級「積極同意」的觀點，隱 含了文化場域的構成必須經過更具生氣、更有動能的鬥爭過程(Turner，
1997:72)。不過 Bennett 卻認為葛蘭西把階級作為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協調中 心角色，無法在理論和實證上應用，因此在文化研究中的葛蘭西式分析，往往對 制度持冷漠態度，未能充分注意在區分文化技術時產生的特定政治關係和預測形 式的思考(Bennett,2000:104)。因而 Bennett 認為應當將文化置於「政策」的討論 當中，挑戰既定以及恆常不變的保守政策，藉由分析文化技術以端測出權力機制 的運作。然而Bennett 認為知識份子應當作為官僚體系以及大眾之間溝通的橋 樑，透過批判的視野加以改善恆久不變的政策，對他而言，達成文化的目的比文 化如何達成更為重要，在此的文化目的指意味著文化如何透過政府資源的散佈而 傳遞至各個階層，因而他建議知識份子應當對社會和文化政策的特殊形式和公共 討論做出批判性的貢獻，並且站在特殊的政治和道德立場，根據其缺失做出特殊 形式的評價。Bennett 的觀點雖然提供了一積極改造的方式，但往往會被批評知 識份子在進入官僚體系後，終究會面臨政策建制化的可能，不過筆者透過Bennett 的論點，可進一步思考當前台灣文化政策運作邏輯，並且分析當前台灣文化政策 本身所代表的意涵。
1.台灣文化政策的演進與轉變
二次大戰後，代表中國民族主義矛盾性的兩種立場，分別為大陸的中共政權 和台灣的國民政府所延續。在中國大陸的反傳統主義則被推到極致，終於導致如 反右、反儒家、和文化大革命，台灣走向保守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作為一 種對抗中共合法性的政治策略，也看到文化傳統成為政權爭取道統或合法性的基 礎(蘇昭英，2001:34)。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於 1967 年成 立，以發揚傳統中華文化與倫理道德為宗旨，鼓勵公私立文化學術機構從思想 上、學術上弘揚中華優良文化，並推行各項深入民間的文化建設與活動。1980 年，鑒於社會變遷迅速，文化價值觀漸趨多元化，遂將文復會改組為中華文化復 興運動總會，簡稱文化總會3。2000 年 9 月 25 日，舉行，舉行第三屆第一次會員 大會，會中推選陳總統水扁先生為會長，並揭示「文化台灣‧世紀維新」之願景，
以為日後發展之方向。
1965 年至 1975 年，反西方文化衝擊的校園文化運動興起(廖世璋，
3文化總會並訂立四項目標，以推動社會文化的發展：「一、鼓勵社會各界，積極參與文活動，
提升國民氣質。二、結合社區團體，宣揚倫理道德觀念，促進價值自覺。三、改良禮儀習俗，
倡導現代生活方式，改善社會風氣。四、豐富文化內涵，鼓勵文化交流融匯，建立祥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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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66)，「文星」雜誌、「現代文學」創刊，反思西方文化的影響，鄉土文學 與鄉土運動也在這時期崛起，台灣大學校園內亦發起不翻唱西洋歌曲運動，發展 出自己所創作的校園民歌。1970 年迄今，為縮減因城鄉建設不平均對本土文化 的衝擊，1977 年 9 月由行政院院長蔣經國提出「十二項建設」，其中第十一項及 第十二項分別為設置文化建設及推行的專責機關以及實施文化建設。此時因無專 責的文化行政機構，相關事宜交由教育部統籌負責(蘇昭英，2001:52)，並擬定文 化建設目標，建立圖書館、音樂廳、博物館、文化中心、以發揚中華民族文化，
但在此時期的文化發展仍然是以菁英文化為取向，與市民底層文化仍有差距。
1981 年 11 月 11 日成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並於 1987 年訂定「加強文化建 設方案」建立縣市地方22 個文化中心以發展地方特色，2005 年為止，全國總共 增加至127 個地方文化館。
