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壹、研究限制
一、
研究所在學生樣本不足本研究蒐集到的「口譯組在學生」僅有 14 份,「筆譯組在學生」
雖然稍多,但也仍僅有 24 份,均未達Gay (1992)主張比較研究每組 至少所需的30 個樣本以及對有代表性的母體作隨機抽樣,致使此二 組的研究結果不具外推性,代表性不足。未能獲得足夠的研究所學生 樣本主要是因為本研究對兩組在學生的定義過於嚴格,將「口譯組在 學生」定義為除了共同課程外,僅修習口譯課程的翻譯所學生;將
「筆譯組在學生」定義為除了共同課程外,僅修習筆譯課程的翻譯所 學生。然而問卷實際發放後發現,僅修習口譯課程的「口譯組在學 生」與僅修習筆譯課程的「筆譯組在學生」非常少,大多「口譯組在 學生」也會時而修習筆譯課程,而「筆譯組在學生」也會跨組修習口 譯課程。
107
二、專業譯者定義過於簡化
本研究中專業口譯員的定義為從事口譯工作以一年以上,且口譯 工作佔總翻譯工作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然而實際上許多專業口譯 員的工作範疇不僅僅限於翻譯工作,大多專業口譯員除了從事口筆 譯,也會參與翻譯教學、配音、主持、文案撰寫、書籍撰寫的語言相 關工作。同時許多專業口譯員反應為了解自身是否符合總翻譯工作收 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條件,他們發現總翻譯工作收入根本難以估算 出準確的數字,沒有任何準確的參考依據,一般工作可以報稅單為基 準,然而翻譯工作為列入稅務的情況也時常出現,故此一定義讓專業 口譯員無所適從。
專業譯者的工作型態也會因譯者在體制內或體制外工作而有異,
體制內譯者包括政府組織、公司行號、翻譯社、銀行、律師事務所聘 請的全職譯者;體制外則是所謂的自由譯者。體制內譯者與一般上班 族無異,與上下班打卡,並完成上級交付的任務;體制外的自由譯者 則需自行培養並接洽客戶、自行安排工作時程。工作上的考量自然有 異,然本研究中於專業譯者的定義並無加入體制內或體制外的限制,
致使研究變因增加。因此(一)ESTJ 型的專業口譯員工作上偏好只 做口譯不做筆譯。(二)ISTJ 型的專業口譯員欣然接受同時以口筆譯 兩項為生。以上共兩項推論無法完整獲得驗證,僅能初步判斷應為如 此,確切答案仍待將來的研究者發掘。
三、問卷發放途徑有限
本次研究透過「翻譯與譯者」、「外語人力銀行 多語言/翻譯人 才庫」、國立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 究所、私立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翻譯研究所之Facebook 社團、粉絲專頁「強尼金口筆譯教學日記」
108
及 Line 社團「譯者交流」進行「臺灣口筆譯者人格類型探討」之問 卷發放,除了Line 社團「譯者交流」之外,其餘問卷發放管道皆透 過 Facebook 平台,Facebook 的活躍使用者年齡分布可能因而造成一 定的潛在樣本偏差。然而因譯者時常無既定的工作場所,欲進行當面 隨機問卷發放的困難相當高,故問卷發放途徑有限的問題或許是使用 問卷研究法的翻譯研究難以克服的問題。
四、問卷效益模糊
雖然現今MBTI 量表已廣泛用於各大學的職涯發展及就業指導 (Liu, 2019),在職場的應用上相當具有公信力,然而測驗的結果只代 表該職業中最常見的人格類型,並無法證明最常見的人格類型即為在 工作中表現最出色、最能勝任,甚至是最享受該工作的人格類型,應 仍須進一步的研究加以驗證。
五、願意接受訪談的樣本數過低
原預計每組抽樣3 人進行訪談,共 12 人進行訪談,然推測可能 因欲抽樣的樣本多有內向I 之傾向,造成實際願意接受訪談的意願低 落,而以「專業口譯員」組願意接受訪談者最多且比例較高,也恰好 呼應「專業口譯員」組中外向E 傾向樣本較多的情形。訪談樣本數 過低進而造成推論驗證的潛在的困難及偏誤。(一)ESTJ 型的口譯組 在學生即偏好做口譯,較不喜接觸筆譯,有高機率成為專業口譯員。
(二)INTJ 的口譯組在學生雖然能有考取口譯組的性格與能力,卻 會在口譯訓練中發現自己不適合或不喜歡口譯,而是對筆譯更加偏 好。以上共兩項推論無法完整獲得驗證。
六、人格類型敘述理解因人而異
109
於訪談結果可知,每一位受訪者對同一人格類型的敘述常會出現 差異,上述已闡明可能因針對人格類型的敘述過於簡化,然而簡化即 為求更易操作與理解,假若將人格類型敘述設定更加複雜,勢必會增 加量表操作的困難度,以及受試者的接受度。MBTI 將人格分為 16 種類型,僅是呈現大方向,而非精準表明每個人的樣貌,人的表現也 絕非僅有人格類型此一因素的影響。故人格類型敘述的嚴謹與複雜程 度仍待進一步討論。
貳、未來研究建議
一、定義重塑本研究面臨包括樣本不足、受試者填卷時的混淆都因定義不明而 起。
(一)將翻譯所在學生定義為僅修習共同科目,與自己組別的課 程,就是筆者在研究前對於翻譯所在學生修課習慣的誤解所致,筆者 為求實際修習口譯課程與筆譯課程比例的最大化,而忽略了實際上符 合此定義的學生可能有限的情況。
(二)無論是「專業口譯員」或「專業筆譯員」,筆者都未將體 制內與體制外的譯者做區分,然實際的情況是企業或政府內的譯者與 自由譯者的工作型態截然不同,往往會面臨的情況也各有所異,未加 以區分造成同組之內同質性下降的情形,各組間的異質性可能因此降 低。
(三)無論是「專業口譯員」或「專業筆譯員」,時常會以翻譯 為業的同時,再兼任其他工作,口譯員尤為明顯,包括參與翻譯教 學、配音、主持、文案撰寫、書籍撰寫等語言相關工作的情況屢見不 鮮,多元的工作組合及各工作比例的差異極有可能成為研究的變因之
110
一。
於翻譯研究而言,對「譯者」的定義往往是研究會遇到的一大難 題,各研究處理的問題不盡相同,難有同一的標準,後續研究應在此 題上多加著墨,或許能更加提升研究效率。
二、多問卷輔助
於 MBTI 的相關研究中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最常見的人格類型即 為最能勝任該工作的人格類型,同時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其他人格類 型就不適合或無法勝任口筆譯員的工作,人格類型絕非影響專業表現 的唯一面向,為求人格研究更全面,就需得從更多面向著手,包括證 明譯者的專業能力或對於工作的喜好程度,都可以納入研究考量,以 多角度的問卷同時施測,或能有更具說服力的結果。
111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朱明星(2010)。管理者的血型、人格特質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研究(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臺北。
池進通、李鴻文、陳芬儀(2008)。五大人格特質與工作績效關係之研 究。經營管理論叢,4(2),1-9。
