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ll hooks黑人女性主義教育觀對台灣新移民女性教育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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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譚光鼎教授 . bell hooks黑人女性主義教育觀對台灣新移民女性教育的啟示 . 研究生：許雯茜中華民國一０三年六月 .

(2) 謝誌念碩士這個決定幾乎是一瞬間的事，正值大三升大四的人生階段，因為想當老師、對教育學程當中接觸到的教育社會學皮毛產生興趣而決定報考師大教育所。對於未來要從事的職業已經有了大概的想法與了解，我以為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卻在身邊同儕大多開始工作而有了「像大人一樣的生活」之後，開始懷疑自已的決定。在高中以後，那些沒有人幫我規劃的讀書與學習自由而無邊際，我幾乎花了整個大學四年的時間學習如何「學習」，這樣的漫無目的似乎太不符合投資效益了。讀書如果拿不出什麼可以展現的成果，也就無法證明所讀的這些書是有用的，大家都是這麼說的，好像也就無法反駁。那麼大學畢業後，不是真正進入社會、而是繼續深造也就只是逃避長大的冠冕堂皇的說法，是安逸生活的延續，是不用真正為自己負責的冗長人生的苟延殘喘。真的是如此嗎？倘若這一紙薄薄的碩士文憑對我的意義僅止於此，我想我不會快樂，這篇謝誌也寫不出來了。我想說的是，寫論文這趟旅程充滿衝突、走走停停，可以說是我人生至目前為止最曲折卻也最有收獲的一段時光。碩士班整整四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卻讓我成為現在的我。比較喜歡自己，比較懂得同理心，比較知道對於這個世界而言什麼是重要的。在這裡我遇見心胸無比寬闊的人 ; 我遇見對身邊發生的事總是非常敏感、把別人的痛苦看得比自己的痛苦更重要的人 ; 我遇見許多自由騷動的靈魂，接觸了一顆又一顆無比真誠的心。這趟旅程學習的是如何在真正的寧靜中面對自己、檢視自己，然後是不斷的反思，在對與錯、黑與白之間翻滾衝撞終至圓滑。圓滑之後出現的不是無瑕，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印上斑斑點點的生命痕跡。在旅途中遇見的每一張臉孔，如水也如鋼，雕琢我成為不那麼完美卻真實的模樣。我想要感謝每一個我所遇見與即將遇見的人，感謝我的研究對象/人生導師 bell hooks，多麼希望我能像你一樣，在那全部小寫的假名當中沒有自我卻又充滿自我，如此卑微卻也如此高傲。那是一個偉大而透明的靈魂燃燒自己的樣子。然後我會去做，去教導、去學習，思考也實踐。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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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ell hooks 黑人女性主義教育觀對台灣新移民女性教育的啟示 . 摘要 . 本研究以理論分析法，針對 bell hooks 的女性主義理論、反種族主義理論進行分析，並據以探究其教育理論之藴意與內涵。本研究主要目的包括：一、研究 bell hooks 教育理論的淵源與發展。二、分析 bell hooks 教育理論當中性別與種族的交互關係。三、探討 bell hooks 教育理論對台灣新移民女性教育的啟示與應用。四、對新移民女性在教育當中建立主體性提出可能的方法與建議。 hooks 在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上和第二波女性主義有承先啟後的關係，對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有批判也有承繼，提出男性不是女性的敵人而是盟友，並且批判白人女性以所有女性的代言人自居所發展出的女性主義理論。而其反種族主義理論，則是批判男性中心的黑人權力運動，提出「黑人性」的概念取代黑人權力運動當中盛行的新民族主義。主張喜愛黑人性能夠破除黑色被他者化、商品化的問題，並提出後現代黑人性，挑戰傳統黑人認同當中的本質主義概念。hooks 的教育觀主要包含幾種要素，分別是「學習批判思考」、「去殖民化的教育」和「建立主體性」，而教育的最終目的則是作為一種自由的實踐，使個體建立主體性，達到真正的自由。性別與種族是兩個密不可分的體系，彼此相互影響，並且在兩者之中都存在著階級的差異。在台灣的新移民女性身為性別、種族、階級三方面的弱勢，處在社會的最邊緣，在其建立主體性的過程中所遭遇的障礙包括被社會問題化、媒體呈現的負面形象、身體的商品化、因語言不通而無法自我表達與描述、以及在保留原生文化與融入台灣文化之間的兩難。針對這些困境，研究者建議在台灣所提供的新移民女性教育，應該讓他們擁有和壓迫者對話的能力、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擁有能夠以原鄉語言和中文表達自我的能力與空間、以及在其所處的社會結 . iii .

(5) 構邊緣做出抗拒的能力，最後以愛為中心，透過教育實踐真正的自由。關鍵字：bell hooks、新移民女性、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主體性 . iv .

(6) A Study of bell hooks’ Black Feminist Though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on the Education of New Female Immigrants. Abstract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tries to investigate 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theory, and their application on education. This study has four main goals: (1) To delve into bell hooks’ life experi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her education theories, (2) To analyze the interrelation of race and gender in hooks’ education theory, (3) To explore the inspi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ooks’ education theory on the education of new female immigrants in Taiwan, (4) To propose possible approaches for new female immigrants in Taiwan to establish their subjectivities through education. hooks, as a feminist, serves as a link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She inherits some ideas of the second wave femin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criticizes that the privileged white women should not speak for all women, and propose that men should not be women’s enemies but allies in feminist struggles. hooks’ anti-racist theory criticizes the male-centered Black Power Movement, and raises the idea of “blackness” to replace the idea “Neo-Nationalism” which is popular during the Black Power Movement in the 1960s. hooks states that loving blackness can solve the problems among black community, such as the otherized and commodified concepts of black. She also proposes the idea of “postmodern blackness”, challenging “essentialism” in traditional black identities. hooks’ education theories include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the. decolo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ubjectivities”. Race and gender are inseparable, and their influences are interrelated. Also, there. . v .

(7) exist class differences in both systems. New female immigrants, as a marginal group in Taiwan, encounter obstacles like social problematization, negative image presented in mass media, the commodification of female body, the lack of ability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Chinese, and the dilemma between retaining their original cultures and assimilating into the culture of Taiwan. Facing these difficulties, the researches suggest that the education for new female immigrants in Taiwan should equip them with the ability to converse with the oppressors, the ability of critical thinking, the ability and space to express and speak for themselves both in Chinese and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s, and the ability to perform the act of resistance at the margin of society. At last, hopefully, these female immigrants will be able to acquire true freedom with love.. Keywords: bell hooks, new female immigrants, feminism, anti-racism, subjectivity. . vi .

(8) 目次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 第二章.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研究目的… ……………………………………………….…9 研究方法架構……...………….…………………………………..….10 文獻探討 ………………….……………………………………...11 研究範圍與限制…………………………………………………...13. bell hooks 生平與思想介紹………………. ……..………...15. 第一節. 家庭成長階段的影響…………….………..………............15. 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學習階段與學術生涯的影響….…………..……………….20 bell hooks 的研究範疇……….….…………..……………….24 本張小結………………………….…………..……………….27. 第三章. bell hooks 的女性主義理論…………………….………….. 29.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第四章. 女性主義的發展 …………………………………….……….29 bell hooks 對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承繼與反動……………35 bell hooks 的女性主義內涵.……………………………..39 bell hooks 女性主義理論之影響與限制...……...….......…...………46. bell hooks 的反種族主義理論…………………………. 51. 第一節黑人權力運動…….………………………………………......51 第二節 bell hooks 對黑人權力運動的批評…….….…………..57 第三節何謂黑人性………..……………………………………..……….62 第四節 bell hooks 反種族主義理論的影響與限制….…...………………..... 73. 第五章. bell hooks 的教育觀和種族與性別的交互關係………... 81. 第一節 bell hooks 的教育觀…………………………......................81 第二節種族與性別的交互關係…………………..………………95. . vii .

(9) 第六章. bell hooks 教育觀與新移民女性的主體建立…………………105. 第一節當然有關係—性別、種族、階級與教育…..…………..…... 105 第二節新移民女性在台灣遭遇的主體性困境 … . . … … … . . … . . . 1 0 6 第三節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主體性建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3. 參考文獻…………………………………………………….………....119. . viii .