1990 年行政院長郝柏村在文化會召開第一次全國文化會議當中提到「建設三 民主義的文化大國」，文化建設又再次被宣稱為國家發展建設，文化建設方案正 式被納入「國家建設四大方案」當中，1992 年文建會亦以國家的角度同步提出 將台灣發展為「文化大國」的想像(文建會，1998)。就在一種反思性與批判性的 文化政策和文化行政思維下，很自然地衍生出後來成為九○年代台灣文化政策思 想主軸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2001:121)。由文化活動入手，進入民眾日常生 活領域，激發凝聚民眾生活意識與共同體意識，這是社區總體營造思想的主要意 義。1994 年後以社區總體營造作為城鎮的文化建設發展，也成為本時期重要的 國家文化政策特徵之一，並從1996 年至 2001 年著手宣傳理念。
于國華(2001:66) 認為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醞釀過程當中，有三項重要的影 響因素不容忽視：「參與式設計」精神、日本造町經驗、產業文化和文化產業概 念。其中日本造町經驗提供了社區總體營造之構想與實際推動。
在日本經驗的發展當中，因1960 年代後半期，整體社會極速現代化發展之 下，對於土地、環境、傳統農村、都市生活空間所造成的衝擊與破壞，引發社區 的反省與自救。1960 年代由妻籠、京都等地展開的造町運動，首先由地方行政 首長提出理念，並獲得居民與學者專家肯定。居民自發性地參與社區、村落共同 體的公共事務，以阻止國家、大財團勢力的不當開發，也讓居民可以更積極有力 地去共同思考、著力於故鄉的願景(申學庸、陳其南，2000:96)。1970 年為了反 抗國際化及快速都市化所造成的漂泊感，引起許多地方社區仿效，推動「造街」
運動，促成日本政府在1975 年於「文化財保存法」中加入「傳統建築物保存地 區」的規定(于國華，2001:70)。日本經驗可作為台灣的借鏡在於，有相似的社會、
經濟及空間背景，不同的差異在於，日本是由民間的影響力帶動政策的推行，相 較於台灣，反而是先從中央政府的文建會，帶動整體社區的發展計畫。
上的提供仍有所缺乏，以致於地方居民無法藉由參與社區活動而凝聚共識。現今 我們所稱的社區總體營造，英文翻譯為「Community Renaissance」，community 在中文翻譯為社區或社群，而日語中則是翻譯為「共同體」。陳其南認為日語的 變革解讀為上流社會與中產階級高等文化(high culture)霸權的瓦解」。二次世界 大戰後，如何將「高級文化」加以「民主化」，成為西方工業國家首次的文化政 策主要內涵(蘇昭英，2001:77)，歐洲的文化政策制定者開始重新思考其定位與角 色，將視野放諸於寬廣的文化面向，不在侷限於精緻藝術當中，而是下放至社區 生活當中。在這樣的脈絡之下，「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的概念開始產生。
Adams 和 Goldbard 認為，文化民主最主要的概念在於促進文化的多樣性，並且 在社會上的每一份子皆有權力享有文化權，也鼓勵每一個人積極參與社區生活及 社區的文化生活品質決策，且確保其能公正平等的接近文化資源與贊助活動 (Adams and Goldbard: 1998)。而這些方式也是近代在推廣社區文化發展的主要方 針之一。而政策的目的也轉為強調多方接觸文化的機會與文化活動的參與、推廣
Adams 和 Goldbard 認為，文化民主最主要的概念在於促進文化的多樣性，並且 在社會上的每一份子皆有權力享有文化權，也鼓勵每一個人積極參與社區生活及 社區的文化生活品質決策，且確保其能公正平等的接近文化資源與贊助活動 (Adams and Goldbard: 1998)。而這些方式也是近代在推廣社區文化發展的主要方 針之一。而政策的目的也轉為強調多方接觸文化的機會與文化活動的參與、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