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 論
第二節 研究回顧
(一)唐代法典與法律秩序觀
傳統中國的「法典」包含律典(刑法為主)及會典等法律規範，它是官方編撰的 法律文書，可視為國家治理的參考標準，但不一定是唯一的審理標準。傳統中國 法典不同於西方法典，不具有人和人之間關係的法律規範，而是國家為了統治需 要所制定的一套治理標準。8「法典」是統治者對於治理國家的具體展現，尤其在 中國傳統法的範疇裡，國家的統治理念透過文字、法條規範、司法審判等方式予
8「法典」一詞是西方法體系下的概念，在傳統中國的脈絡中難以清楚界定「法典」。筆者列舉陶 安與陳惠馨的觀點，陶安認為現代法學家過度重視法典研究，忽略其他法律規範，他試圖在法典與 法律之間找出一個清楚的界定標準。陳惠馨以中西法典體系的比較為論述脈絡，重新審視法典的 歷史意義。兩者觀點略有差異，筆者同意陶安提出「法典之外的法律規範」，也認同陳惠馨所述「中 國傳統法律的秩序觀與審判系統」，在此將「法典」視為統治者治理國家的參考標準，它包含了多 元的法律規範。參考陳惠馨，〈傳統中國法律的特色——法典、秩序觀與審判制度的比較觀點〉，
《法制史研究》第 21 期(臺北，2012)，頁 191-220。陶安，〈法典與法律之間——近代法學給中國 法律史帶來的影響〉，《法制史研究》第 5 期(臺北，2004)，頁 229-254。
(圖 1)唐代司法官員的法律秩序觀
法典 秩序觀
司法者的 法律知識 與變通性 司法經驗與
斷案場域
以呈現，甚至是詔告天下萬民，頒行法典就是統治者理想秩序的展現。在唐代法 典研究方面，目前學界的研究成果豐碩，圍繞著「唐律」延伸出各類課題，多方 探討法律制度層面的規範、法條的制定等，進而延伸至不同面向的法律課題，如 唐帝國內部的國家、社會、個人之法益問題，9甚而擴展至天下、國際的法律觀點。
然而，不少研究集中在法典的解析與運用，從法條的局限性抽離出來是可關注的 焦點。在新的法制史研究視角中，除了以法典為基礎之外，我們更應著重在歷史 的時代脈絡，從唐代史料分析法律執行的面向與政策的落實。
首先，就法律與統治秩序的建構而言，高明士《律令法與天下法》，10提出兩 大重點「律令法」、「天下法」，傳統中國令典的發展與傳承過程，隨之出現七、八 世紀「東亞法文化圈」，其共相就是「以禮入律」。高氏認為律令法適用於中國本 土，即律令格式制度的建立，實施個別人身統治；而中國以外的天下，因古代經 典的傳承與影響，有另一套政治秩序的運作原理，又可稱為天下法，主要實施君 長人身統治。此論述架構將唐帝國納入天下統治的概念，法典秩序觀分為國內法 與國外法兩種，隨著經典流傳形成的中華法系。此「天下法」概念可作為思考點，
審視唐代法典與制度規範下的層面，它究竟觸及到哪個層面？又如何看待唐代統 治者與立法者對於法律秩序觀的建構與理解？
在法律規範與落實方面，陳登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 與國家》，11全面探討唐代法律制度及官方規範之下的法秩序，並涉及到皇權、國 家、官員、社會、庶民等多面向法律問題。陳氏以唐代庶民犯罪為切入點，檢視 唐代訴訟制度的實際運作概況、彰顯的社會治安概況與國家的因應措施，以及國 家在建立法秩序的過程中，運用超越法律之外的其他宗教或信仰的力量，降低犯 罪率，達到有效社會控制的目的。他注重於法律實際的運作，尤其扣緊國家法律 與社會秩序的互動關係，有助於思考唐代司法官員與法典運用之間的變通與調合。
其次，就法典內部展現的秩序觀而言，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 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12指出法律起源於「刑」，刑罰代表中國合法的武力，隨著 頒行法典，由刑名體系轉變為罪名體系之古代法，「法」、「律」具有度量以知輕重 的功能。此外，梁氏提出「禮法秩序」的論述架構，所謂「禮法」即道德化的法 律、法律化的道德，是法律與道德合一的混合物。它只有一種判斷標準，就是善 與惡，故法律實際只是賞善懲惡，全部的社會生活通通被包含在其中。又甘懷真
9 桂齊遜，〈五十年來(1949～1999)臺灣關於唐律研究概況〉，《法制史研究》第 1 期(臺北，2000)，
頁 201-237。
10 高明士，《律令法與天下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2。
11 陳登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6。
12 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1。
〈中國古代的罪的概念〉，13以《唐律‧名例律》為主軸，分析儒家思想對於罪的 規範之影響，及其所建構的唐律秩序規範，進而達成理想秩序。唐代立法者具有 秩序觀，也包含天人關係的宇宙秩序，此人間政治秩序亦是自然秩序的一環，故 人間規範的成立就是儒家的綱常倫理，每一個人在此結構下都被分配到固定的位 置，也必須遵守這個規範。而這套秩序的實踐，必須經過人為努力，由聖人建立 政府，推動政治，甚而立法與執法。