(10) 第一章緒論本章將闡述研究者的研究背景與動機，首先分析美國多元文化主義理論發展的過程以及在當中 bell hooks 所扮演的角色，並且藉由分析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脈絡，探討台灣當前多元文化教育的需求，再進一步分析當前新興族群「新移民女性」的教育需求。根據研究動機，提出具體研究目的以及可行的研究方法。最後闡述本研究的研究範圍與可能的研究限制。 .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壹、多元文化主義的定義與發展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一開始是因著族群關係的議題而開展，然而其所引發的後續影響與思考卻不僅止於族群。美國是一個移民為主要組成的國家，其民族大熔爐的形象曾經掩蓋了當中種種的不平等，展現出所謂的「美國化 (Americanized)」的社會。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大量移民潮從紐約登陸，該時期的教育強調美國文化認同的發展，學校更加強以一個核心文化為標準，執行貫徹單一美國文化認同的教育措施。在這樣的教育措施底下，美國為數眾多的墨西哥裔學生被禁止在教室之外講母語西班牙語，許多大城市也紛紛成立天主教學校，傳承新教習俗（莊明貞，1997）。從定義上來說，非裔美人是屬於最古老的美國人之列，因為他們的文化傳統幾乎是在美國土地上形成的。雖然美國在獨立宣言中寫著：「人人生而平等，他們的造物主賦予了他們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但是非裔美人族群很快地就發現在美國社會，這裡所說的「人人」並不包括他們，無數事實也告訴他們，想要擁有平等的權利必須靠自己的鬥爭。自 1955 年 Rosa Parks 在公車上拒絕讓座給白人而被捕，引發由 Martin Luther King 所領導的黑人抵制城市公車運動，隨後黑人的民權運動即如潮水般席捲全美國。(Franklin, 1980)在接下來的十年間，美國的黑人族群開始要求各項平等的權利。 1960 年代民權運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消除在居住環境、工作僱用與教育上的歧視。 1964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懸置多年的《民權法(Civil Rights Law)》，該法不僅廢除了在公共設施中的種族歧視與隔離，更宣布在就業上的一切歧視皆違法。此後對 . 1 .

(11) 教育直接的影響是公立學校取消種族隔離，自此美國非裔美人的教育邁入嶄新的階段，除非裔美人之外的各民族也開始要求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進行課程改革，使課程能反應他們的經驗、歷史、文化與觀點，在公立學校也要求僱用較多的非白人教師與行政人員作為學生的楷模，並且修訂教科書使能反應美國人口的多樣性(Banks & Banks, 2004)。作為二十世紀晚期最重要的社會改革運動之一，女權運動批判的是社會普遍對女性在工作僱用、薪資、教育上的歧視，認為這樣的歧視與制度化的性別中心主義限制了女性的機會，並對國家造成不利的影響(Steinem, 1995)。在教育層面上，有不少女性主義者相信教育對於改善性別不平等是深具效用的，但是對更大多數的女性主義者而言，教育理論與實務中所蘊含的性別偏見與歧視及其所造成的父權再製結果，才是更應該加以批判並改善的。對於教育制度，女性主義者提出和非裔美人的要求相似的問題，教科書與課程被男性支配，女性在教科書中經常是消失不見的。於是，女性主義者對教育的改革提出教科書的修訂，以包含較多在國家及世界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女性。而在小學中，大部分的教師多為女性，行政人員則為男性，因此，在學校的工作僱用上也要求更多的女性被僱用為學校的領導階層(Sadker, Sadker & Klein, 1991)。因著黑人民權運動與女權運動的成功，加上日益激增的社會公平風氣之影響，刺激其他被邊緣化的少數族群思考，長期以來處於美國這一塊土地上，他們自身的歷史文化是如何地被同化、並且受到壓抑，各種邊緣族群開始進一步採取行動，力圖反抗主流文化力量，減少其在社會各層面受歧視的現象，爭取更多的權益。殘障者、年長者、同性戀者等邊緣族群的權利促進組織也在這時期開始組織起來，投入制度與法律的改革。1975 年的《全體障礙兒童教育法案(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要求殘障學生應在最少限制的環境當中接受教育，並且將教育中的主流制度化，在法律上為殘障學生爭取到基本的受教權利。特殊需求學生的教育受到重視，在課程與教學層面、教育政策層面以及教育相關研究上，特殊教育開始成為必須的考量。多元文化當中，個體對文化的認同是其歸屬於什麼樣的認同族群的主要依據。 Paula Moya 曾經在其著作《重得認同：實在理論與後現代的困境(Reclaiming Identity: Realist Theory and the Predicament of the Postmodern)》中評論到認同議題的困境：「當認同作為政治行動的一個基礎，行動主義者以及學術界似乎都下了一個結論－認同有著理論上的無邏輯性，且在政治上具有危險性。…⋯[認同]有著單 . 2 .

(12) 方面認定的傾向，視之為唯一的原因或是構成個人經驗社會意義的決定因素。…⋯ 目前為止每一個女性多少都和其他女性有著明顯不同，要決定『完備的女性認同』，並且在女性此一意符之下來統一不同的女性，那是不可能的(Moya, 2000 : 1-3)。」關於女性及性別議題的許多努力，許多時候是聚焦在美國及其他國家與文化的白人女性身上，漸漸地，在檢視與探討女性生活經驗時，談論者已經習慣將中產階級白人女性視為常模。認同沒有固定本質，不是一種統一而均質的方式，認同反映並顯露有關世界的知識，應該是多重而互相關連的。本質論的認同取向容易模糊認同的特性，在引導人們一起結盟時，讓認同「難以從Ａ移到Ｂ」(Wolley, 2003)，而這正是出現在女性主義理論發展中的兩難。二十世紀下半，非裔美籍女性開始以她們所經驗的非裔美籍女性生活與歷史來發出異議，批評人們總是假設教育理論可以同時適用在黑人與白人女性身上，而學校課程則帶有種族歧視與白人中心主義。 bell hooks 身為一名非裔美籍女性主義學者，畢生的志業就是為黑人女性發聲。其承襲 Paulo Freire 壓迫者/受壓迫者關係的討論，在美國這個族群組成多元而壓迫者/受壓迫者關係卻未被完整辨識的地方，hooks 扮演部分的「美國的 Paulo Freire」而起了一種打破現狀、介入理所當然的思考模式之作用(Apple, 2009)。bell hooks 以自身生命經驗分析美國社會，分析社會中的支配、屈從與鬥爭；hooks 也發展理論，但是理論不只是闡述道理的方式，更是一種療癒，是一種具有解放功能的社會實踐。 hooks 的著作超越學術界，訴諸所有族群的痛與苦，而其理論根基仍是對於黑人族群的愛。她挑戰女性主義主要發生並發展在學術界的現實，其自身就是參與在改變力量中的女性主義者之一。除此之外，hooks 也是一個孜孜不倦的演講者，同時還參與了許多紀錄片的拍攝，在紀錄片中分析美國社會和文化現象。bell hooks 的聲音是激進的，是充滿爭議的，同時也是不容忽視的。2001 年出版的《二十世紀美國文化理論家(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Cultural Theorists)》把 hooks 列為 35 位二十世紀改變了美國思想的知識分子之一；2003 年出版的《不被束縛的聲音：12 位美國女性知識分子(Voices Unbound: The Lives and Works of Twelve American Women Intellectuals)》一書則將 hooks 列為美國二百年來最重要的女性公共知識分子之一，肯定其對於黑人族群的團結與自我實現所做的貢獻 (沈睿， 2008；Davidson & Yancy, 2009)。鑑於 hooks 之理論與學術發展在美國的貢獻，而臺灣地區對於 hooks 仍感到 . 3 .

