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口變化看社會的變遷：以花蓮港廳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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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論東部原住民族在政治、經濟、觀念上的新發展，末章則專從人口這個角 度，來觀察經過五十年的日本統治之後，東部原住民族發生怎樣的變貌。準 此，本研究之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 東台灣日本國家體制的建立 第一節 蕃政體制下的東台灣 第二節 隘勇線的擴張與維持

第二章 部落警政的建立與成文法的影響 第一節 部落警政的建立

第二節 從舊慣調查看成文法對原住民社會的影響 第三章 水稻種植與貨幣經濟的浮現

第一節 小米經濟與水稻經濟的變異 第二節 貨幣經濟對原住民部落的衝擊 第四章 近代教育的推行與傳統信仰的鬆動

第一節 學校教育的推行 第二節 傳統信仰的鬆動

第五章 從人口統計看東台灣原住民的變化 第一節 東台灣人口組成的變化

第二節 從人口變化看社會的變遷：以花蓮港廳為例

以下略述各章要旨。

在日治時期的東台灣，牽動民族發展的最大原動力，實非日本國家力量 莫屬。在東台灣象徵著國家體制的，主要有四種機制：一是代表國家意象的 地方行政機構，二是區隔街庄與蕃界的隘勇線制度，三是履行國家意志的警 察，四是近代法律。因此，首章及第二章即討論這四種機制。

日治初期的東台灣，呈現著一段從撫墾署到地方廳的歷程。撫墾署始設 於明治 28 年（1895）6 月，廢止於明治 31 年（1898）6 月 20 日的官制改正。

日 後 的各 次 制 度 改 正 ， 均 視蕃 政 為 廳 縣 分 課 的 一項 職 務 ； 至 於 東 台 灣則自 1901 年，始從其他廳縣的下屬單位，成為一個單獨的地方行政區劃，同樣地，

將蕃政視為地方政務亦始於 1901 年 11 月的官制改正。

簡單地講，東台灣的蕃政體系，始於台東撫墾署之設置，歸結於日後的 台東廳（及接下來的花蓮港廳）內的總務課（日後改隸警務課），而實踐於警 察行政之下；至於教育、醫療、衛生等等，也都是部落警政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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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勇線制度是另一項日本統治體制的代表。晚清的東台灣原無隘勇線，

它是日治時期伴隨著原住民事件而逐一出現的。其中，主要的原住民抗日事 件有四：新城事件、威里事件、七腳川事件、以及最後的太魯閣討伐之役。

至於成廣澳事件及霧社事件，前者與隘勇線制度無關，後者發生時，日本當 局已取消隘勇線。

第二章是討論東台灣原住民在部落政治的改變與成文律法的實施。

直到國家力量進入原住民部落之前，社是最大的政治單位兼最大的社會 單位，其內涵非常接近「城邦」這個概念，具有自成一體的社會運作機制，

這些傳統的自治功能，諸如議決公共事務、處理紛爭、傳統信仰等，在日治 中期之後，由於國家力量的介入而有所轉變。

以泰雅族頭目的職權為例，他不僅是部落領袖，更是狩獵活動時的指揮 者。我們認為，傳統泰雅社會的核心結構就是獵團，而牲團則是與獵團同質 的一種分配機制，至於祭團（gaga 或 gaya）則是在獵團的基礎上的再發展。

兩者的關係是：獵團是原生的、具經濟屬性的下層結構，祭團是衍生的、具 文化屬性的上層結構。就這個意義而言，當狩獵不再是泰雅族的主要生產手 段時，依附於狩獵活動的祭團，也將因失去物質基礎而弱化。

至於阿美族頭目的主要職責，除了「維持社內風紀、確保安寧、維持並 增進民眾的利益」之外，還有「扶養救濟窮人以及教諭子弟」。若有較重大的 事務，則須由部落內的「長老會議」來決定，至於何者是可自行決定、何者 需經協議決定，則完全取決於慣例。

為何阿美族的頭目偏於強調其義務？我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 不是部落原有的，而是由政府之政策所外加的；真正屬於部落原有的權力機 關，是長老及長老們的聯席會議。

由警察而非由軍隊或鄉民來維持社會秩序，本是近代社會的一項特徵；

日治時期的蕃地警政可分為三期，一是撫墾署以來的撫育期，二是五年計劃 以來的創建期，三是霧社事件後的重整期。

蕃地警政創建於佐久間的五年計劃，以蕃務本署作為理蕃的專責機關。

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這樣的組織：在中央成立蕃務本署，分擔警務局 的一部份業務；而在地方則成立理蕃係，以作為警務課的四係（警務、保安、

衛生、理蕃）之一。蕃地警政的擴充，亦始於五年計劃的落幕，不過， 1915 年以來的理蕃事業，是部落警察各自推行的，中央當局並無一套規劃，直到 1931 年 12 月公佈「理蕃大綱」之後，才有一套整體的蕃政指導大綱 。

