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Wordsworth 便認為通過回憶昔日童年時光和鄉土自然的情懷，將現在已經 失去的光輝在詩中藉緬懷捕捉下來，就會形成一種浪漫主義的昇華。而解構主義
者則認為這些浪漫理想是對已失去的源頭天真懷念，是逃避現實、自欺欺人，將 理想投射在不能重現的過去23。而對撒可努來說，回憶童年不為了當時天真與純粹 的浪漫昇華，更不為消極地躲避現實而沉浸在過去的童年記憶裡。撒可努的「童 年再現」是藉由過去往未來邁進，也蘊含了積極的文化重組行動，誠如 Gilles Deleuze 所言：
回憶過去，並非心理退行，是傾向未來，尋找消隱時光就是一趟對真實的 追尋。（蔡淑惠、劉鳳芯 2012：162）
不知過去，也就無未來可言，失去記憶，也將無法想像未來，回憶童年時光 並非純屬過往的緬懷，而是朝向未來的追尋。且童年並非真的消逝，而是消隱於 潛意識與內心中，可經由記憶被召喚出，回到最純真的最初，童年才是最能接近 內在真實的自我。
本節將探討撒可努為何寫「童年」？及將「童年」回憶作為書寫題材時可能 會遭遇的問題。
ㄧ ㄧ ㄧ
ㄧ、、、、 當記憶當記憶當記憶當記憶成成成成了了了了「「「「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Georges Perec 在《W 或童年回憶》裡開宗明義的說：「我沒有童年回憶」，並 且說「自己的」故事只要兩、三行文字便可總結，但其實他的故事，帶有巨斧的 大寫歷史，已經代他回答了何謂童年記憶。Georges Perec 的童年回憶在一個天真 孩子無邪生命的記憶保護傘下，向人們展示的其實是這個天真孩童所處的當下，
他的族群在時代、歷史壓迫下的血淚足跡。因此 Georges Perec 的童年回憶不光
23 解構主義批評家對浪漫派詩人的批評分析，可參考 Harold Bloom 著，高志仁譯。《西方正典》。 台北：立緒，1998。
只是個人的記憶，更包含了集體的文化記憶、歷史記憶，他的記憶反映了時代的 演進、族群的歷史、文化的興衰、身分的認同……等等，因此個人的童年回憶已 不再是專屬於個人的，而是屬於族群共同的文化回憶。誠如 Georges Perec 說：
我沒有童年回憶……
故事的闕如，長久以來教我安心，因故事客觀而乏味，表面上一切明瞭，
ㄧ副天真無辜的樣子，在在都保護著我，但是保護我免於什麼傷害呢？莫 非就是我的故事、我活動的故事、我真實的故事、屬於我的我的故事。可 以想見，那故事既不乏味，也不客觀，表面上也不明瞭，顯然也並非無辜……
（2011：35）
我們回頭看撒可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少數族群的原住民身份使他經歷了 不一樣的生命過程，撒可努的生命故事也是同一代排灣族人的共同經歷，其命運 就在這同一模式中相互映照，撒可努的童年寫的是自己，寫的是時代、寫的更是 族群，族群中每個人的故事就隱身在撒可努的童年回憶中。
但撒可努「童年故事的闕如」和 Georges Perec 所面對的問題不同，Georges Perec 所遭遇的是時代力量強過於個人的聲音，所以時代的回憶寫進童年記憶裡，
主導了發言權。而撒可努面對的是有著族群集體記憶的那個時代在強大的歷史巨 輪壓迫下，聯繫著族人的記憶被捲入時間的黑洞中，隨著時間的流轉，漸漸的被 遺忘。當撒可努意識到必須找回自我與傳統文化時，回顧過往，卻發覺找不到可 以憑藉的族群記憶；因為自己、父親、祖父……及前代族人的文化記憶，在時代 變遷、認同不夠、宗教改變、政治因素、代間斷層、文化涵化24……等等因素相互 影響下，未被傳承及延續，造成記憶的斷層，時代的不復記憶讓傳統成了「歷史」，
24 涵化是指兩種文化經過一段長久時間的接觸後，或由於價值體系與社會結構的差異、或由於 武力與經濟力的消長、或由於媒介人物的不同，遂產生了採借、替換、混合或抗拒等現象，
深沉於時間的長河裡，因逐漸乾枯而隱沒於地表下，隱藏了它的足跡。
但時代中的族群回憶其實隱身於童年記憶裡，撒可努必須藉著寫童年來尋回 時代中的族群力量，在童年裡「重建」那個時代，讓擁有族群記憶的時代重新掌 握發言權，不讓它輕易消失，因「故事的闕如」會讓族群失去了站上名為「歷史」
的舞台，就像撒可努在《山蕏、飛鼠、撒可努》意識到的危機：
部落因環境與和地理及族人對文化上的認同不夠，所謂的傳統和文化早在 快要半個世紀前就已慢慢的瓦解，在瓦解的過程中，有的流失、有的消失 無影無蹤；現今無法重新再建構起來，取而代之的便是他族文化的認同，
然而這是對自己文化上相當殘忍及可憐的現象，在無意中接受了強勢族群 的文化，如果自己又無法自覺去認同自己的母文化，而歸屬感的認同便會 在隔代、時間的不復記憶之下，逐漸模糊而消失。（2011：185－186）
