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模式 １ 中，负责启蒙的统治精英可能选择通过“教育”进行统 治的方式，它依靠的不是传统的权威，而是我们所说的训导制度。这种与模 式 １ 的幻想结合一体的训导幻想，预构了对例如今天实际运行的共产主义实 行革命转变的一种重大可能——它是一场重大的革命，不论是恶梦还是乌托 邦。模式 １ 里有一个信息上灵通、思想上启蒙的精英的幻想。
训导模式里（从第 ４ 章得来），有一个包罗万象、丝丝入扣的“教育”
的幻想，它旨在引导制度对官僚制和其他权威的依赖，通过激发自愿的首创 性和广泛的资源开发，释放权威主义的协调所不能发掘的能量。
中国的训导因素
现在不太清楚但几年以前还相当明显的是，中国可能一直在发展社会 组织的一种完全是新的类型，它是通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运用各种形式的说
服和灌输实现的——在训导模式里，我们给它贴了“教育”的标签。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６０ 年的“大跃进”，是一次重大的（也许可以公平地说是一次英雄般 的）尝试，即通过倾注“教育”的能量，获得比靠传统的协调计划可以取得 的一个更大的进步。它的实现，是靠官僚制度对生产单位控制的分散化、农 业中公社的发展和强化的意识形态宣传运动。
１９６５ 年至 １９６９ 年的“文化革命”是一次不同的震动。这是一场出于意 识形态整顿考 虑而发动的大规模宣传运动，它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对说服的 信念和他用说服来改造社会的无比决心。它被发动起来，不是为了增加生产，
而是为了“教育”那些被毛泽东认为是妨碍了中国社会不断革命的人和组织。
因此，它是一场造成深刻分裂的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毛泽东发现自己越来越处在向官僚制化的党组织的进攻态势中，因而 也越来越需要某种可供选择的组织支持来源，他在匆忙集合起来的年轻人集 团——红卫兵——那里找到了这个来源。他们因而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持，
他们有时仅仅是解放军的一个前沿阵地。军队最终不仅压倒了红卫兵，而且 一段时期内在很大程度上还以自己的职能取代了党。原则上讲“教育”是“文 化革命”的核心。不过，它事实上是靠恫吓、强制、公开的暴力以及类似于 内战的军事行为推行的。
共产主义的“新人”是通过训导式“教育”创造的。他应该是一个“毫 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很多访问中国的人声称遇 到了这些新人，虽然听起来也许难以置信。中国人对他的创造物的全神贯注 远比苏联人的努力更强烈。苏联从未尝试过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教育——像中 国一段时间曾经有过的普遍传颂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那种情景。在军队、
学校、工厂、商店、演出团体、公社和田头的大人小孩的无数次会议上，人 们认真学习领会这本语录和毛泽东思想的口头指示。
毛泽东和列宁对待群众“自发性”（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ｙ）的态度又一次出现 明显差别。列宁像毛泽东一样相信，工人农民自发表达的不满常常具有不彻 底的革命性。它表现为一个谨小慎微的“工联主义意识”，这种东西一碰到 微不足道的好处便容易烟清云散。因此它事实上阻碍着革命变化。对于毛泽 东来说，正是这种可能，显示出依靠“教育”重新引导群众不满的需要，而 不是列宁那种让不满的集团服从党的权威的做法。
在苏联，阶级斗争是结构性的，就是说，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毛 泽东则把阶级斗争视为个人内心的不断冲撞，视为腐朽的人同新人之间的斗 争。假使是这样，那么，它更多呼唤的是“教育”，而不是仅仅靠新的权威 消灭旧阶级残余。在一个训导制度中，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正确的态度是关 键性的。技术能力受到贬低。当苏联相对迅速地转向有利于“专”而不是“红”
的某种平衡的工业管理时，中国先是在“大跃进”中，随后在“文化革命”
中，在红与专上的政策极端强调正确态度而不是技术能力。可是，从 １９７１ 我们又看到，训导制度的一个相应特点，是对专业化的对抗。与苏联企业不 同，在中国的企业里，经理、技术人员、其他专家和熟练工人做着各种杂活。
而且，至少在一段时期内，经理们常常一周花两天甚至更多时间，下厂子做 粗活。
能量、灵活性、开发资源、各种首创性，比起正常运作的权威主义协 调受到更高的评价。
在这些创造中，毛泽东既反对亚当・斯密的现已成为传奇故事的专门
化的受限制的市场，又抵制苏联的高度专业化的斯达汉诺夫（Ｓｔａｋｈａｎｏｖ）
运动。在这些方面，训导式“教育”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思想潮流的组成 部分，它对动力的重视是以牺牲协调为代价的。这个新的思潮是极其杂乱、
参差不齐的。它包括美国的青年运动，西欧的某些追求参与民主的运动，工 业管理的某些新形式（它们放弃了装配线，采用不太专业化的劳动安排），
