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工具的擬定

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三節、研究工具的擬定

（一）理性指標

本研究用來探討計畫是否符合理性的標準有以下十個：(1)計畫是否具有價值性目標(goal)，(2)價值目標是否符合公共性或公共利益(public interest)，(3)計畫是否具有可量性目標(objective)，(4)可量目標的訂定是否適當反應價值目標，(5)計畫是否進行現況分析，(6)分析造成現況之因素的因果推論是否適當，(7)計畫有無可能達成相同目標的替選方案，(8) 替選方案之間是否進行效率、公平和可行性的比較，(9)計畫所提的方案

與目標的達成是否有關聯性，(10)計畫機構的組織型態是否限制計劃過程中理性的運用。以下說明這十個理性計畫標準的內涵：

(1)、計畫是否具有價值性目標(goal)：

本研究的理性計畫的評估標準，特別將目標分成兩種，一種是價值

性目標，另一種是可量性目標，而要分辨這兩種目標間的差異，並不單就從語意上來分；這裡首先介紹價值性目標，計畫規劃者必須對計畫的走向、基本價值相當清楚，能夠對未來有所展望，並且也能夠教育決策者價值性目標的重要性，也有責任鑑別價值性目標間的部分衝突。價值性目標有幾個特色：它必須是廣泛的、一般性的，並能夠將計畫的精神陳述出來，是故它所欲達成的價值無法被測量，也不會出現在任何計畫的內文之中，價值性目標只有在決策的系統上具有意義。價值性目標所

代表的意義有三種類型：個人的情境或行為、社區或社會的系統性特色、一個制度或組織的特色。價值性目標的來源可以從章程或法規，也可以從政府研擬計畫的部門或非政府組織（NGOs），甚至是報紙、電視或國際新聞雜誌。

(2)、價值性目標是否符合公共性或公共利益(public interest)：

公共利益的符合有兩個標準：一是該價值無法劃歸為特定對象的私人利益，二是該價值的滿足除非透過公共手段，否則很難達成（Mayer，

1985）。目標的公共性越高，政府介入的正當性也越高，有效性也可能比較高，反之亦然。國家的政策必須反應公共利益，這是計畫規劃者的重要責任之一，雖然學界對公共利益尚無共識，但都視其為公共政策的評估標準，是政策所追求的目標。以本質上來看，公共利益是指政府以超越私人利益範圍的行動，所追求的利益，故公共利益應超越各種私利的加總（江岷欽，1995）。就經濟學而言，是以效率為標準，認為政府所提供的財貨或服務，比私人所提供的更具效率利益；就社會學而言，

是以利益所產生的影響為集體性質，或是個別性質來認定是否為公共利益，而好的公共政策最好能夠多方考慮計畫本身是否符合公共利益，以提高介入的正當性。可是當決策上無法完全追隨公共利益時，或者不知道何者該優先考慮，那就先停下腳步討論何種利益是人民所期望的。

(3)、計畫是否具有可量性目標(objective)：

抽象的價值性目標必須用量化的目標來代表，缺乏可量性目標不但使人民無法評估施政的成效，連施政者想評估自己的成效都有困難。可量性目標至少應包含以下四個特點：1、要提及可測量性的需求，2、要設定需求的受益族群，3、要具體說明所期望改變的量，4、要具體說明一段時間內所欲達成的改變。在設定可量性目標的過程中，規劃者勢必要面對現實的考量，儘量能夠把理想和現實融合在一起，或許也得修正原來的方向。一個計畫通常有數個可量性目標，而這些目標彼此間可能有不同的相關性，可能為正向的相互依存，或者比較沒有相關的獨立目標，又或者會有負向的相互限制現象；當目標間是屬於正向的相互依存時，我們可以試著將它們整合；當目標間比較沒有相關時，我們可以依據受影響的人口數、問題的嚴重程度、政府介入是否有效等將其優先順序做排序；而當目標間會彼此牽制時，我們就只能儘可能將目標間的關係轉變成正向的，將正向的影響發揮到最大，將負向的影響降到最低。

(4)、可量目標的訂定是否適當反映價值目標：

如果說價值性目標是一個計畫的最高價值，那麼可量性目標就是達成此一價值的手段。當我們在設定一個計畫的可量性目標時，必然要考慮到它是否能適當的反映價值性目標，一如討論任何研究的變項間因果關係一般，錯失了因果關係的建立，整個研究就變得沒有意義了。同時也提醒我們，計畫在擬定過程得要時時反覆對照著價值目標進行，並且

環環相扣，保持計畫內容的一致性。

(5)、計畫是否進行現況分析：

現況分析所代表的涵意也可說是一種需求評估，計畫的施行是對現況的改變，是需要有足夠的證據去支持這樣的現況是需要被改變的。現況分析扮演經驗回顧的角色，重要性在於它提供計畫規劃者對於「量」

的估計工具，反映出原本資源分布的狀況，期望讓政策能夠更具公平性，讓良性的發展得以持續，並預防重蹈失敗的覆轍。

(6)、分析造成現況之因素的因果推論是否適當：

理性計畫的標準介紹到這裡，又再次遇到因果推論的問題，此部分有賴多方文獻搜集與統計模式的支持，就目前政府單位徵求衛生政策計畫的觀點來看，現況分析應包括：1、與計畫相關的政策或法令依據，2、