(13) 相當陌生，大部分研究或介紹仍專注在其教育理論內涵，且多集中在二十年前出版的教學越界一書當中的論點。然而，正如同 hooks 為大眾所知的身份，他是一名「黑人女性主義者」，他關心文化、媒體階級差異等議題，著作範疇涵括性別、種族、階級甚至流行音樂、電影、童書等。對他來說，各種壓迫形式本來就是相互交織的，不能個別分割出來檢視。另外，身為一名關注流行文化與社會關係的社會學者，hooks 的理論發展在這三十年是與時俱進的，是隨著當代議題而轉變的， hooks 本人也時常強調應該從他最新的著作開始了解，最能夠抓住重點。因此，若想真正的了解 hooks 的理論，勢必要將其理論發展過程作清楚地梳理。本研究的主要動機之一，便是從 hooks 的種族以及性別理論面向，分析其三本教育相關著作當中的論點，探索其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之中的具體內涵。期望透過深入分析，耙梳其理論淵源與架構，為臺灣多元文化教育之本土化的發展提供借鑑與參考。貳、台灣的多元文化教育台灣最早的多元文化教育是從鄉土教育開始，民國六十年代前後，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處境上陷入空前挫折，激起台灣人民的危機感，並引發對於台灣主體性的反思，大眾對台灣的本土關懷湧現。六十年代中期開始，一連串包含鄉土文學論戰、鄉土藝術、校園民歌等本土化的風潮接續出現，在社會上對於重新定義台灣文化的呼聲漸高。然而此時期的政治風氣仍然保守，本土意識被認為具有分裂國家的傾向，使得以本土意識為核心的鄉土教育遲遲無法進入正規教育制度。台灣鄉土教育的發展，真正的源頭可以追朔自民國七十年代中期解嚴，社會民主化，國家經濟漸趨繁榮，相應地也促成文化的轉型，自此生活與思想方式轉趨多元，對多元文化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受到重視（洪泉湖，2005；張建成，2000；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1）。鄉土教育是台灣非常獨特的一項多元文化教育課題，相較於國外多元文化教育大都以族群、階級、性別為主要探討對象，鄉土教育似乎和這些「重點議題」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卻深刻反映了多元文化主義的許多面向。隨著民國七十年代台灣政治意識從中國化轉為本土化，教育上的本土化改革行動，某種程度上象徵了文化的邊陲和中心之爭。台灣的鄉土教育在政治權力的趨使之下，被政治光環所圍繞，倉促地被推上舞台成為教育改革的核心議題。由於決定倉促，政策制定與執行上出現落差，理論發展與實踐之間也缺乏聯繫，也有學者擔心，過度倚 . 4 .

(14) 賴政治上的正確性，難以確保鄉土教育的執行成效，有時甚至會形成新的文化霸權，對教育反而有弊無利（張建成，1997）。若是以文化出現的先後而言，台灣最早的本土文化應該是原住民文化。原住民的文化雖久遠，卻也是台灣現代化過程中受影響最大的弱勢族群。自台灣光復以來，對於原住民的教育政策長期皆是以「同化」為主要目標。1945 年至 1962 年間，政府推動的「山地平地化」政策，以改良風俗習慣、建立國家觀念為主要任務，目的在剷除日據時期文化的遺留；1963 年至 1987 年間的「融合整體」政策，則是以促進原住民族與一般社會的融合為主，此時期增加了針對原住民學生設置獎學金、改善學校師資設備等措施。自 1988 年起，原住民教育開始走向開放發展，強調尊重原住民文化以及政策的多元參與，陸續推動各項改善原住民教育的教育政策與計畫（譚光鼎，2012b）。1996 年正式成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1998 年頒布《原住民族教育法》，其精神主要在落實多元文化教育，提出尊重原住民文化主體性與原住民教育權之自主性（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1998）。較諸早期以同化教育為主的原住民教育政策，雖然顯現出政府改革原住民教育的決心，實際上獲得的進展卻十分有限，相對忽略文化因素，也未能真正影響台灣原住民的教育與經濟向上流動。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受到世界女性主義風潮的影響，也可以追朔自七十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張建成，2000；洪泉湖，2005）。一九七一年呂秀蓮自美國返台，一篇名為〈傳統的男女社會角色〉的文章，引起熱烈討論與注目，由其領軍的「新女性主義」於焉誕生。新女性主義主張先做人再做女人，抨擊台灣社會男尊女卑的現象，對台灣習以為常的父權制社會體系無疑是一當頭棒喝。自此以後的十多年間，台灣學術界亦陸續成立女性相關研究機構與課程，將女性意識與觀點注入大學教育。至民國九十年代中期，雖然台灣的性別平等意識受到社會關注，對於教育層面的實施卻一直限於民間運動組織以及教改團體間的討論。而性別平等意識真正進入教育體制，始於 1996 年的彭婉如事件，自此女性人身安全與性別平權問題才真正成為全國關注的問題焦點。之後的一個月內立法院即三讀通過積壓多時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將性侵害防治列入課程，教育部並於隔年三月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制定各項教育計畫及課程綱要，並培訓性別平等教育師資和教育行政人員。2005 年頒布《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強調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或認同等不同而受到差別待遇（劉美慧，2012），台灣的多元文化教育也在二十年間逐漸將性別教育納入主流討論議 . 5 .

(15) 題當中。近年來，台灣的族群組成中一個新興的族群是跨國婚姻家庭，政府自 2003 年起即試圖透過制定各種補償與改革政策，回應人口變遷而產生的問題。2004 年行政院「弱勢跨國家庭子女教育處境與改進策略」，規劃提早進入公幼、辦理學習輔導、舉辦國際日活動、辦理教育研討會與教材研發以及強化教育研究等配套措施。此外也廣徵教師、行政人員與專家學者意見，訂定補助各縣市政府推動「教育部推動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教育輔導計畫」。2009 年教育部通過「新移民子女教育改進方案」，特別著重語言與多元文化學習，包括實施華語補救課程、編印或購買多元文化教材、辦理全國性多元文化教育優良教案甄選、辦理母語傳承課程。至於新移民母語傳承的師資問題，教育部核定於 99 學年度學校規劃開辦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授權學校可聘請具新移民母語資格之教師（潘志煌，2011）。作為台灣當前教育的迫切議題，對於新移民子女教育的相關研究很多，但多為學校生活的適應問題，較少碰觸教育中的「文化認同」議題。此外，跨國婚姻家庭現象同時也牽涉了性別、族群、階級等議題（游美惠，2012），以此觀點檢視台灣相關教育政策與論述，「多元」的呈現有餘，「文化」的理解卻不足，實為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發展必須反思之處。研究者認為，針對新移民的教育相關研究不應只停留在教學方法或政策分析的層面，關於其背後的文化因素，應該有更深入的理解與設想。華人文化當中「母以子貴」的概念仍深深影響著我們的社會，也因此在新移民子女議題受到重視之時，新移民女性所受到的關注卻仍只有與子女相關的部分，對其作為獨立個體在台灣脈絡底下的發展卻是鮮少觸及。新移民女性這個族群，從一開始被認為是不需要理會而自然會消失的冷僻議題，到後來雖然受到關注，卻多以處理「外國人問題」的角度，勉強地、帶有距離地去處理與面對。直到近幾年，政府和媒體才開始以「國內問題」正視新移民女性。然而這些關注仍著重在「問題解決」層面，究竟其中對於新移民女性本身在台灣的生活或文化適應有多少關心，恐怕不是做了幾篇研究或訂定幾條法規所能解釋的。從新移民女性還未正式正名以前被稱作「外籍新娘」或「外籍配偶」就可以看出，雖然多數新移民女性來到台灣以後就和小孩一起生根在這片土地，台灣大眾普遍還是把他們當做外人，所以「他們」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多數觀點都帶有「非我族類」的排他情結。如何突破這些陳舊的觀念，從新移民女性作為獨立的個體來看待他們在台灣的各種境遇，是台灣當前多元文化教育研究重要的發展課題。 . 6 .

(16) 參、台灣新移民女性的處境吳清山（2004）認為，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價值觀念與風俗習慣，在面對不同文化或生活環境之下，可能會產生一種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的現象。新移民女性的跨國婚姻經常要面對許多文化適應上的問題，往往必須迅速地做到「入境隨俗」，以排除生活不易的窘境。葉肅科（2006）認為，新移民女性經常面臨的問題，主要根源自六個面向：一、母國原生社會支持網絡的斷裂; 二、社會歧視與污名化的影響; 三、政治意識形態的政策扭曲; 四、多元文化社會的素養缺乏; 五、社會資本建構的能力不足; 六、邁向社會融合的障礙重重。對於許多新移民女性來說，在婚姻關係中她們是被定位在台灣人的配偶、母親的角色上，而這樣的角色定位使得她們被矮化為附屬以及生產的工具，甚至是被當作「性商品」來對待或販賣（王君琳，2005）。然而，許多時候國家的政策或是大眾媒體是透過合法的機制過程，強化了男尊女卑的價值觀，而成了父權體制的共犯結構（林良穗，2008）。此外，在台灣傳統的父系社會觀念裡，女性被期待扮演的角色是以生兒育女、相夫教子以及以家庭為生活重心。在這樣的觀念裡，女性在於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教育各方面皆屬於從屬的地位，更何況是被視為「生產工具」的新移民女性（林伊莎，2007）。因而在此父權結構的文化背景之下，所延伸出的即是社會大眾對於「母職」的與「女性」之角色期待。在移民政策上，彭德富（2007）認為台灣的移民政策中是以階級主義做為設計主軸，並伴隨著性別主義，對於在階級上處於劣勢的新移民女性，採取歧視與不公平的待遇規範。同時，官方政府與大眾媒體之呼應，更使新移民女性在定位上與普遍觀點上處於更加劣勢的狀況。如王君琳（2005）提及政府與媒體形象對新移民女性，無論在各項權利的制定與社會角色的建構，均著重於「配偶」與「母親」的身分定位，並以「資源的消耗者」看待這群新移民女性。在此前提下所延伸出輔導她們融入台灣社會的目標就更加被突顯，因而完全忽略了她們的主體性。在新移民女性的婚姻關係探討中，不同於一般台灣女性，新移民女性須面臨更多的考驗與壓力。在這些壓力之下，如何跳脫「台灣媳婦」、「新台灣之子的母親」這些身份，以獨立個體的身份建立其主體性，並且在不抹滅其原生文化與傳統風俗的前提之下，爭取作為一個台灣人的各項「權利」和「權力」，是台灣研究者能夠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 7 .

