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怀特・密尔斯（Ｃ．ＷｒｉｇｈｔＭｉｌｌｓ）认为，美国政府的核心决 策掌握在三种相互合作的精英手上：政府的、实业的和军界的。菲狄兰・朗 得勃格（ ＥｅｒｄｉＣｎａｎｄＬｕｎ－ｄｂｅｒｇ）更具体地指出，美国是由它的最富有 的 家 族 统 治 的 。 加 尔 布 雷 思 告 诉 我 们 ， 公 司 的 “ 技 术 结 构 ”
（ｔｅｃｈＣ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是经济事务中的支配集团。
加布雷・科尔克（ＧａｂｒｉｅｌＫｏｌｋｏ）提出了一个许多人心中怀有的疑问：
难道一个由十分富有的少数人组成的集团有权按他们决定的、适合于他们利 益的方向指导工业（从而很大程度上也是整个经济）吗？“答案必然是肯定 的”，他说。为什么？因为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掌握在一小部分经理手中，
他们在企业里拥有重要的所有权份额。据他估计，最大的 ２００ 家公司被人数 不超过 ２５００ 的人所控制。”这些人——既指导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又控制 了公司的结构——是美国经济精英阶层里最重要的一个集团。”问题提得不 错，回答却不够好。在头等位置上，２５００ 人的领导几乎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如果我们再加上 １００ 家最大的非工业的、金融公司的经理的相应数字，以及 譬如说每个产业里最重要的 ４ 家大公司（它们并未列入最大的 ２００ 家公司）
的经理们的数目，那么总数将上升到至少 ４０００ 人。２５００ 到 ４０００ 人占据了 经济的关键位置——读出这句话时，既不让人感到惊讶，也不会给人多少启 发，它不过好比说，有 ２５００ 至 ４０００ 人在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人们或许甚 至会对它的数目之大感到惊讶：在任何多头政治中，都只有一个总统或总理；
一个议会或立法机构的成员也仅有数百人。
科尔克的答案的更重要的缺陷体现在一个事实上，即在任何大的制度 中，直接的或近似的决策者永远只能是所有参与者中的一小部分，这一点早 在本世纪初时已被莫斯加（Ｍｏｓｃａ）、米切尔斯（Ｍｉｃｈｅｌｓ）和帕累托所阐明。
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这个决策精英（他们的存在可以视为理所当然）
受到大众化控制。在此问题上，密尔，朗得勃格，加尔布雷思，还有类似他 们的人，几乎什么也没有说。
无论如何，我们在前几章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已发现大众化控 制中的某些重要突破口。然而我们尚未取得全部答案。除了对大众化控制的 普遍障碍已作出的详细说明外，还有一个不吉祥的可能性，那就是无论在市 场或在政府中，大众化控制总是循环的。可能的情形是：人们接受了灌输，
通过购买和投票提出要求，这种要求不是别的，正是决策精英已经安排给他 们的东西。那些假设用来引导领导人的决断，原来是由他们自己确立的。
更具体地说，实行多头政治的一个障碍是实业家们的特权地位。我们 已经看到，它是政府对多头政治实行控制的一个竞争对手。另一个障碍是实 业家们在利益集团、政党和选举政治中的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我们已经见 到，它允许实业家们在多头政治的许多争斗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我们已经 考察过这两种可能。但是现在假定，由于一种特别方式，实业界的影响甚至 更加根深蒂固。想想下述的可能性：实业家们完成了对公民们的灌输，从而 公民们的决断不是服务于自身的利益而是服务于实业家们的利益。公民们这 时变成了实业家们的盟友。实业界的特权地位被广泛接受。在选举政治中，
无需任何重大的斗争。这种循环是多头政治中一种特殊的可能，对此我们尚 未作出足够的论证。
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作为一种控制手段的说服，它不是那种自 由民主抱负中的相互说服，而是倾斜的、有时几乎是单方面的说服，它由实
业、政府和政治的领袖推行，引导那些无法像领导人那样随便调度舆论宣传 工具的普通公民。我们将会见到，说服在此采用了至少是训导式说服或“教 育”的某些特征。尤其是，“每个普通的大众媒体都负荷着实业界意识形态 的一个沉重货物。”
领导人对公民决断的塑造
我们已经见到，实业家们以别人无法做到的巨大能量投身多头政治，
迫使多头政治的决策制订同有特权的实业家控制相互一致。这样一种不成比 例的关系——我们已作了记录——成为灌输的主要证据。然而，从各种各样 不成比例的参与里，我们可以识别出三种模式，它们对于理解控制循环中的 灌输和相应的可能性是重要的。