和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在那些远不同于毛泽东思想的经济理论家那里，对商 业企业内部资源开发的一种新的兴趣，可由莱本斯坦（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关于
“Ｘ 效率”（Ｘ－ｅ ｅ ｅｉｃｉｅｎｙ）的有新意的论文证明。
训导制度的这个方面——资源开发而非正常协调——指明了与模式 ２ 而不是模式 １ 的制度的一种相似之处。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对很多西 方人的吸引力之所在。
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主义的伟大导师，相信“教育”可以使人们有 能力解决人的一切问题，从让自行车的生产“更快、更好、更便宜”，到消 灭贫穷或解放人的思想。
然而，中国对这种“教育”的重视在他去世以后可能不会继续下去。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已从原先的权威的分散化后退，它预示着可能重 视强调高于训导制度的传统权威制度。
中国“教育”里的许多内容无论如何只能算是训导制度那种虚假做作 的东西。它们实际上是为一个无所不晓的权威主义政权从事的监视、恫吓、
自犯障私、洗脑、和其他令人恐怖或厌恶的事情作出的设计。权威而非说服，
仍然是中国的精英控制的一个主要手段。例如，当中国要工业工人下放农村 时，工人们是在报复的威胁下“自愿”去的。
中国领导人自己也注意到：许多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他们作出决定和下 达指示以前没有向群众征求意见。不仅如此，在贯彻决定和指示的过程中，
他们不是说服和教育群众，而仅仅是靠下达命令来完成任务。
通过其他方式，“教育”变成了有不同特点的影响方式，例如，表现为
“学习毛主席语录以后的细小变化，从某个创造学习的行为，到一种新的政 治控制形式”，从学习到唱赞歌和集体背诵。
但是，那些会见了难民的访问者、学者和个人常常谈论那种可以造就 一个新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不过，证据并不都是有力的）：不论是有文化 的或是没文化的难民，都能够清晰表达自己：而且…他们具有分析一切的习 惯。甚至那些肮脏的和用碎布裹身的农民也雄辩地谈论他们的经历…。中国 的共产主义者有一种分析日常生活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习惯。
古巴的训导因素
６０ 年代中期，面对由于不适当政策造成的明显的经济困难，古巴偏离 了模仿苏联的 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的路线。简单地讲，从 １９６６ 年到 １９７０ 年，古巴领导人相反竭力通过“教育”塑造一种新的古巴人。“社会作为一 个整体”，切・拉瓦拉（ＣｈｅＧｕｅｖａｒａ）宣布，“必须成为一所大学校。”古巴 也用中国式的群众运动方式，激发调动资源，依靠巨大的集体努力，完成各 种各样的特殊任务，如收获甘蔗或教文盲识字。
像在中国一样，古巴的训导因素常常被传统的压制性权威主义手法掩 盖（或者，至少是结合在一起）。“保卫革命委员会”宣布，它们的值得赞颂
的目标包括：它（每个委员会）将自愿与生产过程的所有活动和必要步骤合 作。
它将组织集体讨论……以增强成员们的政治能力和公民意识。
… … 它将保证没有一个文盲留在它的活动范围内。
当革命领袖对人民演讲时，它将组织公众收听。
但是卡斯特罗最早任命的委员会采用了另一个调子，一个不祥的调子：
我们将要建立一个有集体警惕性的制度……每人都要了解他那一组中的别人 的情况，他们干些什么，他们用什么残忍方式建立联系，他们信仰什么，他 们会见哪些人，他们参加了哪些活动。Ｋ 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古巴像中国 一样，在一段时期内依靠军队去做“教育”常常无法做到的事情。如某些观 察家当时见到的，“军队的形象变成了社会的形象。”在古巴，大约从 １９７０ 年以后，一直在发展的强制性权威（而不是训导式“教育”）开始变得多样 化起来。在这段时间，卡斯特罗开始转向一个更正统的苏联共产主义模式。
一方面，采纳了各种机构建制方面的改革，把军队、政党和国家行政 机构分开。尝试建立各种定义明确的机构建制职责的改革。另一方面，它们 出现在计划过程一体化这类不同形式上，在军队中重新恢复了军衔制。古巴 政府变得较少人格化和较多官僚化。与此同时，农场农民、工人和青年人被 置于更严密的权威主义控制之下。教育和文化活动中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得到 刑法中新的严厉规定的加强。一个曾经有过的训导式“教育”的热情尝试看
一方面，采纳了各种机构建制方面的改革，把军队、政党和国家行政 机构分开。尝试建立各种定义明确的机构建制职责的改革。另一方面，它们 出现在计划过程一体化这类不同形式上，在军队中重新恢复了军衔制。古巴 政府变得较少人格化和较多官僚化。与此同时，农场农民、工人和青年人被 置于更严密的权威主义控制之下。教育和文化活动中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得到 刑法中新的严厉规定的加强。一个曾经有过的训导式“教育”的热情尝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