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理論回顧
1 矽谷模式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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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成果和現象觀察，才能夠進一步探討產生這種差異的影響因素，亦即影響產 業發展和再結構的因素。
（二）矽谷、新竹、中關村和深圳高新區對比
1 矽谷模式在地化
Saxenian 通過對矽谷內在能量流動的觀察，認為其電子資訊企業群聚的成 功原因，在於內部的扁平化結構、非正式的連結和自由拼博的文化精神。不同 於128 公路的大企業自成體系，主要依靠國家穩定的軍工訂單，矽谷的發展模 式中大學的科研機構和地方企業聯繫緊密，企業之間的競爭、抄襲洩密和人員 流動，恰好促成了一個極具活力的非正式的社會網絡。
矽谷短時間內的崛起，是市場中各項資本自由流動的成果。在後期聚落形 成之後，地區快速發展而暴露出來的教育、居住和醫療等問題也十分棘手。矽 谷在原有的自由發展的基礎上，隨之促成了地區的公共組織和公共規則的形成
（Saxenian 1996）。
深圳常被稱為是中國的矽谷，其中電子資訊產業發展情況相對靠前的龍崗 區也宣稱自己是未來的矽谷。南山區密集的公司和從業人口，以及周圍的高房 價和交通擁堵等社會資源緊張等問題也相繼顯現。而中國的「矽谷們」由於有 前車之鑒，似乎它的發展是有預謀的，以政治的力量轄制或助燃了傳統市場經 濟的規則。不過產業具有活力，其發展內部的景象仍然相似，電子資訊從業者 在公司間的流動性強，按市場經濟的規則運行，深圳最初的華強北電子元件市 場也是靠仿製發展起來，自由而激盪的景象是如此相似。
在這樣的產業聚落當中，Saxenian 認為企業的出生率高，同時死亡率也 高，通過激烈的競爭可以促進整個聚落競爭力的優化升級。Michael porter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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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企業規避風險（Porter 1998）。由於資料的可得性問題，以及深圳電子資訊產業年紀尚輕，本文沒有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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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崗職工數量卻和南山、福田區差別很大1。這樣的數據可能指出一個存量和增 量的問題，寶安區和龍華新區在產業體量的增長速度上並不一定落後於較為發 達的南山和福田區。
跳脫電子資訊產業內部的情況，從社會資金的注入情況來看，以衡量深圳 市產業發展的整體實力和進度。對美國風險投資分析得出，美國的風險投資多 聚集於技術密集的區域，1992-2001 年期間，全美 20-26%的風險投資集中在矽 谷地區。其在矽谷的力度顯著高於其他地區，而同時矽谷的投資項目失敗率也 更高。但是由於成功的公司提供了巨額的回報，在矽谷地區的投資利潤仍然高 於其它地區（Junfu zhang 2007）。從這個角度出發，也支持了 Saxenian 對矽谷 生高死高的觀察。
中國企業資訊不好提供，對投資機構投資的地理限制就更明顯。例如，深 圳創新投資集團是國內最重要的內資投資機構，主要的投資集中在深圳的高科 技企業，其中初創期和成長期的電子資訊企業約占1/4。相關研究認為矽谷初創 企業的成功，在於和風險投資的距離近，獲得投資的速率快而多，也就領先其 它地區（Junfu zhang 2007）。整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也同樣十分依賴風險投 資，其中風險投資對半導體的投資集聚最為明顯（Patton 2005）。隨著投資向 亞太地區的轉移，深圳市與投資發達地區的聯繫可以促進深圳風險投資體系的 發展，對於深圳處在快速成長期的高新技術企業來說，融資管道的豐富性，包 括外資額的多寡可以反應整體投資環境的質量（GDP、市場、法律制度和創新 氛圍）和企業的國際化實力（張海燕 2015）。
1 資料來自《深圳市統計年鑑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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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其中的關鍵因素有二，「人際網絡」和「經濟資本」都是影響產業聚 落發展的關鍵因素。下文繼續對比了亞洲地區的科學園區的產業歷程和特徵，
以作參照。
2國家空間戰略和全球經濟空間分工的組合
台灣的新竹科學工業園成立於1980 年，早於深圳高新區 15 年。前文提到 矽谷和深圳高新區在人員流動和投資等方面有諸多相似之處，不同的是兩者的 起源一個主要來自民間市場的自發行為，一個是政府主導規劃的持續性力量。
新竹產業園和深圳高新區相同之處，可能相較於矽谷更多。台灣和新加坡 的科技園區發展，也是深圳早期借鑑參照的對象。兩者最初都承接了不同時期 國際電子資訊產業鏈分工下游工作。新竹產業園發展的第一階段正值台灣經濟 起飛，以政府為主導力量建設了園區初期的基礎設施，外資企業跨國公司佔據 創新企業的主體；緊接著進入上世紀90 年代前後，新竹產業園區研發和標準化 生產並舉，民間資本進駐；再來到本世紀初，園區的成熟和發展帶來了一系列 的土地問題，園區開始向外擴張以尋求新的發展機遇。