(17) 肆、新移民女性的主體性建立美國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對於主體性的討論是核心之一。雖然開始是由白人女性發起，女性主義理論很快地就必須開始面對不同背景下的女性主體，面對黑人女性主義者及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者的抨擊，女性主義運動團體愈發意識到女性間的差異和多元位置，必須要謹慎地避免為族群/階級與女性雙重弱勢的女性團體「代言」的問題。「尊重差異」以及「看見差異主體」成為女性主義論述與運動的共識。在台灣，女性主義論述的發展深受美國的影響，對差異政治的認知也達到共識，卻鮮少看到差異政治在女性主義運動上的落實。在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族群與性別雙重弱勢就是原住民女性，但除了原住民女性的議題，在弱勢階級女性的議題上，台灣的婦女團體皆很少介入。像是女性勞工的議題，全部由勞工團體介入，而婦女團體雖有參與關於是否應該開放引進外籍幫傭的爭辯，但外籍女性移工進入台灣以後出現各種權益被剝奪、甚至被性侵的問題，也多由勞工或教會團體發聲（林津如，2000）。因此，夏曉鵑（2006）認為，台灣女性主義運動團體，雖然在修辭上承認了在族群/階級弱勢位置的女性的主體性，但也僅止於修辭層面，在實際的運動當中鮮少落實。台灣的女性主義運動主體仍是漢人都市中產階級，明顯缺乏基層女性群眾的基礎。新移民女性因其社會、經濟、語言及文化等多重弱勢，其主體性往往容易被忽略。一些研究宣稱以人道關懷出發，卻是不斷地將新移民女性「受害者化」，將其描寫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婚姻暴力的受害者，忽略其作為主體的能動性。夏曉鵑認為，讓新移民女性擁有真正的主體性，首先必須從其賦權(empowerment)開始。這種賦權過程的第一步，就是滿足新移民女性的「實用需求」，也就是語言的習得。不會說中文成為新移民女性和外界接觸最大的阻礙，因此，各種識字班、中文補校的出現漸漸協助他們走出孤立無援的狀況，開始具備為自己發生的能力，也能自主捍衛自己的權利。夏曉鵑進一步解釋，語言習得不只能夠滿足實用需求，也能夠供作策略需求之用。用 Paulo Freire(1970)的話來說，具備所處情境之語言能力，能夠「打破受壓迫者的沈默文化(culture of silence)。」那麼對台灣的新移民女性而言，具備中文的讀寫能力，就成為了打破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的沈默的必要條件。然而，具備語言能力也不全然意味著就能滿足取得平等公民權的策略需求，亦即看清楚壓迫的根源。實際上，台灣目前針對新移民女性所開設的課程多是透過語言的學習進行 . 8 .

(18) 同化與馴化。這些課程的內容不僅漠視新移民女性的主體性，也貶抑其母國文化的價值。夏曉鵑認為，唯有在這些課程中注入解放教育的觀點和方法，才有可能同時滿足前述之實用與策略的需求。伍、黑人女性與新移民女性的相似之處美國從奴隸時代到後現代資本主義的歷史中，非裔美籍女性在支配的社會結構底下一直是處於最邊緣的位置，大略來說就是種族、性別、階級三方面的壓迫之下，黑人女性在人數上雖多，卻幾乎無法擁有任何公民權利。在談論種族議題時所指的黑人其實就是黑人男性，而女性主義者所進行的解放鬥爭，爭取的也是白人女性的權利。因為關於黑人女性的所有認識都成為「片面知識」，黑人女性作為獨立個體的主體性失去了，透過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的描述所建構出來的黑人女性特質，其種族與性別的身份是斷裂的，是沒有發聲也沒有立場的，存在著卻不被看見。新移民女性在台灣，首先這樣的跨國婚姻形成多是從相對邊陲的國家移往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地位往往是相對弱勢的。而因為母國文化和台灣文化的差異，從語言、風俗習慣等各方面都容易遇到融入困難的情形。再加上嫁來台灣之時多是背負著傳宗接代的使命，這樣族群、性別、階級的三重弱勢，讓他們在主流社會的位置一直居於邊緣。也由於新移民女性語言能力的缺乏，想要為自己發聲、爭取應得的公民權幾乎不可能。長期由他人「代言」的情況下，新移民女性很難確立在台灣社會的立場，表達的意見不是沒有人關心就是不被認真看待。也因此無法具備用來建立正向自我認同的主體性，這些因素和急需解決的問題都與黑人女性在美國所遇到的問題有一定程度的相似與可比較性。職是之故，如何從 bell hooks 的黑人女性主義理論當中，學習解釋台灣當前新移民女性所遇到的困境，建構適合台灣脈絡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論，並且結合教育場域的教學實踐，讓教育真正具有自我實現的功能，將是未來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發展的重大目標。因此，研究者擬探討 bell hooks 對於其教育理論如何具體實踐並形成社會行動的觀點，期望能透過深入的分析，為臺灣多元文化教育之實踐的途徑，連結多元文化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橋梁，提供一些反省思考與建議。 . 9 .

(19) 第二節研究目的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探討 bell hooks 的性別與種族理論，以及其如何結合兩者應用於教育理論當中，並且對台灣當前多元文化教育研究在新移民女性的身份認同的討論與實務的發展提出建議，協助建構符合台灣脈絡的本土多元文化教育理論，並且對於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主體性建立提出可能的方法。具體研究目的如下：一、研究 bell hooks 教育理論的淵源與發展。二、分析 bell hooks 教育理論當中性別與種族的交互關係。三、探討 bell hooks 教育理論對台灣新移民女性教育的啟示與應用。四、對新移民女性在教育當中建立主體性提出可能的方法與建議。 .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架構壹、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採用理論分析法。理論分析法，主要是為了正確理解理論的真實涵義，首先對理論的基本進行分析、釋義，其次尋找相關概念之間邏輯結構的推演，進而對此理論之思想程序、演繹系統及整體組織形式與內容做全面的分析、解釋與批判。理論分析法的實施步驟分為：一、概念分析，意即分析概念字元意義的內涵與外延所能陳述的範圍；二、結構分析，即根據理論組成因素，將理論體系區分為數個不同的部分，並分別加以闡釋；三、思想程序的分析，根據一定的邏輯推演程序，對理論之思想過程加以分析，以使作者的思想要旨清楚地呈現出來；四、整體特質分析，綜合前面的探討，將理論之思想體系做整體的掌握，並抽繹出其與眾不同的特質，加以解釋評估，以達透徹完整的理解（葉雪梅，1989）。本研究希望藉由探悉 bell hooks 教育學理論的思想內涵，分析其理論內涵以及對其產生影響的相關理論，以探討其形塑過程，並且提出其理論之特殊性及對於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發展可能的啟示與助益。 . 10 .

