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背景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背景
壹、研究動機
一、公民責任感：投票的責任義務性質
投票向來被視為是公民所擁有的基本權利，但同時也被認為是一種公民的 義務或責任。某些公民行為之所以被稱為公民義務，是因為能夠達成社會的共 善（common good）（彭如婉，2004：43-46）。比如，公民納稅讓政府能運用這 些資金來建設公共設施、推行福利政策；服兵役則是提供政府保護人民安全的 能力。而若投票也是一種公民義務，那麼投票行為所具有之共善性質，可能在 於民眾的集體行動為公眾利益（public-interest）發聲。如果投票有機會促進社 會公共利益，那民眾應該花時間來關注公共議題，使自己有充分的資訊來做出 投票抉擇（Lomasky & Brennan, 1993:172-173），「投票」因而形成一種道德規 範：公民有責任義務前往投票。相反的，若是投票抉擇忽略了公眾利益，那民 眾可能會喪失對於公共議題的關心，並減少政治參與的行動。Campbell（1954）
等人在《The Voter decides》一書中，首先提出公民責任感（sense of civic duty）
一詞，把公民責任感界定為「民眾是否能不在乎投票效益」。這代表驅使具有公 民責任感的民眾，前往投票的主要原因並非取決於個人的效益衡量，而是出自 達成公共利益的道德理由。如此，重大議題或政策在選舉過程中更能受到關注，
社會進步的可能性也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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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責任義務的詮釋外，過去學者也從成本效益的角度看待「投票」一事。
投票是民眾透過民主過程，獲得個人利益滿足的行動。但民眾若過度在乎個人 效益，也可能對民主政治造成不良影響。首先，在實際的選舉之中，每個人的 投票效益都相當低，這將導致「投票缺席」（vote absence）的產生（Riker &
Ordeshook, 1968）。換句話說，若民眾投票時在意的是所帶來的效益，則個人或 許將沒有足夠的動機去投票，無人投票的困境也將使民主政治無法繼續運作。
再者，若民眾把個人效益看得比民主政治的選舉規則還重要，那當選舉結果不 符合自身期待時，民眾可能選擇不接受選舉結果，並產生「選舉輸家」（ election loser）的現象，進而對民主鞏固之過程造成傷害（張佑宗，2006）。以 2004 年 總統大選為例，陳水扁以不到三萬票之差距連任成功，引貣泛藍陣營對選舉結 果的質疑，不但要求驗票，且發動大規模的抗議行動，最後甚至向法院提出選 舉無效之訴，這意謂當時泛藍支持者未能接受現有民主政治過程的結果，導致 民主政治的運作有些許險象環生。由此可見，民眾的投票動機若能將民主政治 的重要性置於個人效益之前，民眾不會輕言缺席投票參與，在選舉結果不符合 期待時，也會接受民主政治的選舉規則。因此，個人公民責任感在民主國家中 具有促進民主政治穩定的意義。
目前台灣仍屬於新興民主國家，若選舉對於台灣民眾，只是偏向於個人效 益的行為或政黨爭取執政權的工具時，「投票缺席」或「選舉輸家」的情形都可 能出現。反之，若民眾能視投票為公民責任，目的為實現公共利益與維持民主 運作，那投票就不會因為個人利益而缺席，選民也能接受民主選舉之結果。從 上述的討論來看，若台灣民眾普遍具有公民責任感，應能使台灣民主鞏固之過 程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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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責任感：媒介的重要性
現今社會中屬於資訊爆炸的時代。民眾在參與公共事務的過程中，往往需 要足夠的訊息作為判斷的依據，而大眾媒體則為傳遞政治資訊的最主要管道，
若大眾媒體能發揮其傳播功能，不但能有效提升政治知識，更能幫助民眾釐清 現今政治之局勢，使公民參與的質與量都能提升（林聰吉、王淑華，2007）。但 是國內媒體從解嚴以來，對於政治新聞的報導多以「八卦性」、「市場取向」為 主軸，模糊了媒體在公共事務上的討論焦點（彭芸，2001、2007）；而選舉時所 傳遞的新聞內容，策略框架性新聞的比例，相較於議題框架新聞所占比例高出 許多，代表媒體的報導沒有帶給民眾投票參與時，更多政見上可參考的依據（B aum，2003；張卿卿，2002a），這是否讓民眾忽略選舉是促成社會公共利益的管 道，而僅將其視為候選人間的競賽，以至於降低對於投票的參與以及重視，值 得進一步探討。
而從媒介傳播效果的角度論之，媒介能提供政治資訊，有效提升民眾的政 治知識與興趣，進而在政治過程中啟動良性循環（virtuous circle）之機制，增 加民眾的政治參與以及正陎的態度（Norris, 2000b）。亦有學者認為大眾媒體過 於強調政治衝突和淡化政府政策，將導致民眾對於政治產生疏離與犬儒主義等 媒介抑鬱（media malaise）之情形，進而減少政治參與的行動。這兩種相對立 的觀點，成為檢視大眾媒體發展及其效果的理論機制。本文將透過如此對立的 理論觀點引導，釐清大眾媒體對於公民責任的形塑以及實際行動的促成究竟有 何效果。
本研究以公民責任感為焦點，大眾媒體的傳播效果為主要解釋途徑。若台 灣的媒介傳播效果偏向「良性循環論」之主張時，意謂媒體對於民眾個人的政 治能力有所助益，且能促成民眾積極的政治參與，那民眾就應該曉得如何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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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資訊，以期在現今社會中成為稱職的公民；反之，當台灣的媒介傳播效果 偏向「媒介抑鬱」之主張時，代表大眾媒體的暴露使民眾對政治產生疏離，且 形成低度的投票參與以及民主認同，則外界應該思考大眾媒體是否應該有所改 陏，以免損害民主政治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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