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對象
In my think, I see that people forgot me.
─Joao Biehl（2005）
Biehl 的著作 Vita 這個研究的特別之處在於有別於人類學以機構或群體為單 位研究，作者以一位女性的言說（Catarina，三十幾歲）為主軸。他所研究的對 象被誤認為精神病患，最後透過醫療團隊的鑑定，才發現 Catarina 罹患的是運動 失能症。在此之前，家人與醫生將患者不協調的肢體動作視為精神分裂的證據。
Catarina 曾指出體制的暴力性：「然而當我無法同意他們時，我就被視為瘋子！」
體制化的醫療過程涵蓋非常態的人，成為個人持續且根深柢固的身份。故此，為 了形塑個體間的網絡，Biehl 追溯相關人員（包含家庭成員、社工員、醫院人員、
庇護所內的其他受庇護者），對照巴西政府的政策轉變，分析社會運動如何影響 庇護所的誕生，把巴西公開或隱蔽的現象公諸於世。透過 Biehl 書寫各方衝突張 力並結合當代的論述交織，讀者才一窺庇護所的全貌。
本研究並未單以一位女性為主軸，而是訪談多位庇護所內的小姐，並針對幾 位柬埔寨的女性隨同返鄉訪談。受到 Biehl 研究方法的影響，欲從微觀層次書寫 個體的行動，放射至社會結構下的政策轉變。利用 Biehl 討論庇護所案例的脈絡，
釐清移工如何看待「有問題」的自身處遇。本研究凸顯行動者的理性計算與膽識，
輔以說明社會結構和國家政策如何滲入移工生活。透過雙邊互為影響的觀察，將 看見人口販運法律策略與庇護所的日常生活，如何彼此激盪深刻的歷程與矛盾。
一、 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第二章側重於政策的分析，針對移工庇護所的成立與鑑定機制的流 程，蒐集報紙與訪談相關人物，同時也加以整理分析政府對於移工治理的政策等 文獻資料，資料來源包括政府部門的報告、學術性論文、報章雜誌等，以作為第 三章與第四章深度描述的背景。
Clifford Geertz 在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一書中，引用韋伯（Max Weber）
的觀點：「人類是一種將自我懸掛於自身所編織的意義之網（web of signifience）
上的動物。」在此所談的「意義之網」就是文化。然而，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常造 成經驗主義的危險性，意即研究者所記下的觀察結果，往往被當成真實經驗的證 據或生活方式記述。對此，George Marcus 和 Michae Fischer 指出詮釋人類學所 使用的描述方式，涵蓋了「對於民族誌實踐與文化概念的反思」（Ann Gray，2008：
33-35）。Geertz 所使用的深描（deep description）同時也帶有反身性（reflexivity）
的描述。他在敘述眉毛時，提出淺描（Thick description）與深描的相異之處，淺 描代表事實的展現（都是挑眉的動作），深描則是文化意義的建構（各種挑眉動 作代表不同的意涵）。更重要的是闡述背後的詮釋與深層的隱喻，細緻的理解與 觀察個人經驗與行動來了解象徵意義，讓行動成為一種言說機制。此研究方法並 非以小見大，而是透過細微來捕捉大理論的缺乏，故此 Geertz 並非要取代結構 理論的系統，詮釋行動背後的意義將有助於更深瞭解意涵。
本論文採取民族誌的質性研究方法，受到 Geertz 反思行動者的啟發，我發 現欲詮釋行動者的主觀意義，必須站在異文化的反思位置，在看似簡單的行動中 梳理層層複雜的關係，才能釐清行動者在社會文化中的位置。我以志工老師的身 份進入庇護所，一方面負責協助內部的電腦課、中文、歌唱等課程；另一方面，
因為老師的身份往往與管理者劃上等號，我為了擺脫老師的身份21，便選擇沒有 上課時也與小姐們共聚於客廳看電視、聊天，假日有時也陪同外出。透過整日陪 伴使我觀察到庇護所的作息與概況，以及小姐們日常生活的互動。除了參與觀察 之外，我也深度訪談在庇護所較熟悉的小姐們，擴大接觸原鄉家人及在台的朋友
21因此我希望他們直稱小名就好。然而，有趣的是較年長的女性都會叫我老師，對我的態度也比 較尊敬；而較年輕的女性都直稱我小名，有時候也會亂取綽號。
同事。另外，也觀察庇護所內部的工作人員，來了解庇護所面對社會外界的姿態，
以及和這些小姐的互動過程。