(20) 貳、研究架構依據研究主旨和目的，研究者擬先針對 bell hooks 的學術發展背景進行綜合的鳥瞰，再從性別與種族兩方面探討 bell hooks 教育相關理論的學術淵源與內涵，最後進行綜合分析與討論，並提出研究者之結論。整體而言，本論文預計分為六章，各章之重點與結構關係簡述如下。第一章為緒論，主要在闡述本論文的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問題之重要性與意義，並具體提出研究目的。接著說明主要採用的研究方法，以及依研究方法所發展的研究架構，最後針對研究相關使用的重要名詞做解釋，並且列出研究範圍與可能的限制。第二章為 bell hooks 的生平簡介，主要探究影響其理論發展建構至深的家庭成長背景、學術背景和經歷，並闡述其特殊寫作風格與研究範疇，最後介紹其主要教育學理論－交融教育學，包含交融教育學的內涵、在教育實務研究中的應用及限制。第三章針對 bell hooks 的女性主義理論進行闡述與分析，首先簡述美國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歷程，並分析 hooks 的黑人女性主義理論之建構源起以及立論基礎，藉由其對於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批評與反動，點出理論的特色並闡述其內涵，最後說明 hooks 的女性主義理論對後世的影響，尤其是對於在女性主義教育學的啟示，以及其理論的限制與受到的批評。第四章則是接續前一章，介紹 bell hooks 的另外一個重要理論根源，即反種族主義理論。hooks 經歷種族隔離教育的實施與廢除，其生命歷程中也處處顯示出種族主義歧視的影響，本章將首先闡述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發展，並指出 hooks 身為一名黑人女性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對於黑人民權運動中男性威權的批評，最後說明 hooks 反種族主義理論的不同之處，並突顯其將種族與性別交互討論與分析的努力。第五章的則綜合第三章與第四章的討論，分析 hooks 性別主義理論與反種族主義理論如何產生連結，以及 hooks 是如何交織性別與種族兩個壓迫形式並發展做出抗拒的方法。特別是在 hooks 的教育理論當中，如何突顯種族與性別因素對於教育當中主體性建立的影響，以及在教學場域如何據以作出因應，進一步探討並嘗試分析其理論架構的建立過程。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總結前面討論的結果，對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當中新移民女性的相關研究與實務提出建議。 . 11 .

(21) . 第四節文獻探討在台灣博碩士論文網當中，和新移民女性在台灣所受之教育相關的論文共有 26 篇，大部分是關於中文學習的過程與影響因素，其中依據探討主題以及研究目的又可再分為學習策略或方案（王淑宜，2013 ; 王麗玲，2012 ; 江芷玲，2008 ; 洪素櫻，2012 ; 高嘉慧，2009 ; 羅雅倫，2009）、學習過程與經驗（王錦迷，2013 ; 丘善美，2008 ; 利百芳，2011 ; 柯妧青，2012 ; 柯妙幸，2012 ; 夏玉華，2008 ; 陳美玲，2006 ; 盧宸緯，2005）、學習動機與成效（王玉秀，2012 ; 吳芳茜，2008 ; 邱瑞紅，2007 ; 張維書，2010 ; 楊盛名，2012 ; 溫漢玉，2010 ; 鄭雅雯，2011）、學習困境與適應（林妗鎂，2006 ; 鄭惠珮，2012 ; 蔡依珍，2012 ; 謝美桃，2007）等。在學習策略方面，主要以探討各種教學素材或教學方法對於新移民女性中文學習的影響; 學習過程與經驗的部分，則多以國小補校中文班或新移民女性同鄉會的個案研究為主; 學習動機與成效的相關研究主要是從影響新移民女性學習中文的動機、持續性以及成果進行分析; 至於學習困境與適應則包括了因為各方面因素造成的困境與解決方法，以及中文學習對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生活適應之影響。從以上的統整分析可以發現，在台灣，多數關於新移民女性教育相關議題的研究，仍停留在中文學習的方法與策略上，或是中文學習狀況和其母職工作表現之間的關聯，並沒有進一步探討新移民女性作為台灣的雙重弱勢族群如何建立其主體性，或是如何在雙重壓迫的環境底下為自己發聲。另外，在期刊論文方面，和新移民女性教育相關者則主要分為四個層面，包括探討新移民女性的華語文教學與學習經驗（李明哲，2009 ; 吳芳茜、李麗日， 2009；何青蓉, 2004；林翠玲與劉智忠，2009；黃玉幸, 2009 ；廖湘美與王榮正, 2007；謝美桃、劉由貴，2009），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生活、文化適應與心理輔導策略（王碧霜、黃淑玲，2009；呂靜妮、李怡賢，2009 ; 賴美言，2008 ；魏麗敏，2011），也從各方面分析新移民女性的教育需求及相關教育政策（何青蓉、丘愛鈴，2009；吳俊緯，2004；李瑛，2004；陳英傑, 2006 ；張芳全，2009；劉金山、林彩碧，2008；闕河嘉、李欣潔、朱亭亭、呂宜華，2013），以及記錄研究台灣現存的新移民女性團體等（黃力，2007 ; 冬聰凜，2004 ; 夏曉鵑，2003 ）。在華語文教學上，學者分析當中的學習困境、難題並試圖提出解決方法，或 . 12 .

(22) 是從多元文化教育的角度討論新移民女性教育的各種可能。生活與文化適應則是從新移民女性來到異鄉首先必須面對的、生活中的各種文化差異去分析其教育當中可能需要的內容，並且透過敘事文本、心理劇等方式作為自我實現與促進生活適應的輔導。針對新移民女性的教育政策，學者或從文本分析、或透過一些特定的哲學理論探討台灣當前針對新移民女性的教育政策與教育內容的適當性與意涵。另外，特別的是，許多學者本身參與在一些新移民女性權利團體的發展並為其爭取權益，一邊將團體的發展過程記錄下來寫成研究，提供做未來其他新移民女性團體或是新移民女性教育的建議與參考。 . 第五節研究範圍與限制壹、研究範圍 bell hooks 是美國最著名的女權主義理論家之一，其思想對美國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有重要的貢獻。她同時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化批評家、作家和教育家，其著作以對種族、性別、階級和文化的關係分析而聞名。hooks 持續且不遺餘力地批評美國「白人至上的資本主義父權制文化」，以獨特的視角看待美國社會，洞察美國社會和文化的本質。hooks 是一位多產的作家，研究領域涵括女性主義理論、性別特質、種族主義、教育學理論、大眾文化以及兒童文學。本研究主題為 hooks 黑人女性主義教育理論的探究及其在多元文化教育上的應用，因此主要參考書籍皆為和其教育理論相關的著作，從 1982 年 bell hooks 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難道我不是女人嗎：黑人女性與女性主義》，到 2013 年 bell hooks 的最新著作《Writing Beyond Race: Living Theory and Practice》，這三十年之間和 hooks 的性別、種族理論相關的著作皆列入研究範圍。貳、研究限制本研究主要為探討 bell hooks 的教育理論內涵，並且對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發展的提出建議與可能的方向。因著研究方式、研究範圍和研究對象的選擇，有三個主要的研究限制，敘述如下。一、研究無法涵括 bell hooks 的全部著作：hooks 幾乎是每年至少有一本著作，從 . 13 .

(23) 第一本著作至今已經有逾三十多本著作出版，其研究領域也包羅萬象。然而本研究只著重在 hooks 的教育學理論，是以將 hooks 三本教育學理論的相關著作《教學越界:教育即自由的實踐》(1994)、《教育社群(Teaching Community)》(2003)、《教育批判思考(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2010)作為其教育理論探討的核心，其他涉入其性別與種族議題的著作則納入研究討論的範圍，至於其兒童教育文學等著作則不列入研究。二、台灣與美國社會文化發展脈絡的差異：台灣的多元文化教育論述承襲自美國，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探討美國脈絡下產生的 bell hooks 的多元文化教育論述，反思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然而台灣和美國本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國家，在人口組成結構、文化發展與內涵等方面皆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將美國的多元文化教育論述套用在台灣有其風險，必須經過調整，融入台灣特色與實際，才不至流於理論華麗、實踐卻空虛無物的研究困境。三、無法確知實際應用的成果：本研究主要研究方法為理論分析法，分析 bell hooks 理論發展的過程及內涵，探索其理論對於台灣教育可能的價值。然而畢竟不是實徵研究，無法得知研究結果應用在實際教學現場可能產生的效果，只能提出研究者個人的分析與建議，相關實徵研究有待未來的研究進行探討。 . 14 .

