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現

一、 勞動人口的跨國遷移

新自由主義認為民族國家為了資金的流動，促進全球化下的市場自主交流，

創造一波新的勞動遷移潮。然而低技術勞工無法隨著資本任意流動，國家便採取勞 動去管制化的作法，促使勞動市場更具彈性化。國家排除或接納低階勞工的遷徙，

取決於國際勞動配額的考量，以及民族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和地主國的勞動需 求。而跨國勞工為了解決國境的藩籬，多半會向銀行貸款來償付高額的仲介費，

或者自身具有優勢的勞動條件等狀況以獲得遷移的機會。說明了勞工移動實則非 屬自然化的現象，而是必須通過在國家的主權下所築起的層層障礙。

換句話說，上述觀點似乎主張移動者必須具備足夠的資本，才能通過國界的 限制。本文則以柬埔寨非法移動路徑駁斥此說法，強調無資本的女性為了躲避法 律與國境的界線，經由假結婚得以跨越國界，藉此脫離貧窮、擴展人生經歷、建 立屬於自己的家。非法遷移鬆動了原有的勞動疆界，然而移動的代價卻是在地主 國遭受到非人道的剝削、無法律保障的非法身份，以及移動者更恐懼於警方的查 緝。早期台灣政府未能重視這個議題，民間團體主動私下庇護、協助遭遇受害的 移工，同時積極的倡導呼籲政府採取行動。直至美國「人口販運問題報告」的評 比，將台灣降至第二級觀察名單，代表著台灣若再降一級，將遭受美國的經濟處 罰，台灣政府始積極展開相關的措施。

當代全球治理關注跨國遷移下的人口販運問題，一方面以美國為首，建立起 防制人口販運的跨國網絡，同時結合 911 事件後的反恐戰爭策略，美國以經濟制 裁要求曾接受美國經濟與安全援助的國家，共同加入防制國際人口販運。另一方 面，非營利組織加入國家體系範圍之外的跨國網絡，積極的扮演救援受害者與監 督政府的角色，不僅在國家之間無外交關係的困局中，擔任跨國救援與庇護權利 的保障管道；同時也提供美國國務院評估各國政府實施防治措施的狀況，以作為

「人口販運問題報告」的評比觀察，體現全球公民社會的樣貌。當國際社會逐步 關心人口販運下的受害者，使得台灣和柬埔寨兩國不得不重視人口販運的嚴重 性，間接影響著國境的移動政策。

二、 不均質的國家面貌

當我們討論國家時，經常預設了單一霸權或均質的形象。本文則顯示出現代 國家在庇護安置程序中，透過各部門彼此協商、角力，達成控管移工之目的，而 非侷限於單一部門。在此，我將以「不均質的國家面貌」的概念，描述庇護所下 更為複雜的角力空間，並指出各部門之間的串聯與合夥關係。

首先，台灣的移工庇護系統區分為不同的經營形態，影響著庇護所內部的控 管方針，使得小姐們可獲得的補助和協助也盡不相同。勞委會和移民署隸屬於不 同層級的政府單位，依照庇護對象的入境身份決定安置住所與資源，同時也區別 全案委託、公辦民營、個案委託這三種經營的型態，這些的劃分影響著政府掌控 庇護管理的深淺。其中，個案委託的庇護所的自主性較高。相異的補助單位影響 著小姐們可獲得的金額補助，故此社工為維護社群間的公平性，選擇將資源平分 給小姐們。

其次，鑑定流程涉及了不同單位的運作，形塑了各部門之間的角力關係，複 雜的程序使得人口販運受害者的鑑定更為動態，因而行動者於縫隙中發展出行動 與言說的應對策略。對於人口販運的監管網絡。在看似對立的合法與非法之中，

實則是執法單位透過不斷來回確認，以及所累積的經驗審理而決定，構造出相似 的受害形象。然而，在實務的運作上卻是模糊的，這些曖昧位置正標示了多重層 次的鑑定關係。警察查獲、救援移工之後，由於績效的壓力轉而將其鑑定為人口 販運下的「受害者」；爾後，再經由專勤隊深入的清詢鑑別確認；最終仍須透過 檢察官／法官依據其經驗審理決定。不同單位的鑑別產生了落差與縫隙，小姐們 置身於動態的鑑定網絡之中，將會適時的挪用受害身份，以符合外界的期待，並 積極的爭取返鄉或工作的權利。

最後，從研究中發現，政府透過補助庇護所經費，將庇護制度程序化，採取 清晰的庇護界線以控管人口的流動。除了管理庇護所內的小姐生活之外，政府更 具體要求庇護績效以維持管理系統的穩定性。有別於政府的庇護制度，具有勞工 權益意識的非營利組織則呈現出與政府治理邏輯的相異之處。非營利組織能夠擺 脫官僚體制的束縛且具有靈活的適應性，成為國家以外的跨國救援系統，一方面

