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水稻種植與貨幣經濟的浮現
第二節 貨幣對部落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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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小米種植與水稻種植之間的異同，本文做了一個嘗試性的比較，雖 然各社進入水稻經濟的時點有所不同，但就其成為全台普遍的變遷而言，日 治中期的 1920 年代可視為小米經濟轉向水稻經濟的一個關鍵期。
最後，我們從飲酒習俗的轉變，觀察到一個新傳統對舊傳統的替代。從 小米播種祭時的籌備工作可以看到，連這個十分重要的傳統祭典所需的酒，
也在 1910 年前後，從原本的各自釀造，變成因量的不足而改為向外購買，這 樣的變化，除了表面的需求量增加之外，同時還存在著對飲酒限制之傳統規 範的鬆弛。本文研究發現，正如配戴銀器是上位者的象徵一樣，在原住民的 傳統規範裡，飲酒本身是具有另一層的象徵意涵的：有權飲酒及被允許飲酒，
即意味著當事人被承認為已成年，且被部落中人認為「具獨當一面的能力」。
因此，飲酒行為的改變，其背後實與企圖獲得部落認同的心理因素有關。
第二節 貨幣對部落的衝擊
在貨幣方面，東台灣原住民從初接觸的好奇、轉而變成喜好。雖然一開 始不見得是因為貨幣的票面價值來接受它，而可能是把它視為取得銀（而非 錢）的一個途徑。其中，又亦出役與交易兩者，是取得銀的最重要的管道。
當然，貨幣交易的日益普及，不必然取代傳統的實物交易，特別是部落內的 物物交換；但部落外的某些價值觀，在這些青年階層擁有較多貨幣之後，不 免也提供了部落內的一些改革聲浪，諸如阿美族青年對男權的要求、頭目勢 力者企圖將女系繼承改為男系繼承等等。
一 東部原住民對貨幣的初接觸
東部平地原住民與貨幣的接觸，應是晚清 20 年間的事，特別是光緒 5 年春起的新制度──頒發「社長口糧」以來，部落內的頭目勢力者始得以定 期獲得銀幣；在此之前雖仍有接觸的機會，但主要仍得自於以物易物的方式，
故其獲取量不大且不固定，但仍以此一機會為起點，在東部各民族間的互動 上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往者番不知用銀，所需者鹽布；今官月以銀餉之，番自以其所有與 民易銀而積之，則日富矣。141
141 胡傳，《台灣日記與稟啟》頁 159，台灣文獻叢刊第 71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 研 究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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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的原住民喜好銀幣，並非視之為貨幣而蓄積之，而是視如珠寶之類的飾 品而蓄積之，甚至有在銀幣上穿孔相串以為華美者。自光緒 5 年（1879）以
「社長口糧」作為撫番之基本措施以來，胡傳於當時所見已歷 15 年，但其性 質似乎仍為「自以其所有與民易銀而積之」，其性質仍是實物經濟為主調，尚 非以銀為貨而是以銀為飾。
雖然 晚 清 已 有 銀 幣 進 入東 台 灣 ， 但 主 要 是 流通 於 清 兵 與 少 數 的 民庄之 間，至於佔東部人口絕大多數的原住民，則仍是傳統的自給自足與以物易物。
即使與外界較有互動的外太魯閣諸社，依豐田龜万太在日治初期的見聞，外 太魯閣諸社仍是尚無使用貨幣的經驗：
向 來 支 那 兵 或 撫 墾局 人 員 居 此 期 間 ， 對於 物 價 問 題 鮮 為 蕃 人所注 意，俟第三旅團所屬之部隊來此以後，才開始使用貨幣，蕃人多第一 次見到貨幣，更不知其使用方法，但從此以後他們方開始對貨幣發生 興趣，對它的喜愛亦油然而生；但第三旅團士兵在此處購買物資多以 十錢為一元作單位，幾個十錢才是一元、或一元倒底可以換多少個十 錢，成為蕃人渴望明瞭的問題。142
如果連與外界有較多接觸的外太魯閣，也是「多第一次見到貨幣，更不知其 使用方法」，那麼其他較少與外界接觸的各社，恐怕不比外太魯閣諸社更熟悉 貨幣的使用。雖然當時確實存在著區域性的差異，即、有些部落已知貨幣之 利，譬如加禮宛諸社及卑南社等，然而這仍是僅有的少數。整體而言，東部 原住民之使用貨幣、且因知貨幣之利而「開始對貨幣發生興趣」，是始於日治 初期。
不過這只是社民用來與外界交易的媒介，至於在部落內則不必然，譬如 阿美族的情形：當時雖已以農業為主，但其生活還很簡單，「因此買賣行為偶 見於與本島人及日本人間的往來，其相互之間則鮮少發生。」（《番族慣習調 查報告書．第二卷》，頁 110）那麼作為買賣之媒介的貨幣，也不足以視為該 家戶是否富有的依據，在部落內能拿來作為財富之象徵的，依然是實物以及 飾物──即使是銀幣，其作為飾物的意涵亦大於貨幣的意涵：
在清朝統治以前，番人以物易物來互通有無，清朝統治後乃通用清 貨幣，但是這貨幣專門用於本島人與番人之間，番人相互間幾乎不使 用。日本帝國領台後，日本貨幣取代了清國貨幣。他們忌諱使用紙幣 而愛用硬幣……。銅幣的流通不及銀幣，而銀幣同時使用在貨幣及裝 飾方面。（《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頁 106）
1960 年 4 月。
142 豐田龜万太，《花蓮港地方巡視報告》（台北：成文出版社翻印本，1985），手 稿無 頁 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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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清以來，原住民對貨幣的需求不只是視之為通貨，而是視為珠寶之類的 飾物──它是身份的象徵。
在這一段貨幣經濟進入傳統部落的過程中，尚有一項重要的因素，此即 勞力市場的需求，它更進一步地帶動了傳統社會的變遷。
相較於晚清時期，日治初期以來東台灣之所以能出現勞力市場，最主要 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在東部的各種建設所致，諸如區域間的交通、糧食的運輸、