(24) 第二章 bell hooks 生平與思想介紹 bell hooks 是一位生命和理論相互影響交融的學者，將理論真實的活著，也將生命遭遇體現在理論上。hooks 的寫作正是她所表現出來的人格特質，坦率而直接，不屈不撓地渴望被聽見。不同於許多理論家是由他人藉第二手資料對其生平進行描述與記錄，hooks 在發展理論的過程中同時就細細闡述了她的生命故事。本章將從 hooks 對自身成長過程到求學階段並且進入學術界的敘述，整理出其理論發展的背景脈絡，以及這樣的背景如何造就她成為今日這樣一位黑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寫作出二十世紀末至今影響深遠的解放教育學理論。 . 第一節家庭成長階段的影響壹、成長背景即理論根源 1952 年九月二十五日，本名 Gloria Jean Watkins 的 bell hooks 出生並成長在肯塔基州的種族隔離小鎮 Hopkinsville，她在一個貧窮的非裔美國勞工階層家庭中成長，家裡有六名兄弟姊妹，父親是一名工友，母親在白人家裡做傭人。自小在全為黑人的公立學校接受教育，成長於種族隔離的南方小鎮讓 hooks 自小即發展出抗拒種族主義的意識，包含家庭與鄰近地區的生活經歷也讓她產生對身為女性的角色的正面與負面印象，並形塑了她的女性主義意識。一、抗拒種族主義意識生長在美國南方的生命經驗是影響 hooks 種族主義理論重要的根源，雖然建國立基於「人人生而平等」此一人權概念，美國在教育機會均等概念上比諸其他西方文明國家發展較晚，其問題源自種族隔離根深蒂固的影響。1896 年，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支持南方諸州的「隔離但均等」(separate but equal)措施之後，種族間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日漸被突顯。而在 1954 年的「布朗控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中，最高法院判決種族隔離政策違憲，並於隔年要求各州執行，在美國的黑人教育史上是決定性的一頁。然而所謂的「取消種族隔離」，實際施行卻因為沒有適當的措施加上白人的抵制而成效不如預期。此外，美國最高法院並未直接引用學校教育的效果作為衡量不均等的規準，而是採用「種 . 15 .

(25) 族整合」的規準，也就是重在種族融合的人數與程度，而不在種族融合之後的教育成效。因此，種族整合的規準似乎蓋過學校教育效果的概念（屈書杰，2004）。 hooks 在她的教育著作《教學越界：教育即自由的實踐(Teaching to Transgress : 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中曾經敘述種族融合政策對其教育經驗的影響。就讀於公立黑人學校時，學校是 hooks 的避風港。上學是一件充滿愉悅的事，在家庭中 hooks 被期望安靜溫婉，在長輩的眼裡 hooks 只是一個不起眼而古怪的小女孩，聽話就是最大的美德；而在學校卻是交與這樣一個小女孩和家庭信念相反的價值觀，在這裡 hooks 可以不只是那個愛哭的 Gloria，在這裡，hooks 可以透過理想重新形塑自我。黑人學校帶給學生的不只是課堂知識，而是親身實踐一場反殖民的革命教育。在 Booker T. Washington 學校，黑人小孩被認為是特殊的、是充滿天賦與潛能的，並且得到特別的關注。教師「了解」學生－這樣的了解含括了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生活環境以及家人對待他們的方式，並且站在學生的身邊，為學生努力，期望他們能夠成為知識份子，提升族群的地位。而種族融合政策卻讓一切改觀。hooks 回憶在政策倉促且未經妥善安排的執行下，少數黑人學生被迫每天多花費數小時到遙遠的白人學校上課。在這裡，黑人學生總是被視為外來者，在白人教師的教導之下，更加強了種族主義的印象。 hooks 是這樣描述的：「知識突然簡化成資訊，與個人的生活經驗與處事方法無關。也不再與反種族歧視的鬥爭連結。…⋯我們知道別人希望我們學習服從，而非求知的欲望。我們過度積極地投入學習反而會被視為是對白人權威的威脅(hooks, 1994a)。」學校不再是實踐自由的場域，但學校仍是政治性的，因為黑人學生必須不斷對抗白人的種族歧視。hooks 對於必須肩負起實現反種族隔離的責任感到憤怒，他們必須放棄熟悉的世界，進入冷淡且陌生、不屬於他們的世界；而 hooks 同時也為作為社會秩序的威脅者感到驕傲，以願意跨越規範、具有抗拒的勇氣為榮。二、發展女性主義意識在 hooks 的自傳性寫作中，經常提及她的家庭對其性別意識的影響(hooks, 1989, 1990, 1992)。hooks 自述自己擁有充滿痛苦的童年，在家裡被視為不同且怪異，所以總是受到情緒上的虐待，偶爾也被鞭打。對於自己是一個女孩，以及作為女孩的獨特性別角色，hooks 自幼就從生活中清楚地發展出對性別主義的意識，她知道女孩被賦予的性別角色(gender role)不是天生的而是社會建構的。「我不記 . 16 .

(26) 得第一次聽到女性主義者這個詞，但我知道自己是從童年時期開始思考性別角色，從那時候開始我知道並感覺到被塑造為女性的經驗和被塑造為男性的經驗不一樣 (hooks, 1989)。」面對家庭養育她的方式並且期望她達成的女性角色，hooks 痛苦而堅持地提出質疑、挑戰長輩「理所當然」的父權制思想。hooks 認為自己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就開始接觸理論，即便幼年時期的她並沒有辦法描述自己從事的思維與批判就是理論化的過程，但她確實將自身經驗理論化了。如同她在 homegrown 一書中提到的：「有的人說是當代女性主義讓我成為現在這樣的人，但實際上是因為我自己拒絕接受父權制的『表現得像一個女孩一樣』的要求 (hooks & Mesa-Bains, 2006)。」在教育機會這一層面，hooks 也深刻感受到性別主義的壓迫。在前往 Stanford 大學就讀之前，hooks 只是一個來自南方勞工階級家庭的黑人女孩，離開肯塔基的小鎮前往 Stanford 是可怕並且極度痛苦的。她的父母親並沒有對於她被允許入學感到高興，甚至反對她離家如此遠的距離。就像許多勞工階級家庭一樣，父母親害怕大學教育可能對他們的子女造成的影響，即便他們清楚理解大學教育的重要性。他們不情願地支持她的學業投入，同時也持續以嚴厲的批評來反對。面對家人的質疑與否定，hooks 努力用更好的表現來證明自己，在實踐中，hooks 展開了女性主義的抗拒。「我的父親告訴我們，太多的教育會讓女性沒有吸引力。…⋯很多時候我被父親責打就是因為我的固執己見，當我了解到必須去抗拒這樣的支配時，我的女性主義抗拒就開始了(hooks & Mesa-Bains, 2006)。」貳、使用假名的涵義在 hooks 的寫作過程中，經常要面對關於她的名字的疑問。本名 Gloria Jean Watkins 的 bell hooks，從十九歲寫作第一本著作《難道我不是一個女人嗎:黑人女性與女性主義(Ain’t I a Woman :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開始一直是使用假名來發表作品的。關於使用假名的原因，bell hooks 曾經在〈to Gloria : who is using a pseudonym〉一文中詳細地解釋。 bell hooks 這個名字來自我的外曾祖母，一開始是我要在社區發表. 一本詩集，卻有一個參加者和我同名，我輕易的就決定了要取假名，因為我從來都不是很喜歡 Gloria 這個名字。…⋯我害怕這個名字所代表 . 17 .