我於庇護所的時間表如下：2009 年七、八月每日早上九點至下午六點於此 的田野觀察，之後則改為每周固定一至二日走訪該庇護所。長期的相處使我與訪 談對象建立一定的互信關係，支持我做這樣的深度描述。本文收集田野資料主要 來自資料收集、訪談和田野觀察：一、為了解台灣庇護所制度與運作，我蒐集近 二十年的報章資料，建構庇護所的歷史更迭。除了透過官方資料和報章雜誌來了 解，同時也進到情境中進行觀察和記錄，交叉分析觀察與訪談資料有助於了解當 地的脈絡；二、訪談庇護所內的小姐，由於她們來台時間約 3 年以上，彼此皆可 順暢的溝通；三、訪談幾位假結婚來台的柬埔寨女性並貼身記錄他們與家人的互 動，以及柬埔寨愛滋病和人口流動的行動研究協調組織（CARAM Cambodia），
說明當地的組織如何協助在台灣的受害者；最後，則拜會柬埔寨的工廠，訪談當 地勞工與管理階層。
所以，本論文的兩條主要軸線：在台的移動路徑與原生國的遷移過程。這兩 條脈絡是互相關聯，過去的研究往往擇一進行討論，而筆者將兩條脈絡同時進行 檢視，以庇護所內的行動者生命歷程和移動路徑做為本研究的重點。庇護所作為 一個匯聚的場域，內部存在許多不同的境遇，在遷移的路徑中會產生差異。故此 我勾勒出個體非常態的遷移概況，反映出結構面下的個別行動者在自身生命結構 中所實踐的能動性。
二、研究對象
移動（mobility）已是全球化下的趨勢，人們隨著經濟貿易遷移，使得田野 的研究對象不再限於一個地點，而是隨著報導人移動。過去強調單一田野的「蹲 點」傳統不再，取代的是 George Marcus 所提的多重場域民族誌（Mut-sited Ethnography）的多元田野方式，作者提出的多元場域是以全球化跨國性的概念 為出發，處理全球化體系中的民族誌微觀視角，透過各種連接點的位置越過時空 向度，呈現移動個體穿越不同時空的歷程。本文研究中的研究對象，因為工作或 家庭之故，必須遷移至外國打工，他們因受害而進到庇護所，期滿了便返鄉。多
點的移動研究促使我也跟隨著研究對象在台灣庇護所、母國進行深入訪談與觀 察，也追尋他們參與的聚會活動和特殊的衝突事件，著重於各個脈絡之間的關 連，處理系統當中不同層次的視角。
本研究以一家隱匿於天主堂的庇護所為觀察地點，我以志工的身份進入到內 部生活和訪談。本文以該庇護所為田野的主因在於，此庇護所服務移工已有近二 十年的經驗，庇護的歷史約有十年。同時，台灣政府初次鑑定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時，該庇護所對於政府安置措施給予許多的幫助。假日時，各國移工在此聚集活 動，庇護所成為自由進出的場所。屆時將可觀察到庇護所的小姐和其他移工的互 動模式，無論是保留或揭露的姿態，都與他們的自我認知相關。同時我深入接觸 的庇護所的小姐陸續皆已拿到工作證，得以在庇護期間外出工作（晚上十點前仍 然必須回到庇護所）。這些小姐多於 2009 年五月至九月間來到庇護所，直到筆 者結束田野時，只剩下六位印尼女性，目前的受害者待在庇護所最長的時間為二 年多，平均於此的時間為一年半左右。
筆者於庇護所進行一年半的田野，接觸過的小姐約有 45 位，深度訪談的約 有 12 位小姐，研究訪談結束之後，仍然持續至庇護所授課，之後就較少再做訪 談。主要原因是在這段時間與小姐們的互動較多，爾後許多小姐陸續回國，以及 所待的庇護所與政府的合約到期，短期間內未有其他的受害者進入該庇護所。本 論文除了在庇護所一年半的田野觀察之外，為了瞭解返鄉過程，也前往柬埔寨一 個月田野觀察。同時，也特別討論在台灣無官方機構駐紮於柬埔寨22的情況下，
無法藉由官方角色合作時，台灣與柬埔寨的非營利組織如何實踐救濟行動。本文 選擇柬埔寨籍女性返鄉的原因如下：一、研究者與他們建立較深厚的關係，能夠 假日協同外出，使我更能了解他們於日常生活景況；再者，這些女性在台皆超過 五年，我在語言上較能夠與她們清楚溝通；第三、柬埔寨非營利組織與他們密切 連繫，因此當他們返國之後，我仍可以透過該組織聯繫了解，利於研究者前往柬 埔寨作後續研究訪談。
22 根據宋鎮照（1998）於《我國與柬埔寨政經關係之回顧與展望》考察，發現1958年因為柬國 政府承認中共政權而與台灣斷交。直至1994年簽署互設代表處協定，重新開啟雙邊發展。然而，
總理韓先以我方涉嫌提供恐怖行動軍火而取消台灣駐金邊代表處。宋鎮照認為除了以軍火為藉口 之外，其政治意涵是為了討好中共。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分為兩大類：
一、 庇護所內部訪談與參與觀察：
1. 庇護所工作人員，內部的管理流程 2. 小姐的生命歷程與外界朋友的互動 3. 庇護所突發事件處理過程
4. 訪談專勤隊與勞委會相關人士
二、 柬埔寨原鄉訪談與參與觀察：
1. 小姐返鄉之後與家人鄰居的互動 2. 柬埔寨仲介與工廠的勞動環境
3. 當地 NGO 團體與婦女研究領域的教授
3. 當地 NGO 團體與婦女研究領域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