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一个重大现象是共产主义制度在全 球表面的扩展。俄国在 １９１７ 年变成了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 本来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得到了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土生土长的共产主 义的补充；随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又靠苏联的军事力量带到了 东欧。长久的混乱和内战，把一个新版本的共产主义带给了 １９４９ 年的中国，
仅仅过了几年它又扩张到北朝鲜。１９５９ 年在古巴建立了另一种式样的共产 主义。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独立运动出现了骚动，共产主义随即出现在越南、
老挝和柬埔寨。
世界上几乎 １／４ 面积和 １／３ 的居民现在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下。单是 中国就拥有——按照各种估计——７．５ 亿到近 １０ 亿人口。
迄今为止，这个运动似乎并未耗尽它的能量。如果在下一个 １／４ 世纪 内，共产主义出现在现在有麻烦的世界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意大利、印度 和孟加拉国，或拉美、非洲或中东的一些地区，我们不应当感到惊奇。
共产主义是否代表多头政治的未来？或者，共产主义的制度和市场取 向的多头政治的制度仍将处于无限期的竞争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 要考察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我们不会停留在我们最熟悉的那些国家。
我们也没有兴趣关注许多研究克林姆里宫的专家和中国问题观察家眼中留意 的那些东西：例如，对外政策的最新变化，丰收或歉收的证据，对持不同政 见者的解禁或更严厉的惩罚的迹象，或者勃列日涅夫（Ｂｒｅｚｈｎｅｖ）或华国锋
（Ｈｕａｇｕｏ－ ｆｅｎｇ）上升或下降的迹象。相反，我们想要掌握的是共产主 义的这样一些特征，它们将澄清为何它是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的一个强大竞 争对手。
一段时期内，看上去法西斯主义似乎将成为多头政治的一个强大竞争 对手。在当今的世界，还存在着既非多头政治又不是共产主义的许多地区。
在那些地区，竞争是在传统权威、旧式军人权威或寡头权威的各种可供选择 的形式之间展开。但是这些形式越来越被认为是陈旧过时的形态，注定不会 延续很多年——除了在死气沉沉的落后区域。因此，人们认为，未来属于共 产主义，属于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或属于二者的某种结合。
从某个意义上讲，一个共产主义的制度比一个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更 加简单也更容易描述。像所有其他政治制度一样，它是一个权威制度，但它 不具有高度发达的市场制度那种格外的复杂性，也缺少多头政治的那种进一 步的复杂性。它的复杂性在于权威的无穷的复杂，不过它里面亦有许多内容 是所有其他制度共有的。确实，用一句很短的话讲，我们利用前面诸章使用 过的概念，仅仅通过识别共产主义制度和所有其他制度的共性以及共产主义 制度区别于所有其他制度的特性，就可以在描述共产主义制度方面走过一段 很长的道路。
因此，看来可以对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作如下扼要 描述：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政治权威高度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委员会那里，
而不是像多头政治那样分散化。
在这里，权威受到的约束远远少于多头政治，同样，宪法对它的束缚 更小。尽管有多头政治的外观、包括受控制的选举支持着民主的自我声称，
但不存在多头政治。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制度既不是简单地剥削它们的国民，
又不是像传统的权威主义制度那样忽视他们的福祉。
在这些制度下，领导层承诺了集体目标，包括（至少过渡性地）社会 改造，而非像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那样敦促实现个人自由和个人目标。在追 求集体目标时，政府作用的范围几乎包罗万象——比其他任何政治—经济制 度都要广泛。
政府拥有社会的大部分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是普遍规则），
政府紧密地和直接地组织经济。但是，它还进入了对宗教、各种教育、家庭、
工会、所有组织机构和个人的具体活动这样一些在其他制度中通常处于政府 管辖之外的领域的控制。它的辖域还包括控制方法的全部范围，包括恐怖和 灌输一直到最大限度。它竭力控制思想，尽最大可能控制所有形式的信息传 递，压制多数非正式的口头政治的信息传递。
