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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動機
根據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的「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統計顯示(家 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9)，截至民國九十八年底，家庭暴力案件總計 為 89,253 件，以婚姻、離婚或同居關係的暴力案件 52,121 件為最多數，占家庭 暴力總案件數 58.4%。再者，依據內政部社會司及直轄市、各縣(市)政府統計顯 示(內政部統計處，2009)，民國九十八年提供目睹家庭暴力的服務人次總計為 9,052 人次，相較於民國九十三年提供目睹家庭暴力服務的 2,286 人次，將近增 加了四倍的服務人次。研究者認為，目睹家暴的服務人次增加，不僅顯示近幾年 目睹兒童的黑數正逐漸減少之外，亦表示現提供目睹兒童的服務正擴展中，影響 服務目睹兒童人次的統計數據。
家庭暴力對目睹兒童的影響甚鉅；並非僅有肉眼看見的皮肉傷才是真正的苦 痛，潛藏於內在的壓力與鬱悶，更是造成目睹兒童不可抹滅的傷痕。從目睹家庭 暴力對個體的影響觀之，目睹兒童可能會產生個人適應的困擾，包含內在性的行 為與情緒問題，如憂鬱、憤怒、內疚、創傷暨壓力症侯群(Adamson & Thompson, 1998; Grych, Jouriles & Swank, 2000; Levendosyk & Graham-Bermann, 2001;
Spilsbury, et al, 2007；曾慶玲、周麗瑞，1999；沈瓊桃，2005) 、外向性行為，
如攻擊、逃家、冷漠(Davis, Hopes, Alpert & Scheeber, 1998；Grych, et al, 2000;
Levendosyk, & Graham-Bermann, 2001; 曾慶玲、周麗瑞，1999；沈瓊桃，2005)、
學校課業或智能問題(沈慶鴻，2001；曾慶玲、周麗瑞，1999)。另外，家庭暴力 亦可能影響目睹兒童的家庭適應，如拒絕與父親互動，又對母親既疼惜且憎恨的 矛盾情感；或手足間因應家庭暴力的態度不同，彼此產生嫌隙；家庭的失功能，
造成家庭次系統間的拉扯與對抗的關係(沈慶鴻，2001)。然而，有些目睹兒童的 個人與家庭卻適應良好，換言之，目睹家庭暴力對兒童除了可能產生負面影響之 外，同時亦有機會引發其促進適應良好的積極與正向的能量，而此種保護因子包 含高度的自我控制、未施暴家庭成員的照顧與保護、重要他人的支持、正向的學 校社會經驗與人際關係等(沈瓊桃，2010)。此外，並非所有目睹兒童都會有這些 負面或正面的影響，這些影響目睹兒童因應家庭暴力的策略與身心反應的因素，
包含兒童的年齡(Jaffe, Wolfe & Wilson, 1990)、性別(曾慶玲、周麗端，1999)、父 母目睹家庭暴力或受虐的歷史( Adamson & Thompson, 1998; Levendosky &
Graham-Bermann, 2001)、目睹家庭暴力次數與暴力事件的嚴重程度(Edleson, 1999a; Grych et al, 2000)、兒童對家庭暴力的認知與評估(Grych et al, 2000; 陳思 儒，2005)、家庭關係(Grych et al, 2000)、親職功能(Levendosky & Graham-Bermann, 2001)、社會支持系統(Beeman, 2006)等。綜前所述，除了得知目睹家庭暴力對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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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影響甚鉅，同時也要知道影響目睹兒童不同反應的因素，社會工作者才得以 規劃適切的處遇服務。
善用評量的方法與規劃適宜的目睹兒童處遇服務是相當重要的。社會工作者 必須運用綜融的方法全面性的評量目睹兒童，包含兒童與各家庭成員間的關係，
以及兒童與手足、同儕、學校和社區間的關係，或經由測驗和/或臨床的面談，
