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章將闡述研究者的研究背景與動機，首先分析美國多元文化主義理論發展 的過程以及在當中 bell hooks 所扮演的角色，並且藉由分析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的 發展脈絡，探討台灣當前多元文化教育的需求，再進一步分析當前新興族群「新 移民女性」的教育需求。根據研究動機，提出具體研究目的以及可行的研究方法。
最後闡述本研究的研究範圍與可能的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多元文化主義的定義與發展
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一開始是因著族群關係的議題而開展，然而其所引發 的後續影響與思考卻不僅止於族群。美國是一個移民為主要組成的國家，其民族 大熔爐的形象曾經掩蓋了當中種種的不平等，展現出所謂的「美國化
(Americanized)」的社會。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大量移民潮從紐約登陸，該 時期的教育強調美國文化認同的發展，學校更加強以一個核心文化為標準，執行 貫徹單一美國文化認同的教育措施。在這樣的教育措施底下，美國為數眾多的墨 西哥裔學生被禁止在教室之外講母語西班牙語，許多大城市也紛紛成立天主教學 校，傳承新教習俗（莊明貞，1997）。從定義上來說，非裔美人是屬於最古老的美 國人之列，因為他們的文化傳統幾乎是在美國土地上形成的。雖然美國在獨立宣 言中寫著：「人人生而平等，他們的造物主賦予了他們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 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但是非裔美人族群很快地就發現在美國社 會，這裡所說的「人人」並不包括他們，無數事實也告訴他們，想要擁有平等的 權利必須靠自己的鬥爭。
自 1955 年 Rosa Parks 在公車上拒絕讓座給白人而被捕，引發由 Martin Luther King 所領導的黑人抵制城市公車運動，隨後黑人的民權運動即如潮水般席捲全美 國。(Franklin, 1980)在接下來的十年間，美國的黑人族群開始要求各項平等的權利。
1960 年代民權運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消除在居住環境、工作僱用與教育上的歧視。
1964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懸置多年的《民權法(Civil Rights Law)》，該法不僅廢除 了在公共設施中的種族歧視與隔離，更宣布在就業上的一切歧視皆違法。此後對
教育直接的影響是公立學校取消種族隔離，自此美國非裔美人的教育邁入嶄新的 階段，除非裔美人之外的各民族也開始要求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進行課程改革，
使課程能反應他們的經驗、歷史、文化與觀點，在公立學校也要求僱用較多的非 白人教師與行政人員作為學生的楷模，並且修訂教科書使能反應美國人口的多樣 性(Banks & Banks, 2004)。
作為二十世紀晚期最重要的社會改革運動之一，女權運動批判的是社會普遍 對女性在工作僱用、薪資、教育上的歧視，認為這樣的歧視與制度化的性別中心 主義限制了女性的機會，並對國家造成不利的影響(Steinem, 1995)。在教育層面上，
有不少女性主義者相信教育對於改善性別不平等是深具效用的，但是對更大多數 的女性主義者而言，教育理論與實務中所蘊含的性別偏見與歧視及其所造成的父 權再製結果，才是更應該加以批判並改善的。對於教育制度，女性主義者提出和 非裔美人的要求相似的問題，教科書與課程被男性支配，女性在教科書中經常是 消失不見的。於是，女性主義者對教育的改革提出教科書的修訂，以包含較多在 國家及世界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女性。而在小學中，大部分的教師多為女性，
行政人員則為男性，因此，在學校的工作僱用上也要求更多的女性被僱用為學校 的領導階層(Sadker, Sadker & Klein, 1991)。
因著黑人民權運動與女權運動的成功，加上日益激增的社會公平風氣之影響，
刺激其他被邊緣化的少數族群思考，長期以來處於美國這一塊土地上，他們自身 的歷史文化是如何地被同化、並且受到壓抑，各種邊緣族群開始進一步採取行動，
力圖反抗主流文化力量，減少其在社會各層面受歧視的現象，爭取更多的權益。
殘障者、年長者、同性戀者等邊緣族群的權利促進組織也在這時期開始組織起來，
投入制度與法律的改革。1975 年的《全體障礙兒童教育法案(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要求殘障學生應在最少限制的環境當中接受教育，並 且將教育中的主流制度化，在法律上為殘障學生爭取到基本的受教權利。特殊需 求學生的教育受到重視，在課程與教學層面、教育政策層面以及教育相關研究上，