其次是在社會規範上的變異。從 1910 的舊慣調查資料來看，東部原住民 已經有所蛻變。以泰雅族為例，由於泰雅族的「gaga」具有不成文法的約束 權威，當一個傳統社會的不成文法，被近代社會的成文法取代之後，慣習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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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留下其風俗的面向，而不再具有強制性的制裁，這種「由慣例到法律」的 過程，應是 gaga 消失的主因之一。

在東部原住民從慣例到法律的歷程上，我們看到了一種由法律而非由慣 習所規範的新秩序，逐漸出現在東台灣的原住民部落裡。這可從國家對頭目 職權的認可、民法取代慣習、取消封建業主權等三個面向來觀察。

從土地的先佔權的認可來看，原本是必須受部落的政治組織的規範，此 後則非由部落內的傳統的政治領袖，而是國家所派駐的行政人員及法條的約 束，這是從慣例到法律的一個例證。

在民法取代慣習方面，主要是表現在平地原住民身上。在傳統的慣習社 會裡，部落裡的土地交付，是在「頭目、長老及親屬在場的情況下舉行」， 買 賣行為的最後依據是部落頭目或長老的作證，如今則已不再是必要條件；取 而代之的是：代書執行土地所有權狀及契約的交付。代書取代了頭目在買賣 行為上的角色，而代書之所以具有這樣的分量，是因為代書所代表的是：國 家法律。土地所有權的轉移，不再是傳統上的頭目勢力者展示權力的場合，

而是以法律作為共同的規範。這裡，我們看到了東台灣「從慣例到法律」的 另一個例證。

在取消封建業主權這部份，以卑南族方面最為明顯。日治時期的大租權 整理事業是只限於西半島的，東半島固無此類業主權的問題，比較相似的是 卑南族對其傳統勢力範圍進行象徵性的抽收貢品。直到 1905 年前後的日治初 期，台東阿美族依然要向卑南族進貢納稅，此後則在國家的干涉下，卑南族 的封建業主權被取消了。

第三章是討論下層結構的經濟方面的變遷。關於這個議題，我們聚焦於 水稻種植的興起、以及貨幣經濟的浮現。

原住民的傳統作物小米，就其作為糧食作物上的這個意涵 ，約在 1910 年前後發生初變，而到 1920 年前後，以當時的台東廳的情形來看，不論在生 產面積或產量上，已經不及水稻的一半。由於小米種植是聯繫原住民傳統文 化的一個重要的連結點，當這個連結點發生變化，與其相連結的文化現象勢 必跟著產生變化。因此，相對於水稻種植的擴張，我們討論了小米種植的衰 退，並略論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如何看待水稻種植。

其次，日治五十年的東部統治上的最核心議題──東部開發論，為地廣 人稀的東台灣帶來甚大的勞力需求，因此也形成從所未見的勞動市場，作為 東台灣人口數最多的原住民們，也被納入這樣的勞動市場裡面，這點又帶動 了一個從所未見的新面向：貨幣進入部落。透過水稻種植及貨幣使用，最遲 到 1920 年代，東台灣平地原住民已經在許多方面發生鉅變：老人家認為年輕 人不能守住傳統，年輕人違反甚至挑戰傳統。最後，我們從飲酒行為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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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觀察原本的由小米種植所聯結的舊傳統，終於在日後被由水稻所聯結的新 傳統所替代。

第四章是討論近代教育的推展與傳統信仰的變化。

首先 是 討 論 日 治 時 期 東台 灣 原 住 民 的 初 等 教育 。 日 治 時 期 的 原 住民教 育，其過程主要是在「蕃人公學校」或「蕃童教育所」中完成的。在隘勇線 外的教育機構以「蕃童教育所」為主，而在隘勇線內的教育機構則以「蕃人 公學校」為主。

1896 年 4 月，以敕令第 94 號發佈「台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設國 語傳所於台灣各樞要之地，初以本島人為其施教對象；至於對原住民的教育 方面，則於撫墾署內隨機施教。西部諸廳隨後於 1898 年 10 月實施公學校制 度，不過，台東國語傳習所並未改為公學校。此一制度上的改變，使國語傳 習所變成一種特殊教育，東台灣就在這樣的特殊教育下，逐步推展出近代教 育。

原住民教育的另一個體系「蕃童教育所」，始於佐久間總督之刷新理蕃，

而在特別行政區設置專責的教育機關，1908 年 3 月，制定附於蕃務官吏駐在 所的蕃童教育，與原住民相關的兩套教育體系，至此始全部建立。

日語教育是初等教育的兩大重點，所以「國語」是授課時數最多的一門 課。日人認為：「通曉國語始得以觸及國體之真髓，是謂涵養國民性也」，因 此，日本當局所要進行的，不只是語言教育或文學教育，而是藉由語文教育 而達成「涵養國民性」之國民教育。

除了學校教育之外，日治時期對於非學齡兒童的人，也有作為輔助教育 之不足的社會教化機構，如青年會、國語講習所等等。

除了學校教育之外，日治時期對於非學齡兒童的人，也有作為輔助教育 之不足的社會教化機構，如青年會、國語講習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