了解家庭系統的脈絡(Lehmann & Rabenstein, 2002)，進而擬定符合目睹兒童需求 的處遇計畫。根據不同的處遇目標，即運用的理論基礎亦會有所差異，通常提供 目睹兒童的處遇方案，強調三大目標的實現(Groves & Gewirtz, 2006)：首先，針 對家庭暴力對目睹兒童的負面影響提供治療性的處遇，可以創傷理論、依附理論 和社會學習理論的基礎，減緩目睹家庭暴力對兒童的負面影響；再者，強調強化 兒童與家庭的安全與發揮保護功能為目標，著重於家庭為焦點的處遇服務，如修 復父母─兒童的關係、強化父母的親職功能、釐清家庭成員對家庭暴力的看法 等，顯示運用家庭系統理論提供處遇的重要性。最後，界定兒童的風險處境，聚 焦於辨識兒童的風險因子，如人格特質、家庭環境、學校、社區等，則可依據生 態系統理論、優勢觀點等評量目睹兒童的風險處境與保護因子。
根據國內外文獻得知，目睹兒童的處遇模式可概分成三大面向探究：首先，
依照目睹家庭暴力對兒童的影響程度區分，可分成初級預防策略(預防)、次級預 防(復原)與三級預防(治療)((Jaffe et al, 1990)；再者，從資源種類來區分，即可分 成庇護所處遇、社區婚暴處遇計畫與兒童心理衛生中心(陳怡如，2001)；最後，
以介入方式劃分目睹兒童處遇模式，則包含危機介入、個人介入、團體介入、家 庭介入與社區介入(Jaffe et al, 1990; Lehmann & Rabenstein, 2002;
Graham-Bermann, & Hughes, 2003;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2006; 任彥蓉，2009)，
從不同的面向即可區分成各種處遇模式，研究者將參考這些處遇模式探究國內目 睹兒童社會工作處遇模式。
臺灣於 1990 年代即關注目睹兒童的議題。1990 年代中期，少數機構陸續開 展目睹兒童的處遇服務，關切家庭暴力對兒童的影響。2000 年代，目睹兒童的 處遇服務則呈現不同的風貌，根據任彥蓉(2009)整理的「臺灣目睹兒童服務資源 現況」之資料顯示，得知臺灣的目睹兒童處遇服務多是由社福系統規劃的個案工 作、團體工作與社區倡導服務，相較於國外的處遇策略，國內少有資源系統間的 整合性方案。再者，處遇目標強調運用個案和團體工作的方法為目睹兒童提供治 療性的處遇服務，卻忽略善用社區介入的方法向社會倡導或建立資源網絡。最 後，目睹兒童的處遇服務須結合婦保與兒保的資源系統，建立夥伴關係的合作將 是提供目睹兒童協助的關鍵。
國內探討目睹兒童的文獻，以年齡為區分，一為探討成人於兒童時期目睹家 庭暴力的感受與影響，以及成人後的生活或家庭的適應情形(陳卉瑩，2003；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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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婷，2003；黃群芳，2003；姜琴音，2004)；另一則是研究未成年的目睹兒童，
包含目睹家庭暴力對兒童的影響與因應策略的運用(黃佩儀，2005)、瞭解目睹兒 童家庭改變(如雙親離婚)的經驗、需求與因應策略(陳文璇，2008)、探究目睹兒 童與受暴母親的親子關係對目睹兒童的感受與行為的影響(莊靜宜，2004) 、以 及研究子女知覺父母婚姻暴力經驗、社會支持和共依附之間三者間關係(吳秋 月，1999)。最後，則是瞭解社工提供目睹兒童協助的經驗，以及簡介目睹兒童 的處遇現況(陳怡如，2003；任彥蓉，2009)。另外，劉菀玲(2008)則探討同時遭 受目睹與虐待的雙重家庭暴力者的生命經驗，從中萃取其個人復原力與環境互動 的情形，瞭解復原力對雙重家庭暴力者的積極效果。
綜前所述，瞭解家庭暴力不僅對目睹兒童造成生理、心理與社會功能的影 響，亦限制家庭系統的運作，導致家庭失功能的結果，但也可能同時促發目睹兒 童的復原力，增加其因應個人與家庭適應的能力。國內文獻有目睹家庭暴力對兒 童影響的實證研究、社工提供目睹兒童處遇的經驗、以及提供處遇服務概況的資 訊，卻仍尚未對目睹兒童的社會工作處遇模式進行完整的討論，包含評量要點與 理論基礎、處遇的理論依據、處遇目標、處遇方法與內容、資源運用的內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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