(27) 的含意會掩蓋我這個人，害怕在我還沒取得真正想要的認同之前就成為我的認同。我很高興有使用其他名字的機會。…⋯我選擇 bell hooks 這個名字是因為它有一種有力的聲音，這個名字代表著一個堅強的女人，一個真誠面對自己所說的話的女人，一個在這個世界活出自己的生活的女人。(hooks, 1989：160) 假名對 bell hooks 而言是具有療癒效果的，透過使用 bell hooks 這個名字， hooks 取得了身分認同，擁有了發言的權力。Gloria 這個名字是家庭所給予的，乘載著家庭所賦予的期望。一個叫做 Gloria 的女孩可能會是一個甜美的南方女孩，安靜、順從、討喜，卻無法成為具有反抗力量的狂野的聲音。選擇假名來寫作對 hooks 而言就是展現一種反抗的姿態，是一種賦權策略的一部分，放棄 Gloria 這個名字，將她還給那些創造她的人，因此能夠創造並找到自己的聲音和身分。使用假名時時刻刻提醒 hooks，寫作個人的想法是自我的一種表達，但並不是全部。hooks 不想要過度認同這些想法，甚至讓人不願意改變這些想法或接受其他想法。hooks 特別點出，過度認同正是當代女性主義理論發展的問題，對個人特質(personality)的盲目崇拜嚴重地限制了女性主義運動，就像我們似乎經常更投入在說話的那個人，而非那個人到底說了些什麼。在女性主義思想家中，許多人抗拒去改變對於白人女性經驗的觀點，就是出於過度認同。過度認同讓人將想法視為所有物，是能夠擁有的、能夠控制的，不惜任何代價都要維持。持續地意識到作者在寫作中並不是在創造認同而是在分享想法，對 hooks 的智識成長非常重要。藉由使用假名，hooks 有意識地試圖區隔想法(ideas)和認同 (identity)，使自己能夠接受挑戰和改變。hooks 想要創造一個作品，在個人特質、說話者的認同和被說出的話語之間隔出距離；而既然 bell hooks 是一個不知名的作家和思想家，讀者就不會直接去設想她的個人特質。hooks 也觀察了使用假名寫作實際造成的影響，發現並沒有完全如同她所預期的使讀者不去注意作者的認同和個人特質，然而這麼做確實使讀者注意到作者、認同和文本本身之間的關係，並且提供讀者不一樣的思考角度。參、自傳體的寫作風格對我而言，訴說我成長的故事和殺死過去的自己的渴望親密地連結， . 18 .

(28) 卻又不用真正地殺死自己就能做到。我用寫作殺死那樣的自我。一旦那樣的自我離開了，我就真的是那個屬於自己的自己了。我想要擺脫的，就是那個 Gloria Jean，那個總是被懲罰、被羞辱、總是在哭、被認為因為太瘋狂最後一定會進入精神病院的女孩。藉由寫作自傳，我不只是擺脫了這個 Gloria，更擺脫了那個一直糾纏著我的自己，那個讓我無法更靠近當下的自己。(hooks, 1989：156) hooks 不只是自己寫作，也鼓勵人們寫作。她相信將個人真實經驗理論化，在根本上連結到自我修復和集體解放的過程(hooks, 1996)。hooks 尤其在建構其黑人女性主義時，強調黑人女性的獨特生活經驗能夠形塑出反霸權的意識，使黑人女性的世界不同於那些擁有特權的人(hooks, 1984)。hooks 引述 Adrienne Rich 的話：「這是壓迫者的語言，但我必須和你對話。」受壓迫者、邊緣族群必須學習壓迫者的語言才能和壓迫者對話進而做出抗拒，然而更重要的是，受壓迫者必須創造出一種新的語言、做出對立的論述、發出解放的聲音。語言是鬥爭的場域，如同 Paulo Freire 在《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中所說：「我們不能夠以客體進入鬥爭只是為了成為主體。」受壓迫者要用自己的語言，說出自己的經歷，作為主體進行自我恢復(self-recovery)。自傳體的寫作對 hooks 而言是一種療癒過程，喚起成長在南方種族隔離的社區中的特殊經驗，是一種重新補捉南方黑人文化豐富色彩的方式。hooks 認為，記得並保存這些經驗對她尤其重要，因為在之後大部分的時間裡她都生活在白人占多數的社區並在白人為主的大學教書。寫作自傳使 hooks 不得不是面對身為黑人女性的現實，以及那些被否認並掩埋的歷史。藉由回憶自己的南方成長過程，hooks 學到理解自我的方法。自我存在於關係當中，其真正的存在依賴於每一個人的生活與經驗，自我不是一個「我(self)」的示意物，而是許多「我」聚集在一起，自我作為過去與現在、家庭與社群集體之現實的體現。在關係中自我的社會建立意味著我們會知道在我們之間說、並且對著我們說的那些來自過去的聲音，我們會和自己的歷史產生關聯；然而，也就是這樣的聲音，在我們受到支配時是被靜音的(silenced)、被壓迫的。支配和殖民企圖破壞我們了解自己的能力，而當我們尋求自我復原、努力將存在的碎片拼湊在一起、努力復原自己的歷史，就是在抗拒這樣的侵犯(violation)與非人化 (dehumanization)(hooks, 1989)。 . 19 .

(29) 自傳體寫作讓 hooks 創造了一個重新憶起而重生的自我，如同 Audre Lorde 所言「宣稱擁有成為其所選擇成為之人的權力。(1984：173)」hooks 重新取得控制自身主體性與認同的權力，重新拼湊破碎的生命成為一個解放的完整生命歷程。在〈writing autobiography〉一文最後 hooks 有了這樣的醒悟：「最終我並沒有感覺我殺了那個 Gloria，反而是拯救了她。她不再是我裡面的敵人，不再是必須消去那個女孩才能讓現在這個女人真實存在。在寫作這個女孩的過程中，我重新取得了那個我很久以前就拒絕的自己。記憶是重聚循環的一部分，將碎片拼湊起來。敘述，讓破碎的心重新完整。(hooks, 1989：159)」 . 第二節學習階段與學術生涯的影響壹、學習階段的影響 hooks 從小一直夢想成為一名作家，她熱愛詩，家家戶戶的書架上都有的白人作家的詩集，或是必須到處尋找借閱才能找到的黑人作家的詩集。對 hooks 而言，詩是秘密聲音存在的地方，那些不能直說的話，那些無以名狀的感受，都可以付諸於詩的語言。進到大學，hooks 開始認識到聲音作為具體化作家之特殊表達的概念，聲音不再只是聲音，聲音被和認同連結。一、白人男性學術霸權 hooks 曾就讀過四所大學，包括史丹佛大學、威斯康辛大學、南加州大學和加州大學 San Cruz 分校，而她從來沒有在其中任何一所學校遇過黑人女教師。 hooks(1989)回憶起自己曾經在史丹佛大學和南加大有機會遇到兩位黑人男教授並且向他們學習，雖然他們都不願意支持或鼓勵黑人女性學生，但除去他們的性別主義和種族主義不論，hooks 仍對他們非常感謝，因為他們證明了黑人學者也能教文學，黑人學者也能在英文系任教。不論是否出於個人意願，他們仍提供了一種支持和肯定，對抗許多白人教授強烈的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那些清楚表明自己的課堂不歡迎黑人學生的教授並沒有直接說出種族歧視的言論，而是透過各種隱而不宣的方式表現，像是在點名時跳過黑人學生的名字、眼神不看向黑人學生、在黑人學生說話時假裝沒聽見、有些時候甚至是完全性的忽略。hooks 清楚記得自己第一次遇到這樣的狀況，她感到非常疑惑而害怕，包 . 20 .

(30) 括她自己和其他白人同學都很清楚，這名白人教授的侵略性的對待是針對她而來的。其他同學都告訴 hooks 她不可能通過這門課，但卻從來沒有人沒有說出可能是性別主義和種族主義造成這樣不平的對待。升上研究所，hooks 越來越難避開種族歧視的課，而雖然她可以說出這樣的問題並且對抗這樣的人，她的言論卻很少被嚴肅地看待。個別的白人教授有白人極權的機構所支持，有同樣種族歧視的同事支持，還有讓教授的話語能夠支配學生的這種階級制度支持。許多時候 hooks 在私底下向其他教授訴說這樣的種族歧視情形，換來的卻是驚訝與不相信。他們傾聽只是因為聽學生說話是他們的職業責任，但他們拒絕相信也拒絕負擔起白人種族主義的責任，讓他們根本不可能採取任何行動，高等教育殿堂裡的歧視也。二、抗拒與堅持 hooks 的研究興趣從早期美國文學轉向現代和當代美國文學，這樣的轉變主要是源起於一個白人男性美國文學教授，在這堂課中學生飽受性別與種族歧視的嘲諷。當 hooks 向教授提出他的態度問題，得到的回應卻是她並不是念研究所的材料，並告訴她應該要退學。隨著時間過去，hooks 變得越來越沮喪，她甚至開始夢到自己帶著上膛的槍走進教授辦公室，要求教授傾聽，要他感受這樣的恐懼和羞辱。當這樣的夢持續出現，甚至成為清醒時的幻想，hooks 就知道是時候從研究所離開好好休息了。hooks 感覺到教授對她擁有太多支配的權力，而她必須把教授從她身上奪去的自我意識重新找回。因著這樣的意念 hooks 重新回到研究所，甚至回到那一名美國文學教授的課堂上。在抗拒的過程中，hooks 經常從白人同學那裡得到要求她不要質疑、挑戰或抗拒的建議。這些白人同學對支配的容忍程度似乎比她高得多，而經過批判地反思彼此之間的相異之處，hooks 發現這些白人同學都來自優勢階級背景，被要求服從並不會影響他們的自我價值認同。然而，來自劣勢背景的學生能夠來到研究所這一階段，是經過了無數次的鬥爭，擊退那些試圖讓他們相信自己做不到的想法。優勢的白人學生在校外的生活不需要面對任何的貶低或羞辱，他們只要撐過某些形式的支配，接受它作為開啟未來的過程，最終就能夠掌握支配的權力。三、高等教育中黑人女性的經驗共享除了嚴重的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更是讓學術場域失去實踐自由的初衷。hooks 比較學術界的黑人男性與黑人女性經歷，同樣作為學術領域的邊緣族群，黑人女 . 21 .