次要问题上影响政策
三种循环模式中最微小的一种，是在所谓“次要问题”上，实业家们 对多头政治的参与。与对待首要问题的立场不同，这时他们在多头政治里发 生争执而不是达成协议。
实业家们在许多事情上存在分歧。例如，长期的冲突使美国的小实业 脱离了大实业；所以，制造业全国联合会脱离了能吸引大公司的组织。从某 种程度上讲，实业家们这时是不一致的，他们使公民们服从于竞争性的信息，
而不是臣服于灌输。
使实业界特权地位合法化
以第二种参与形式，实业家们试图说服公民们，让后者相信他们通过 特权地位行使的控制是多头政治的组成部分，从而使控制合法化。在这种控 制形式上，他们不对政府提任何要求，他们也不要求公民们在任何问题上加 入他们一边。他们仅仅是依靠灌输方式，使公民们忽略他们的特权地位。在 这点上，实业家们是一致的。
像他们通过媒体明确传递的信息那样，实业家们试图把私有企业同政 治民主联系起来，使对前者的攻击等于对后者的攻击。例如，在英国产业联 合会的一个意向宣言中，民族、民主、自由和私有余业全都缠绕在一块；它 宣称，“个人自由的保留对民族国家的福祉是根本的”，它将积极反对一切“破 坏性的”势力，它们削弱了“（一般地讲）英国的安全和（尤其是）英国工 业的安全。”在美国，他们把实业界代表派去参加或领导许多自愿的组织，
如联合基金会或红十字会，而在某些版本的民主理论中，这被说成是赋予民 主的一个决定性的特点。他们还向公立学校提供大量教材，这些东西不是讨 论党派政策的地位，而是用私有余业的民主版本灌输孩子。
所有使他们特权的参与合法化的这些及其他的尝试，表面上都是很高 尚的，远非为自己利益服务的。他们常作为教育的目标被广泛认可，他们传 递的信息被认为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政府官员多半会通过向公民输送同样信 息的方式予以合作，有时甚至极为热情。例如，１９７６ 年，美国内政部长托 马斯・柯兰普（Ｔｈｏｍａｓ．Ｓ．Ｋｌｅｐｐｅ）宣称：“今年是挥舞旗帜、挥舞自由企
业旗帜的一年。”在使其特权的参与合法化的同时，实业家们占有利用多头 政治对次要问题的宽松控制的优势地位。政府在次要问题上的决定（它们事 实上符合实业家特权的需要）比较容易打上公共色彩，看上去仿佛它们真是 多头政治过程的结果。所需的一切，是实业家直接通过多头政治的这条路线，
让它出现在立法听证会和利益集团的其他讲坛上；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是公开 的。在法国，计划委员会在它的计划早已发生效用以后才把它的文本送交国 民议会，议会的权衡与决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和象征性的。
他们在使其特权地位合法化的道路上到底还走多远？这既是有争议的 问题，又是依照国情而各不相同的问题：比如，在法国和联合王国就比在德 国和比利时较弱；在美国则相当严重。一种自我庆贺的语调从一个冷酷无情 的公司副总裁嘴里发出：美国实业界拥有独一无二的声望和权势。总体上看，
实业家们代表了我们社会的领导集团之一。这里没有贵族地主、古代的骑士 或党派精英的竞争，很高的社会地位常常以实业界谋求的手段和位置为基 础……他们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赋予他们巨大的权力，在使用这个权力时，他 们被允许拥有广泛的处置自由。
他们的权力不只限于经济事务。他们对有关社会共同体福祉的所有事 情发表意见，他们的建议是有份量的。”
取消政治争论
在第三种参与形式中，实业家们利用他们的巨大影响，试图创造一个 占支配地位的主张，它将从政治生活中取消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他们所施加 的压力，不是要求对重大问题取得一致，而是要求在这些问题上保持政治沉 默。这里，他们在多头政治中的参与进一步向着灌输的方向发展，虽然并不 总是成功的。它使大众化控制减弱并发生循环，就是说，使得大众化控制在 很大程度上失效。
在这种活动中，正像为使特权地位合法化所作的努力那样，整个实业 界趋于用一个声音说话。它没有遇到任何其他声音的挑战。在所有多头政治 中，大中型公司对我们所谓的“首要问题”——政治经济组织的重大问题抱 有类似的看法，其中包括，私有企业，公司高度的自主性，保持收入和财富 分配的现状，把工会需求限制在与实业利润一致的范围内。通过灌输方式，
他们试图避免让所有这些问题列入政府议事日程。
在首要问题上，公司的声音得到政府许多官员的声音的配合。这里有 好几个原因。
原因之一是，政府官员处在特权控制和多头政治控制的潜在的交叉火 力下。他们宁愿从政治中取消那些会产生严重麻烦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实
原因之一是，政府官员处在特权控制和多头政治控制的潜在的交叉火 力下。他们宁愿从政治中取消那些会产生严重麻烦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