特殊教育開始成為必須的考量。
多元文化當中，個體對文化的認同是其歸屬於什麼樣的認同族群的主要依據。
Paula Moya 曾經在其著作《重得認同：實在理論與後現代的困境(Reclaiming Identity: Realist Theory and the Predicament of the Postmodern)》中評論到認同議 題的困境：「當認同作為政治行動的一個基礎，行動主義者以及學術界似乎都下了 一個結論－認同有著理論上的無邏輯性，且在政治上具有危險性。…⋯[認同]有著單
方面認定的傾向，視之為唯一的原因或是構成個人經驗社會意義的決定因素。…⋯
目前為止每一個女性多少都和其他女性有著明顯不同，要決定『完備的女性認同』， 並且在女性此一意符之下來統一不同的女性，那是不可能的(Moya, 2000 : 1-3)。」
關於女性及性別議題的許多努力，許多時候是聚焦在美國及其他國家與文化 的白人女性身上，漸漸地，在檢視與探討女性生活經驗時，談論者已經習慣將中 產階級白人女性視為常模。認同沒有固定本質，不是一種統一而均質的方式，認 同反映並顯露有關世界的知識，應該是多重而互相關連的。本質論的認同取向容 易模糊認同的特性，在引導人們一起結盟時，讓認同「難以從Ａ移到Ｂ」(Wolley, 2003)，而這正是出現在女性主義理論發展中的兩難。二十世紀下半，非裔美籍女 性開始以她們所經驗的非裔美籍女性生活與歷史來發出異議，批評人們總是假設 教育理論可以同時適用在黑人與白人女性身上，而學校課程則帶有種族歧視與白 人中心主義。
bell hooks 身為一名非裔美籍女性主義學者，畢生的志業就是為黑人女性發聲。
其承襲 Paulo Freire 壓迫者/受壓迫者關係的討論，在美國這個族群組成多元而壓 迫者/受壓迫者關係卻未被完整辨識的地方，hooks 扮演部分的「美國的 Paulo Freire」
而起了一種打破現狀、介入理所當然的思考模式之作用(Apple, 2009)。bell hooks 以自身生命經驗分析美國社會，分析社會中的支配、屈從與鬥爭；hooks 也發展 理論，但是理論不只是闡述道理的方式，更是一種療癒，是一種具有解放功能的 社會實踐。
hooks 的著作超越學術界，訴諸所有族群的痛與苦，而其理論根基仍是對於 黑人族群的愛。她挑戰女性主義主要發生並發展在學術界的現實，其自身就是參 與在改變力量中的女性主義者之一。除此之外，hooks 也是一個孜孜不倦的演講 者，同時還參與了許多紀錄片的拍攝，在紀錄片中分析美國社會和文化現象。bell hooks 的聲音是激進的，是充滿爭議的，同時也是不容忽視的。2001 年出版的《二 十世紀美國文化理論家(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Cultural Theorists)》把 hooks 列為 35 位二十世紀改變了美國思想的知識分子之一；2003 年出版的《不被束縛 的聲音：12 位美國女性知識分子(Voices Unbound: The Lives and Works of Twelve American Women Intellectuals)》一書則將 hooks 列為美國二百年來最重要的女性 公共知識分子之一，肯定其對於黑人族群的團結與自我實現所做的貢獻 (沈睿，
2008；Davidson & Yancy, 2009)。
鑑於 hooks 之理論與學術發展在美國的貢獻，而臺灣地區對於 hooks 仍感到
相當陌生，大部分研究或介紹仍專注在其教育理論內涵，且多集中在二十年前出 版的教學越界一書當中的論點。然而，正如同 hooks 為大眾所知的身份，他是一 名「黑人女性主義者」，他關心文化、媒體階級差異等議題，著作範疇涵括性別、
種族、階級甚至流行音樂、電影、童書等。對他來說，各種壓迫形式本來就是相 互交織的，不能個別分割出來檢視。另外，身為一名關注流行文化與社會關係的 社會學者，hooks 的理論發展在這三十年是與時俱進的，是隨著當代議題而轉變的，
hooks 本人也時常強調應該從他最新的著作開始了解，最能夠抓住重點。
因此，若想真正的了解 hooks 的理論，勢必要將其理論發展過程作清楚地梳 理。本研究的主要動機之一，便是從 hooks 的種族以及性別理論面向，分析其三 本教育相關著作當中的論點，探索其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之中的具體內涵。期望透 過深入分析，耙梳其理論淵源與架構，為臺灣多元文化教育之本土化的發展提供 借鑑與參考。
貳、台灣的多元文化教育
台灣最早的多元文化教育是從鄉土教育開始，民國六十年代前後，中華民國 在國際外交處境上陷入空前挫折，激起台灣人民的危機感，並引發對於台灣主體 性的反思，大眾對台灣的本土關懷湧現。六十年代中期開始，一連串包含鄉土文 學論戰、鄉土藝術、校園民歌等本土化的風潮接續出現，在社會上對於重新定義 台灣文化的呼聲漸高。然而此時期的政治風氣仍然保守，本土意識被認為具有分 裂國家的傾向，使得以本土意識為核心的鄉土教育遲遲無法進入正規教育制度。
台灣鄉土教育的發展，真正的源頭可以追朔自民國七十年代中期解嚴，社會民主
台灣鄉土教育的發展，真正的源頭可以追朔自民國七十年代中期解嚴，社會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