(31) 性因為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的結合力量而受到更大的壓迫。大多數時候，黑人男性較容易在文學系研究所取得成功，許多白人學者可能注意到黑人男性知識分子傳統，卻幾乎不知道任何黑人女性知識份子。就像在白人學術傳統中一樣，非裔美籍知識分子傳統也是男性支配的架構。畢業多年後，hooks 持續和身處文學研究領域的黑人女性談論這個問題，發現很多情況並沒有改變，黑人女性仍然在學術場域感受強烈的孤立與孤寂感。這也就是為什麼 hooks 一直強調高等教育中的黑人女性應該寫作並且談論自身的經驗，以及分享如何生存的方式。hooks 希望讓擁有同樣遭遇的人知道，她們並不孤單，她們遭遇的問題和阻礙都真實存在，這些感受很傷人，但並非無法克服。也許這樣的話語能夠帶來安慰，能夠加深她們的勇氣，更新她們的靈魂(hooks, 1989)。貳、學術生涯的影響 hooks 在教室中的教學是和她的理論密不可分的，在課堂中 hooks 應用理論進行教學，在發展理論時也提出自己的教學經驗作為實例，可以說是理論和實踐相互作用的最佳範例。一、「激進」聲音的必要性談論到自己的黑人學者身份，hooks 強調黑人知識分子雖然不需要每天面對恐怖的種族歧視和剝削，這些遭遇在過去正是提醒黑人族群結束種族歧視的鬥爭不能停止，然而黑人學者的命運也是和世界上所有受壓迫的黑人的命運親密地連結在一起的。許多黑人知識分子因為脫離了這樣的日夜壓迫，對於那些投身於轉化社會的黑人教育家所建立的激進傳統變得漠不關心。hooks 認為自己身為學者與教師最重視的是教育作為自由的實踐，解放的教育學根源於對政治現實的意識，並且使人不得不去辨識高等教育機構為各種形式的支配服務的架構方式，迫使人去面對教育並不是一個中立的過程的事實。很多時候，投入在實現教育自由願景的學者卻最不願意承認教育不是中立的過程。學術自由被用來使注意力轉移，不去探討知識是如何被使用以加強和滲透支配。當這樣的狀況發生時，學術自由的概念就失去其意義與完整性。hooks 強調這樣的議題對於黑人學者來說特別相關，黑人學者經常被誘使產生錯誤的假定，認為學術自由的目的能夠藉由政治中立性的形式最好的展現出來。因著這樣的假 . 22 .

(32) 定，許多學者認為他們應該避免引起人們對種族歸屬或種族主義的注意，並且認為他們應該展現出不在乎種族的態度。然而，hooks 斷言這麼做並不是在促進學術自由，反而協助建構了一個種族主義的白人男性表現基準的社會現實。黑人學者應該負起對自己身屬黑人族群以及所處學術社群整體的責任，建構並且維持學術和社會的空間，在當中促進教育作為自由的實踐此一概念。二、學術場域中的「權威聲音」議題 hooks 的研究大多圍繞在邊緣族群的受壓迫與抗拒，也強調寫作作為發聲方式的重要性。她經常批評學術著作中仍充滿權力支配關係，讓學術界無法成為實踐自由的場域。hooks(1989)舉自己在教授女性與種族課程時和學生的討論為例，關於白人女性是否應該寫作談論黑人女性生活經驗的著作。部分學生認為寫作什麼內容是個人的權力，也有部分學生認為白人女性當然不能夠寫作關於非白人女性的作品。在學術界，所有的邊緣族群，包括白人女性、非白人女性、黑人族群、同志族群等，曾經在某段時間裡他們的經驗是只被白人男性研究、詮釋與寫作的。即便這些所謂的「權威(authorities)」是較進步的、是充滿關愛的、並且在各方面都是值得信賴的，只要這樣的權威是建立在所談論的族群經驗中個體聲音的消失或減弱，這種主體－客體的二分就維持了，也加重了架構中的支配。寫作和自己不同的族群之文化與生命經驗，當爭議的議題是誰將會被認為是更具「權威」的聲音時，就變得充滿政治性。以女性主義理論為例，白人女性並不會鼓勵白人男性在創造女性主義理論與學說當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即便很明顯地許多白人男性學者擁有更多經驗與聲望，女性主義學者仍判斷性別主義偏見可能限制了他們創造出來的著作形式，或者他們的男性氣質可能阻礙他們的理解。 hooks 批評到，白人女性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夠輕易地看見白人男性作為權威聲音的問題，卻看不見白人族群寫作非白人族群時可能帶來的問題，這是女性主義理論中很大的盲點。當然，這並不代表寫作非屬自身族群經驗的學術著作就是沒有價值的，而是意味著這樣的著作不應被視為「絕對」，而這樣的學者也不應該是「最重要」的聲音。hooks 強調，研究其他族群絕對有助於彼此之間的了解，以及去除種族主義和挑戰支配結構，只是在過程中必須非常清楚自己寫作這個族群的原因，並仔細檢視自身的觀點是否反映出種族偏見的問題。 . 23 .

(33) 三、「越界」的理論女性主義理論的學術生產，是在一個階層化的環境裡被闡述。支配階級制定了一套評斷何為理論的標準，使得不夠理論化或是傾向於親近廣大讀者的手法寫作的作品，在學術領域通常不具有合法性與正統性。理論變成工具性的作用，利用理論為思想建立不必要的、競爭性的階級制度；透過將作品區分階級，進一步強化了支配的權力架構。學術理論被期待高度抽象化，充滿難懂的術語，然而在學術領域之外的地方，這些理論被視為無用而保守，無法在社會上共享並且具有非常低的能見度。hooks 認為，這樣的理論或許能夠迎合父權制的眼光，卻也被用來在女性族群中進行分裂、切割與疏離，侵蝕並破壞了女性主義運動。 hooks 對理論的批評並不是希望揚棄理論，相反地，理論是邊緣族群進行鬥爭時必須具備的要素。貶損理論、反智以及繼續保持沉默是一種共謀的行為，讓邊緣族群相信無須理論也可以進行解放的鬥爭。因為理論具有力量，當支配階級建構一套理論代表邊緣族群「發聲」，並且利用理論來彰顯自身的權威，使其成為只有少數人能夠進入的批判場域時，若是以宣稱理論不具有任何價值的反智理論作為回應，就造成了溝通的斷裂，抗拒也無從著力。理論是必要的，hooks 建議應該積極關注創造促進鬥爭運動的理論之重要性，並且讚揚及珍視用口述或書寫方式分享的理論。hooks 強調必須與人分享理論，盡力創造理論，促進人人都願意參與的女性主義運動。將經驗理論化並不容易，因為這必須說出個人的痛苦，勇敢地揭露傷口，並且提供自己的經驗去做分享與指引。這樣的行為是解放性的，不僅回憶並找回自己，更重新承諾了一種更積極、更具包容力的女性主義鬥爭。而身為女性主義理論思想家與運動家，學者們應該集體地尋找一個讓女性主義理論發生的方式，以及創造讓這樣的發生成為可能的場域。要達到這樣的目的，hooks 建議回到起始點，回到女性主義萌芽的開端。像孩子一樣，單純地分享並實踐生命經驗。(hooks, 1984；1989) . 第三節 hooks 的研究範疇 hooks 的著作讓我們能夠一窺她的人格特質：充滿智慧、直接、觀點上的女性主義者、言辭激進、具教育性、熱情、強調參與。hooks 以其直率的社會與文化批評而聞名，主要關注焦點在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壓迫現象。她將過去只被制限於學術界與菁英圈的議題帶到大眾之間，意圖引起一般民眾的注目 .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