當撒可努意識到族群的困境時，發現要尋回過往的蛛絲馬跡，線索就在自身 的記憶中，因為個人記憶與族群的集體記憶相互連結，回到部落與集體記憶的主 體（族人）親近，就能在這樣的軌道上重新找回族群的專屬記憶，如同 Halbwachs Maurice 在＜集體記憶與歷史記憶＞中所提：
在大城市裡很容易陷入遺忘，而一個村子裡居民卻在不斷地相互觀察，他 們的群體記憶忠實地記錄了每一個能被覺察到的行為舉止，因為這些行為 舉止反作用於這個小社會，並推動它的改變。在這樣的環境裡，每個個體 都共同思考和回憶。（Astrid Erll 2012：86）
這也是撒可努要回到部落裡，把時間花在聽老人說故事，與族人多互動的原
導致同化、滅絕或適應等後果，即兩種文化交融。
因。而「童年」時在山林中的生命經歷是最貼近族群的共同記憶，「童年」時在部 落裡的生活體驗是最能表現族群的真實面貌，雖然童年有著撒可努不願回顧的痛 楚，但唯有回到最初的童年才能最貼近真實的自我與族群的文化，才能喚起族群 的共時回憶。誠如董恕明在〈邊緣主體的建構—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研究〉中所 提出：
原住民作家追尋母體文化及檢視自我成長經歷的意義：原住民作家除了透 過自己對母體文化的追尋，找到一個從內在自我挺立的途徑，他們還會重 新檢視自己的成長經驗，尤其是捕捉自身童年記憶的圖像中，他們一方面 展演的是個人生命的變化，另一方面則是更加清楚意識到眼前部落生活的 改變，而對後者的這種發現，則往往又會回過頭來，影響他們想要做一個 什麼樣的大人的決定。（2002：125-126）
撒可努在書寫童年記憶的同時，看見了時代在自己與族人身上留下的痕跡，
在他的作品裡，可以見到撒可努回歸部落後的自省與自覺，他的省思就是一種自 覺，自覺到若尋不回記憶，讓記憶成了過去的「歷史」，又該如何認同呢？
二 二 二
二、、、、 以以以以文字記憶了文字記憶了文字記憶了文字記憶了「「「「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記憶裡的文化也許在現今的文明世界裡沒有發揮的空間，或已無法與現今社 會步調一致，這些傳統會如同生物界「適者生存」般，被時代選擇留下或淘汰。
但記憶中的族群圖像與傳統卻是回歸自我的途徑，因此這些如同珍寶般連繫著族 群血脈的傳統仍必須妥善的被保存、被記憶著，猶如被封印的寶劍，暫時養精蓄 銳，靜靜等待時代的到來，當時機來臨時，寶劍重出鞘時仍鋒利無比，耀眼得令 人目不轉睛。過去的傳統一樣要被留著、傳著，靜待某個世紀後，當後代的族人
呼喚它現身時，它仍可感召族人歸來，撒可努的父親在《走風的人》也說過這麼 一段極富哲理的話：
父親對我說：「……老人家一再重複地讓我們熟悉，因生活而記憶，而不是 用記憶來記憶。……兒子，說起來，有一天傳統的東西會有再被用到的時 候，就算在這個世紀沒有被使用，我們還是可以用我們的記憶去傳承去等 待，也許半個世紀，或許要更久達一個世紀，當文明和科技沒有辦法去解 釋，沒有辦法去滿足人類的慾望時，回歸傳統是未來唯一的出路。」（2011：
140－141）
但若像撒可努父親所說只憑「我們的『記憶』去傳承去等待」卻會讓傳統面 臨「記憶」被「遺忘」的風險。因為文化的傳承必須要有可供記憶的符號或記號，
要記憶著必須倚賴著文字或符號，就像 Jan Assmann 在＜文化記憶＞裡便開宗明義 的指出：
如果我們可以回顧人類的過去的話，會發現它一直生活在充滿記號的世界 裡。（Astrid Erll 2012：3）
而這些符號或記號必須有穩定及持續的形式性及簡明性才可以在易逝及短暫 的生命中被一代代的記憶下來。在原住民口傳文學中，文化被保存傳承，依賴的 是口頭的語言，對無族群文字的原住民族來說，語言在傳承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 角色，如同孫大川在《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所 言：
語言文字記載一個民族的記憶和圖像，乃一民族的歷史、文化生命之所繫，
更是民族認同的基礎；他不但是我們區別不同種族時之重要標誌，同時也 是人類文明寶貴的財富。（2003：9）
「歷史」發生於口傳與記憶之中，但僅依賴記憶或言語，隨著時代的更迭，
過去就如昨夜的夢境一樣，淡淡的，容易被遺忘；加上在不同政權統治下的原住 民處於弱勢，原住民語未被重視，寶貴的母語知識已大量流失了。撒可努也自述 在十八歲前，他並不會說母語。但每每聽見老人用母語唱歌時，撒可努總是覺得
過去就如昨夜的夢境一樣，淡淡的，容易被遺忘；加上在不同政權統治下的原住 民處於弱勢，原住民語未被重視，寶貴的母語知識已大量流失了。撒可努也自述 在十八歲前，他並不會說母語。但每每聽見老人用母語唱歌時，撒可努總是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