所以，多元化是极其虚弱的，不管是作为一个规范（它认可的并不是 对国家的忠诚），还是作为一个结构（它允许公众和私人集团的自由组织）。 在追求集体目标时，最高领导层和它的干部受到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引 导，这种意识形态同时作为一个“真理”向导和实现新社会和新人的政治行 为的一个向导发挥作用（新社会和新人是社会改造的目的）。意识形态在共 产主义中扮演着不同寻常的角色。
虽然所有政府都是权威制度，共产主义制度在依赖权威方面远甚于市 场取向的多头政治。它们也使用市场，但如同它们使用权威远多于市场取向 的多头政治一样，它们对市场的使用远不如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它们还使 用我们所说的训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连多头政治也无法与之比肩。它们收 拢了大量“教育”计划，以便引导它们的国民去做统治者要他们做的一切。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有效地控制和管理政府以及“教育”公民，最 高领导层使用了效忠于自己、受过意识形态训练的、有特权的动员组织，它 受最高领导层的统辖。这个组织通常是一个政党，是制度内允许存在的唯一 政党。
在这些制度的统治者踏入生活的各个领域时，由于主要的社会约束对 他们的活动范围及雄心制约甚弱，他们在有意识地取代正式的组织方面走得 很远，这些组织曾经是为非共产主义社会的复杂的社会结构而设立的。正式 的组织取代了其他各方面的社会协调组织，如民族团结、宗教信仰、市场、
家庭和道德法规。
虽然一个社会制度也许可以重新改造，共产主义中国通向这一天的道 路上仍然充满了组织的内容。人们在组织内花去他们每天生活的大部分时 间。白天，他们在工厂、农村生产队、行政办公室和学校工作。晚上，他们 参加公共集会，在公共园林休息，参与公共娱乐活动……在共产主义中国，
人们生活、工作和休息均在组织中。
虽然存在训导的因素，尤其是中国，但典型的组织形式还是官僚制度。
官僚制度的崛起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运动，但共产主义制度比其他任何制度都 更把它推进了一步。工作场所、家庭生活、娱乐活动、邻里关系和教育方式，
这一切均成为官僚制控制的目标，其控制的严密程度非任何其他的政治—经
济制度所能比拟的。
在以下各章，我们将揭示共产主义这些特征中的一部分，那些仅仅要 求展开分析的特征。我们力图把共产主义放入一个给人启发的可比较的图景 中。不过，我们此际就要说明共产主义的两个方面——政党和官僚制。它们 一个是重大的社会创新，另一个多少算是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特点。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政党
共产主义者在社会中为党谋得的位置是极其显著的。在苏联，党章把 共产党描绘成“苏联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一份文件，“每个党员必须……同群众商量，倾听群 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疾苦。”当第一位苏联宇航员在太空传出一个信息时，
他对自己取得的成就向党而不是向他的政府表示感谢。
在共产主义的和某些其他的权威主义的制度中，政党——不是党派而 是政党——是作为一个崭新的机构出现的，它是 ２０ 世纪的一个富有特色的 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统治着国家，统治着政府。有的时候它看上去像 一个复制的政府。为什么如此集中的一个组织不是政府本身的组成部分呢？
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它们有什么作用？政党是否事实上是一个基本的组 织，历史记录并不清楚。
在苏联，政党在 １９１７ 年至 １９１９ 年间式微。解散政党的可能已被建议 出来，但它也许只是出于当时的乌托邦狂热。不过，后来在斯大林统治下，
在他以扩展使用方式运用他在党和政府中的权威、为自己创造坚不可摧的地 位（这个地位不再十分依赖党）以后，共产党再次衰败。在中国的文化革命 之后，人民解放军在一段时期内夺走了党的大部分职能。在卡斯特罗执政的 初期，他的游击队员们给党留下了很小的活动空间；党至今在古巴的重要性 相对而言仍然不太大。
在党的作用式微的时期，斯大林并没有放弃我们所说的后援组织。他 使用秘密警察而不是党。他还建立了一个“机器”，一个由政府和党的官员 组成的军团，它赋予斯大林特殊的权威。尽管他权势显赫，但即使在他的权 力巅峰时，他也需要专门的后援组织。
由于前面讨论过的原因，每个统治者都需要某种后援组织。
鉴于前面指出过的任何一个原因，当权威主义的领导人——无论法西 斯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希望诱导公民们自愿授出权威时，后援组织（在 保持它的专有的特权地位的前提下）必须十分庞大，大到足以到达成千上万 的公民那里。它可以不再是领导层内的一个派系或小集团，这种派系或小集
鉴于前面指出过的任何一个原因，当权威主义的领导人——无论法西 斯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希望诱导公民们自愿授出权威时，后援组织（在 保持它的专有的特权地位的前提下）必须十分庞大，大到足以到达成千上万 的公民那里。它可以不再是领导层内的一个派系或小集团，这种派系或小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