李文進、簡伯丞(2002)。飛行員之人格特質與生活適應。中華民國航空 醫學暨科學期刊,16(1),19-26。
李化達(2016)。MBTI 人格類型與崗位勝任力的相關研究(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澳門城市大學,澳門。
邱皓政(2011)。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SPSS(PASW)資料分析範例解 析。台北:五南書局。
施彥如(2005)。會議口譯員之人格特質及焦慮程度初探:以台灣地區自 由會議口譯員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 北。
胡家榮、廖柏森(2009)。臺灣大專中英口譯教學現況探討。編譯論叢,
2(1),151-178。
范家銘(2012)。口譯員潛質:口譯員觀點。編譯論叢,5(2),117-151。
張同廟、劉維群(2007)。五大人格特質與領導能力之關係探討:以台南 地區大學校院學生社團幹部為例。高雄餐旅學報,9(1&2),35- 61。
張春興(1989)。張氏心理學辭典。臺北:東華。
張春興(1991)。教育心理學。臺北:東華。
張春興(2013)。現代心理學。臺北:東華。
112
莫薇.安姆瑞(Merve Emre)(2019)。「性格」販子:最受歡迎的人格測 驗
MBTI 大揭密(駱香潔譯)。臺北:行路(原著出版年:2018)
陳子瑋、林慶隆、彭致翎、林俊宏、何承恩(1996)。臺灣大專校院翻譯 課程師資及教師教學目標之研究。編譯論叢,
10(1),83-120。
陳子瑋、林慶隆、彭致翎、吳培若、何承恩、張舜芬、廖育琳(2012)。
臺灣翻譯產業調查研究。臺北:國家教育研究院。
曾信超、周宥均(2010)。銀行從業人員內外控人格特質之實證研究。臺 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刊,
9,49-62。
曾仁德(2005)。臺灣口譯產業分析:以中英會議口譯次產業為例(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臺北。
趙峻波(2009)。MBTI 性格類型方法在大學生職業規劃中的應用。中國 電力教育。2009(8),151-152。
劉宗明、黃德祥(2008)。國中教師人格特質與教學效能之研究。臺北市 立教育大學學報,39(2),1-33。
蔡華儉、朱臻雯、楊治良(2001)。心理類型量表(MBTI)的修訂初 步。應用心理學,7(2),33–37。
薛秀宜、陳利銘、洪佩圓(2006)。人格理論新紀元:人格五因素模式之 測驗工具與其研究應用。教育與發展,23(1),109-118。
鍾玉玲、黃芸新(2013)。翻譯能力與人格特質之關連:以臺灣的科技大 學學生為例。廣譯,9,149-176。
羅正學、苗丹民、皇甫恩、陳足懷(2001)。MBTI—G 人格類型量表中 文版的修訂。心理科學,24(3),361-362。
二、英文文獻
Alessandri, G., & Michele, V. (2012). The Higher-Order Factors of the Big Five as Predictors of Job Performanc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113
Differences, 53(6), 779-784.
Alexandra, R. & June, E. (2017). Investigating tolerance of ambiguity in novice and expert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An exploratory stud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 Research, 9(2), 53–
66.
Alexandra, R., June, E., & Daniel, B. (2011). A story of attitudes and aptitudes?
Investigat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 variabl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interpreting. Interpreting, 13(1), 53-69.
Alicia, B. M. (2014). Self-efficacy i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9(2), 197-218.
Allport, W.G. (1961). Pattern and Growth in Personali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Barboni, T. (1999). Translation and the unconscious. In C. Lejeune (Ed.),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3th (pp. 23–33). Mons: Le Ciephum.
Barrick, M. R., Michael K. M. & Timothy A. J. (2001) Personality and
Performa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 What Do We Know and Where Do We Go Nex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lection and
Assessment, 9(1-2), 9-30.
Bowen, M. (1994). Ingredients to Success as a Language Specialist. In Deanna L. H. (Ed.), Professional Issues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pp. 181- 192).
Amsterdam,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Charles R. M. (1997). Looking at Type: The Fundamentals. Gainesville, FL:
Charles R. M. (1997). Looking at Type: The Fundamentals. Gainesville, 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