所欲改變的問題狀況或發展需求，3、國內外相關研究之文獻探討，4、

本計畫與醫療保健之相關性等，大致已將重點納入。

(7)、計畫有無可能達成相同目標的替選方案：

研擬替選方案是計畫過程中最有創造力的階段，當然能夠構想的替選方案越多，能選出最好的方案機會就越大。替選方案有以下幾個特點：1、替選方案間是互相獨立的；2、當替選方案間的服務與影響並無簡單線性關係時，則用可以達成目標的程度來區分；3、替選方案都應該要有部分的正面影響。替選方案的研擬步驟如下：提出問題的概念架

構－提出所有替選方案－篩選 3~5 個方案－將篩選出來的 3~5 個方案製作更詳細的企劃。

(8)、替選方案之間是否進行效率、公平和可行性的比較：

方案效率的評估通常以成本效益分析或成本效果分析的方式呈現，若是以成本效益分析為基礎，則需考慮到三個方面：健康改善、附加價值創造、資源節省，有兩種情況，預算固定時選益本比最大，預算不固定時選益本差最大；若以成本效果分析為基礎，則完全屬於決策者的邏輯，選擇認為最有利的替選方案。社會公平和個人的喜好無關，完全超越個人的價值判斷，必須考慮計畫對整體社會的公平性。考慮可行性時，可以先假設方案可能遭遇的支持或阻礙，針對人物、地點、動機、

信念和資源等方向作盡可能詳細的描述，並預謀解決之道，衛生計畫如果習慣性的忽略這個步驟，便較有可能在立法與執行過程中遭遇挫折，

尤其當方案本身所牽涉或改變的利益分配越廣泛時越是如此。政策的評估必須同時考慮公平、效率與可行性，而且三者往往彼此有權衡關係，

但必須有所取捨時，理性的決策者應在維護公平與效率的前提下為可行性的問題預謀解決，而非以後者來犧牲前二者。

(9)、計畫所提的方案與目標的達成是否有關聯性：

理性計畫標準強調關聯性，除先前所提到的可量性目標必須跟價值性目標具有關聯性以外，這裡也指出計畫所提的方案也必須同時跟價值

性目標及可量性目標有關。

(10)、計畫機構的組織型態是否限制計劃過程中理性的運用：

以計畫執行單位作為計畫規劃單位即為典型的行政型組織模式，而非以執行單位作為規劃單位即為獨立型組織模式；一般而言，行政型計畫組織比較容易考慮到計畫與執行間可能產生的落差，提高計畫的可行性，但也因此容易在計畫時，屈就現實而僅作較保守的改革，並容易以可行的手段作為優先考量來主導目標，因此不容易在計畫中看到詳細的因果推論或目標與手段間的合理關聯，也較少有替選方案之間的比較評估，其可見的總效果便是理性計畫特質較為缺乏。獨立型計畫的優點與缺點與行政型正好互換，並且整體而言比較容易出現理性計畫所應具備的特質。

（二）資源分布指標

（1）Gini 係數

為了解醫療資源的分布情況，本研究採用羅倫氏曲線（Lorenz curve）方法並計算曲線之 Gini 係數，作為量測醫療資源分布不均情況的指標。Lorenz 曲線為經濟學家 Lorenz 於 1905 年提出，以相對均等的概念探討所得分布的不均度，後來義大利的統計學家Gini 於 1922 年提出Gini 係數指標，故 Gini 係數是經濟學上用來說明所得分配的羅倫氏

描述醫師在人群中的分布情形，可以用圖3-1 來說明。圖 3-1 的橫座標 表示人口的累加百分比，縱座標表示醫師數或病床數的累加百分比。

圖3-1、GINI 係數示意圖 Gini＝X₁Y₁＋ΣX_i+1Y_i-X_iY_i+1

Xi：人口數累加百分比 Yi：事件發生累加百分比

依據上述排序劃出羅倫氏曲線，代表資源分配曲線，如果醫師資源分布完全平均，則其分配曲線應為傾斜45 度角的那條對角線，對角線上的任何一點，代表社會上某百分比的人口，相對可以分配到相同百分比之醫師，例如 50％的累加人口在此一斜線上所相對獲得可利用的累加醫師數也是 50％，不過事實上這種完全平均分布的情況不太可能存在。就圖3-1 中的曲線Ａ而言，前面 50％的累加人口僅分配到 20％的累加醫師數，因此假如分布情形越不平均，則其分配曲線與45 度角直線的偏差也

越大，在最壞的情況下，假設全部醫師均集中在某一地區，則此時分布曲線會呈一直角的折線。

GINI 係數乃由分配曲線與對角線所夾之面積與對角線下的直角三角形的面積所得之比值，在絕對平均分布的情形下，其分布曲線與平均分配線重疊，二者所夾的面積為 0，因此 GINI 係數為 0，以此類推，我們便可計算圖3-1 中曲線Ａ及Ｂ的 GINI 係數分別為 0.4 及 0.2，而當分布呈現折角的絕對不平均分布時，其GINI 係數值為 1，也就是當曲線的 GINI

在文檔中台灣醫療網計畫評估：理性指標及資源分布指標之分析 (頁 34-4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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