Jiang Yonglin (姜永琳)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The Great Ming Code，14反駁 西方學界對於中國法律的固有認識，其間存在著中西雙方對於法律概念認知上的 錯誤。他以大明律為探討核心，討論中國傳統法律中所含有的宗教性，並以「中 國為中心」的觀點去分析儒教精神與天道秩序觀。中國法律的宗教信仰是結合天 道，皇帝以天子的身分統治帝國，「天子受天命、治天下」，並建構一套官僚體制 的運作。法律中的天道秩序觀，它是一套自然界運作的規則，法律不只是約束人 的行為，更重要的是教化人民，使社會的各種規範與人的行為整合為一套和諧的 運作規則，而這就是中國傳統法典所隱含的宗教性，即統治者理想秩序的展現。
若進一步結合唐代史料檢視法典呈現的「天道秩序觀」，如長孫無忌〈進律疏 表〉提到「三才」即天、地、人，15展現「氣化宇宙觀」的法律思維。16長孫無忌 的奏表可視為唐初官員對於法律的概念，法律運作主要是根據一個以天為秩序的 模式。在唐代法律文獻中，時常可看到「天道觀」與「法律」互相運行的規則、
模式。唐代人認為執行法律要符合天道運行的原則，即「自然法則」，如有違反自 然秩序者，必會引起國家衰亡。就如《隋書‧刑法志》引用孔子之言：「刑亂及諸 政，政亂及諸身」。17因此，「法」與「道」的關係在唐代人思想中更加明顯。又如 長孫無忌對於《唐律疏議》之編撰言：「實三典之隱括，信百代之準繩。銘之景鍾，
將二儀而並久；布之象魏，與七曜而長懸。庶一面之祝，遠超於殷簡；十失之嘆，
13 甘懷真，〈中國古代的罪的概念〉，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
(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頁 363-390。
14 Jiang Yonglin (姜永琳),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The Great Ming Cod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0, pp.3-21. Jiang Yonglin 對於學界以往的典型論述架構提出反駁，此典型論述 強調中國傳統法是為了專制政治的行使，而產生出使人畏懼的法典。因此，中國沒有獨立且理性的 法律體系，更沒有如西方世界所規範的權利與自由意識，並將中國法律與統治者的人為控制作結 合，如「刑罰」是集權統治用於控制社會的手段。此外，作者提出法律中的宗教意涵，許多西方學 者將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一神教(一個超自然的神)的宗教信仰，放置在中國法律與宗教的思考範 疇，因而得出「中國沒有如西方宗教的唯一超自然的神，故宗教意涵不明確，且中國法律中存在著 魔法、迷信，那不是神的法律」的結論，西方學者將中國的宗教與法律錯置於西方的模式中，因而 得出錯誤或單一的討論結果。
15 (唐)長孫無忌，《唐律疏議‧進律疏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577。
16 參見甘懷真，〈唐律中的罪的觀念〉，收錄於高明士主編《唐代身分法制研究——以唐律名例 律為中心》(臺北：五南出版社，2003)，頁 175-183。
17 (唐)魏徵，《隋書‧刑法志》卷 20，頁 697。
永弭於漢圖」。18國家法典具有繼承前朝的正統性，如「信百代之準繩」、「將二儀 而並久」、「永弭於漢圖」，更見唐代人在法律制度上的自信與抱負。此法典與法律 思想的確立，其根基在於天道、陰陽之秩序上，唐代法典結合歷代法律之優勢，
創建法律另一新秩序。
再者，也須注意科際整合的法史學範疇。近年來法律學界在法制史研究頗為 豐碩，如從現代法與傳統法的比較觀點，或中西法律的對照、分析等，重新檢視 傳統中國法的歷史定位。關於中西法典比較課題上，陳惠馨指出西方國家以 18-19 世紀在歐陸被訂定的法典為例，即歐洲法典化運動的結果；在中國，以《唐律》
為例，認為其體系上包含實體法與程序法，但這類法典形式和現代刑法體系仍舊 不同。在秩序觀上的比較，中國主要透過十惡呈現三綱五倫的秩序觀，重視上下 的服從關係，與西方國家保障人民自由平等的秩序觀不同，西方以個人主義為主，
其法律秩序強調主動、積極、競爭的價值觀，中西兩者正好呈現完全不同的比對。
陳惠馨認為透過比較法觀點，從規範理論、法社會學的角度進行史料的分析，描 繪中國傳統法制的真實面貌，突破過去西方的刻板印象。19
綜合而言，「法典」一詞的概念在傳統中國法的範疇裡，實屬一種經典性質，
它本身帶有國家的統治理念，以及維持社會秩序、規範人民生活的功用。雖然具 有法律效力，但「經典」畢竟難以與時俱進，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人口的增 加等因素，原先不變的法典無法有效運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提出「補充法條」
的法律形式，卻造成法律規範過於龐雜的問題。我們看到了每個時代面臨新舊秩
的法律形式，卻造成法律規範過於龐雜的問題。我們看到了每個時代面臨新舊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