配合政府的管理機制，也給予受庇護者彈性空間和移動的自由，同時也將政府所 實施的防制人口販運政策，提供美國評比《防治人口販運報告》的參考，呈現出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既衝突又合夥的變動關係。

三、 庇護所概念的更替

本論文陳述庇護所的誕生與轉變過程（1985-2010 年），揭示庇護所未必是一 個穩固不變的單一狀態，而是隨著歷史的變化，同時也改變內部的生態。對此本 研究歸結為自主管理期、新庇護所的控管期、彈性變動期這三個階段的演變，影 響庇護所的互動及生態。

第一、庇護所自主管理期：意即政府較無對內控管，僅補助庇護所經費。台 灣經濟起飛之後，提高經濟市場對於勞動力的需求。然而，公民身分的排他性、

種族的歧視與惡質的勞動條件卻導致移工陷入窘困的處境。故此，具有人權意識 的教會團體率先私下庇護，為了避免仲介或雇主的舉發，只能私下藏匿移工，協 助他們收集相關的證據，以獲得政府單位的協助。直至 2001 年台灣因為經濟蕭 條，造成許多工廠倒閉，緊急庇護大量的失業移工成為當時必須解決的問題。非 營利組織無法負擔龐大的庇護費用，轉向尋求勞委會的協助。至此，勞委會開始 給予庇護所經費的補助，不過這段時期政府並未對於庇護所內部有太多的管理和 干涉。

第二、新庇護所的控管期：全球化的人權論述形塑了庇護所的形態，庇護所 歷經非營利組織從獨立運作到國家介入管理，改變了內部時空的規劃，政府的介 入較為頻繁，體現出標準化過程中對於人的控管。2007 年台灣為避免美國經濟 制裁及提升國際的人權形象，推動安置與保護「受害者」的計劃。一夕之間，庇 護所聚集了許多通過鑑定機制的「受害者」。除了過去由勞委會統籌庇護資源之 外，移民署也於 2007 年加入安置，調整庇護所的內部規章，連帶要求庇護所配 合相關管理人口的措施。

第三、彈性變動期：政府核發受庇護者工作的權利，影響了內部的時空規約，

同時也改變了他們歸鄉的動力與日常生活樣貌，小姐們展現有別以往的姿態和生 活條件，甚至感覺庇護所更具有家的意象了。「無聊」經常是小姐們必須面對的

處境，甚至是期待返鄉而不得的糾結情緒。不過，2009 年小姐們擁有工作權之 後，提升了經濟能力與穩定生活的品質，同時也鬆綁了公私領域的疆界，使得個 體移動更為自由；然而，經濟提升加深內部有／無勞動的落差感，淡化了人際關 係的生態鏈，導致有／無工作權的女性間形成彼此殊異的生活。

庇護所生態的改變攸關政策的發展，同時也反映出台灣社會人口販運「受害 者」治理模式的轉變。本文所歸結三個階段的演變，並非是固定不變的狀態，而 是因著社會發展將再度轉變。因此，未來將能繼續探究內部生態的演變與行動者 的處遇過程。

四、 「受害者」情感與理性計算的風險

跨國流動不只是社會結構所形塑的過程，同時也鑲嵌著個人行動策略的靈活 運用與情感因素。女性在遷移的路線中，「貧窮」也許是移動的一項近因，卻無 法含括背後更為複雜的社會脈絡與國家因素。研究發現，柬埔寨女性的遷移可視 為生活中的理性計算，透過視野的開闊、居住權的確認、融入台灣整體社會的方 式，提升自我的認知形象。

根據筆者的觀察，縱使回到柬埔寨階級難以流動的社會結構當中，因著自身 努力所獲得的金錢，返國之後仍然影響著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時，他們多半 隱匿在台的「受害」汙名身分，靠著援助他人經濟、改善物質結構，鞏固母國對 跨國移工光榮返鄉的期待。然而，非法移動的女性同時也極力區別仲介婚約和自 主打工的差異性，相較之下以「假結婚」身份到台灣工作的女性，似乎在跨國移 動女性當中仍占有較優勢的條件位置。但是回國之後女性是否能靠著文化或經濟 資本，突破原先結構的限制，在就業環境中向上流動？仍舊是日後必須觀察的部 份。在此，我們可以繼續指出庇護所內的行動者如何利用資源和自身形象，發展 出抗衡的能動模式。

當庇護所被政府視為安全之港時，同樣置身於庇護所的小姐們則面臨不同的 挑戰。首先，在庇護所內的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下，行動者掌握場域與時間表，建 構一種不被完全控制的生活。除了研發出規避技術與發展自由的區域，也串聯彼

當庇護所被政府視為安全之港時，同樣置身於庇護所的小姐們則面臨不同的 挑戰。首先，在庇護所內的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下，行動者掌握場域與時間表，建 構一種不被完全控制的生活。除了研發出規避技術與發展自由的區域，也串聯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