在產學研的合作方面，新竹產業園也作為宏觀經濟戰略和經濟空間分工的 結合體，略優於北京中關村和深圳高新區，後兩者分別在「產」和「研」兩個 方面有所缺位（高雪蓮 2010）。
深圳高新區基本重複了台灣新竹的模式和過程，只是在時間節點上推遲了 10 年左右，也是中國大陸和台灣經濟起飛和參與國際分工的時間落差。目前深 圳總體來說處在民間資本進駐的階段，不過政府的持續性力量相對更強。
再對比1988 年成立的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其模式又沒有太多可複製性。
除了前身是尚進行部分電子貿易的「電子一條街」，自成立以來，中關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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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就是以研發為導向，國家政策和資本的集中大量投入。應該說北京的最重 要的科技園區的資源優勢是無法複製的，不僅體現在其依託清華大學等中國頂 尖大學聚落強大的研究背景，園區的研發投入和政策地位也一直處在絕對領先 的位置，所進駐的企業也依託了大學相對封閉的社會網絡。至今以國家重點扶 持的大企業和具有大學網絡背景的企業為主，外界民間企業進駐的難度較大。
可能以資本進入是最好的方法了。相較於新竹科技園區和韓國的大德科技園 區，中關村在資源和地緣雙重優勢的情況下，科研產品的市場化部分的確差強 人意（王振寰 2008）。
而深圳高新區和其他幾個國內外的亞洲係科技園區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其 所在的深圳市是以城市為單元的創新綜合體，不同於北京、新竹和首爾或任何 其他地方。
深圳南山的高新區只能代表深圳的創新產業，卻無法概括深圳的創新產 業。傾國之力打造的創新型產業國家空間戰略覆蓋了整個城市，創新人才在深 圳市各區內流通，資本的選投對象更豐富，產業的土地空間更大，可以說其中 的行動者面對的是世界上最大最複雜的創新綜合體。
基於現有資料，深圳電子資訊產業內部的景象和Saxenian 對矽谷的描述很 相似，首先在地緣上都遠離政治中心；文化上講究敢闖敢拚的實幹精神，尊重 失敗，尊重創新；人口組成年輕，聚集了大量的高級知識分子；擁有大量的創 客群體和投資資金。同時，高強度快節奏的工作生活模式，也帶來了壓力和困 境。在時代的大潮中，也有隨波逐流和方向的缺失。
綜合這一部分的論述，矽谷、新竹、中關村和深圳高新區的產業聚落起源 不同，發展過程也不盡相同，不過共同點是資金和人才的集聚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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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產業的工作環境相對自由，並且同質性強，以結果為導向。中關村的程 式員和管理人員流動也輻射了聚集在中關村周邊的企業。即使企業的准入很 難，資金的自由募集和人員的流動也將資訊帶入帶出園區，促進了當下相對活 絡的園區趨勢。由此，在深圳各區歷年的融資資料不全的情況下，本文從人才 資源的流動和其帶動的非正式的社會網絡入手，得到了如下假設：
假設1: 深圳各行政區內部電子資訊企業從業人口越多，越會有利於新企業 的出現。
（三）密度依賴理論
密度依賴（Density-dependent）理論認為在產業年齡發展的整個階段，企業 密度呈現倒「U」型，主要受到了「正當性」（Legitimation）和「競爭」
（Competition）兩個因素的制約。在企業年輕且密度相對較低的階段，「正當 性」主導了企業密度的上升，在密度達到峰值後，「競爭」成為了決定企業密 度的主要因素。密度依賴理論認為後期產業密度的降低和競爭的逐漸減弱，是 由於大企業割據和高度專注的市場分割（Carroll 1997）。
早期的研究對象，大多是國家範圍內的某種重要產業的發展狀況，「空間 異質性」（Spatial Heterogeneity）對於原有理論的相關研究成果的有效性提出 了質疑。Lomi 針對不同層級的空間單位進行分析，包括國家、區域或者省份。
他認為選擇合適的空間區層（Level），區域經濟中的解釋變項對於被解釋變項 的解釋力會更加顯著，原因在於不合適的層級會勻質化的處理空間的異質性，
便錯誤估計了部分環境因素（Lomi 1995）。在中國的行政體系之下，分別是區 域、省份和市，以及市內的分區，下至街道。前文已經概述了深圳市內區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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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企業環境和電子資訊類企業數量的落差較大，因此本文選擇了深圳市內的行 政區域作為本文的分析層級。
空間異質性和時間異質性的共同體現，為當地的社會網絡、規則和文化傳 統的衍變。時間和空間異質性的結合（Temporal & Spatial Heterogeneity），已 有的種種假設，可否體現在聚落內部各區塊的不平衡？既在市內行政區劃下，
空間異質性和時間異質性的共同體現，為當地的社會網絡、規則和文化傳 統的衍變。時間和空間異質性的結合（Temporal & Spatial Heterogeneity），已 有的種種假設，可否體現在聚落內部各區塊的不平衡？既在市內行政區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