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與動機

精神疾病在台灣的終身盛行率約為千分之三（賴貞君，2002）。

近年來台灣慢性精神病患逐漸增加中，根據內政部最新身心障礙統計 顯示：截至101年第一季為止，台灣慢性精神病患者達11萬4千5百多 人，較100年同期增加2.72％，佔身心障礙者總人數之10.39％，總人 口之0.49%，各項比重均呈逐年上升趨勢（內政部統計處，2012）。

國內精神病患60%需要持續接受治療與照顧（研考會， 1995）。

以99年健保重大傷病證明領證人數來看，領證總人數820,505人，約佔 保險人口之3.56%，較前一年增加37,384人，成長4.7％，領證卡數較 98年增加40,424張，成長4.8％，其中癌症領證數最高397,403張，佔 45.6％，次之為慢性精神病207,667張，佔23.8％（行政院衛生署中央 健康保險局，2010）。至於重大傷病醫療費用當中門診醫療費用最高 的依序為洗腎、癌症、慢性精神疾病、全身性自體免疫症候群及先天 性凝血因子異常（血友病），住院醫療費用最高的為癌症病人，其次 依序為呼吸衰竭長期使用呼吸器之病人、慢性精神疾病患者、急性腦 血管疾病、洗腎患者。由此可見慢性精神病患不論在人數、重大傷病 醫療支出或住院醫療費用均高居前三名。

葉玲玲、李玉春、楊銘欽、劉絮愷、胡海國（1997）以郵寄問卷 方式收集台北市、台中市與台南市精神病患經濟成本的相關資料，其

門診醫療費用約18,730 元，惟研究中並未探討影響醫療費用的因子。

張明永、高雅慧 與 楊淑瑜（2001）引用衛生署統計資料顯示，台灣 精神醫療資源從1991 年 22 家醫院，增加至2001 年的31 家。急性病床 由1980 年之1,265 床增加至2001 年之5,483 床；慢性及養護病床由 9,801 床，增加至14,456 床；相關醫療人力於2001 年時有5,079 名，相 較於1980 年的1,035 名，成長超過五倍。足見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對醫 療資源消耗有相當影響性。

此外，因為精神疾病屬於較易變成慢性化的疾病，經適當的藥物 控制，雖可控制精神疾病的復發及他們在身體機能方面的不適，但慢 性精神病患者，卻常伴隨著不安的行為舉止和出現意想不到的怪異動 作。這對家中有精神病患的家庭是一大打擊，更會影響整個家庭的生 活作息和功能運作（ 沈麗惠，1994）。

罹患精神疾病會使患者之社會功能下降，工作能力降低、人際關 係變差、體力減退等情形產生。再加上社會對精神病患者之刻板印象 (stigma)(文榮光、鄭夙芬，1994；曾錦花，1996)，往往使精神疾病患 者在社會上抬不起頭、受人鄙視、自卑，個人信心與尊嚴受到嚴重打 擊，因此許多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在醫療體系完成治療後，「回家」或 回到社區生活的歷程並不順利，值得相關工作者重視，因此本研究希 望能瞭解這些病患在回家或回到社區生活後，所得到的社會支持與活 動參與情況的關聯性。

二、社會支持與康復之路

在精神障礙者康復過程中， 除了傳統住院的治療方式，現代精神 醫療更強調長期完整性的社區復健（胡海國、林憲、陳建仁、張素 凰、黃梅羹、葉玲玲，1994）。「社區 復健」指的是協助病人逐步適應 生活、於社區中提供病人有關工作能力、工作態度、社交技巧、日常 生活處理能力等復健活動， 其目的在於提供慢性精神障礙者連續性完 整的醫療照護， 避免長期住院機構化。藉由社區復健推動， 協助慢 性精障礙者增加活動參與， 逐漸適應及重新建構生活。

在社區復健過程中，為了協助慢性精神障礙者逐步適應崩解的生 活，會提供病人有關日常自我照顧能力、社交活動、工作能力等復健 活動來賦予生命的意義。這類的「活動參與」對於慢性精神障礙者來 說是相當重要而有意義的生活復健。

「社會支持」被許多研究視為一種壓力緩衝器，是經由他人的支 持或社會網絡的保證來降低個人的壓力（黃寶園，2004；Glynn , Christenfeld & Gerin, 1999）；或是 與多個(兩個及以上)個體之間進行資 源交換，接受者知覺到施予者是在增強自己的幸福感或身心健康

（Shumaker & Brownell, 1984），對於一般人的生活有正向的影響。

部分研究指出社會支持扮演對抗生理疾病與心理疾病重要角色，

在康復過程獲得安適感。例如 Grusky, Tierney, Mandersheid 和 Grusky

（1983）提出社會支持的重要性在於提供精神障礙者與他人互動機 會，有良好社會支持可協助患者維持良好健康狀態。Evert, Harvey,

Trauer 和 Herrman（2003）在澳洲調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會支持網 絡與患者自我照顧功能關係，發現同時獲得朋友與家人支持之患者，

其從事全職工作比例較高，社交網絡缺乏患者自我照顧功能失能情形 較有家人支持網絡的患者普遍。可見社會支持對慢性精神障礙者有一 定的正面影響，但 Neeleman 和 Power（1994）認為相較於一般人，慢 性精神病患者感受到較少的社會支持，果真如此，在已經患病的情況 下，又缺少社會支持，是否會對慢性精神病者有負面的影響？這實在 令人擔憂的問題。

目前已有文獻針對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間的關係，或社會支持對 生活滿意度的影響進行研究（林秀華，2000；黃毅志，2002）。國內 探討慢性精神障礙者回歸社區或是居住於機構中的生活品質研究當 中，也有將社會支持視為影響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因素之一（蔡欣鈴、

陳美碧，1996；張意真，1988；王翠杉、宋素貞，2000；黃瑞琦，

2002），或將社會支持視為影響慢性精神障礙者社交生活的因素之文 獻（葉子豪，2007；林盈萍，2009），但目前對於慢性精神障礙者的 研究尚未將社會支持和活動參與一起進行探討。

世界衛生組織於2001年提出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Disability and Health，簡稱 ICF)，賦予健康新意函,成為健康、心理衛生相關領域 新的臨床工作指引(clinical guideline)。ICF 強調排除社會障礙及 改善環境與改變個體一樣重要，改變對障礙與殘障的名詞使用，強調

身心障礙者所具有的活動能力而不強調消極限制面，同時採取參與的 概念，取代原先的殘障概念所隱含的社會排除的負面意義。因此 ICF 模式同時考量身體功能、活動及 參與三大功能來衡量一個人健康狀 態。目前 ICF 之「活動參與」概念已廣泛運用在生理與心理的研究，

在心理上的活動參與研究，國內有用在憂鬱症與精神病患者的活動參 與測量，測量效果都還不錯（黃麟傑，2007；陳雅玲，2009；簡芳 伶，2009；陳嘉年，2010）。若以 ICF 做為參與活動的評量指標來進 行分析，社會支持的高低是否會影響到慢性精神障礙者者的活動參與 狀況？這樣的研究在國內仍屬罕見。

故本研究希望透過問卷瞭解慢性精神障礙者之社會支持和活動參 與現況，以及社會支持對慢性精神障礙者之活動參與影響進行分析，

嘗試開啟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作為慢性精神障礙者照顧者以及相關精 神障礙臨床工作者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