地方產業的開發等等，無不須要勞力之供給，凡此種種，其中的關鍵依然是 國家體制進入部落之故。
二 勞動市場的需求
日治初期東部勞力的來源，主要是在地的原住民所提供的，當時的人口 組成，原住民佔了九成以上。雖然東台灣也有不到一成的「支那人族」，但其 勞動力主要是用於民庄內的農事所需，鮮少能為日本在開發東台灣方面提供 所需的勞力；以當時的加禮宛平野上的六庄一社為例，「混合在上述熟蕃社之 支那人多為殘廢士兵及降兵，多從事農業及其他勞役」，而且這些人還可能基 於個人利益，而帶有反日情結：
有蕃人進入我等住處時，我等曾有意贈送少數酒類及物品，亦為支 那人所阻；而我等與蕃人交談時，亦必有二三名支那人近傍觀察其舉 動……。即使我等自行僱用通譯人員相互通話，唯新城之支那人仍參 插其間，多方探索，殊屬遺憾。即使蕃人以手勢表示要我們帶一些木 材用以建造房屋，支那人仍作勢：「這是壞人，必須斬首」，以示威脅。
（《花蓮港地方巡視報告》）
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即使有再多的勞力需求，依然只能期望於各社的青壯 年來提供。143
143 據陳俊 男 告 知： 阿 美語 的「 mikuli」 是工 作 之意 ，該 詞 即 源於 「 苦力 」。 泰雅 族 則 稱 為
「sayhu」，據小島由道的調查：「『sayhu』是苦力，即受僱於人從事勞動之意。本來，『sayhu』
是由平地語之『司阜』一語轉來的，……一般指稱取得工資而受人使役的人。現在，他們 不僅稱呼受警 察官吏使 役 之隘勇為 『sayhu』，而且 也稱番人中取 得一定工 資 ，為他人勞 動 的人為『sayhu』。」見《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台北：中央研究院 民 族學 研 究 所 ， 1996），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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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日治初期東台灣各族戶口數（1896）144
奇萊地方
支那人族 288/1,018 233/1,023 46/206 190/695 63/272 820/3,303
加禮人族 120/520 15/48 ---- ---- 139/643 274/1,211
平埔人族 ---- 20/164 561/2,899 ---- 130/668 711/3,731
卑南蕃 ---- ---- 23/100 1571/4,731 ---- 1356/6,051
阿眉蕃 1285/5,740 1,208/6,991 501/2,197 289/1,299 1,125/4,958 4,376/21,175
合 計 7,537/36,171
說明：1 上表各族人數合計為 35,471 人，與所列之數字不符。 的工資了。（《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頁 220-221）
該書出版於大正 3 年（1914），故知大正初年的一般薪資，大約是一日五十錢， 圓，見中薗英助著（楊南郡譯），《鳥居龍藏》（台中：晨星出版社，1998），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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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上文的「帽」者，指原住民所戴的帽子。直到清末日治初為止，
鹽對山區各社而言仍是十分貴重的物品，但是到了 1910 年代初期，即使是 一、二帽的鹽也不敵 50 錢，可知到了 1910 年前後時，隣近隘勇線一帶的界 外諸社的對外交易，除了沿續傳統的以物易物之外，貨幣經濟也開始佔一定 的地位了。
以上所述僅是日治初期的例子，到了日治中期之後，其情況便有所不同。
由於《理蕃誌稿》集結了日治前期最重要的理蕃檔案，且該書所收集的資料 止於昭和元年（1926），所以這裡就以這一年的「原住民勞動人力調查」為例
146，來觀察當時原住民勞動力的一些現象。
表 3-2-2：原住民勞動人力調查（1926）
區別 台北州 新竹州 台中州 台南州 高雄州 台東廳 花蓮港廳 合計 年底可勞動人口 3,089 5,629 7,654 1,033 13,103 12,249 9,736 52,493
運送物資 6,840 3,808 29,215 2,795 8,334 50,937 98,993 200,922
道路工程 1,654 -- 15,362 5,284 25,058 309,113 27,878 384,349
水圳及建築工程 -- 24,118 9,538 1,071 8,280 21,937 53,024 117,968 造林及製材 -- 3,139 -- 2,6822 14,961 -- 13,026 33,808 鐵路及護堤工程 -- -- -- -- 20,541 77,121 22,722 120,384
製樟腦 -- 8,130 -- -- -- -- 11,304 19,407
製糖 -- -- 13,276 -- 30,319 69,543 7,271 120,409
採藤 5,005 -- -- -- -- -- -- 5,005
山地各種調查 -- 580 -- -- -- 9,639 -- 10,219
遞送郵件 -- -- -- -- -- 15,292 245 15,537
防疫 -- -- -- -- -- -- 19,213 19,213
拉縴 -- -- -- -- -- -- 28,805 28,805
其他 10,342 850 12,534 4,093 22,519 354,914 95,119 500,371
勞
動
總
人
次
合計 23,841 40,598 79,925 15,925 130,012 908,496 377,600 1,576,397
工資 (圓) 2,928.87 20,747.65 35,888.5 11,776.46 40,257.81 551,536.37 238,196.47 712,232.13 每日平均工資 (圓) 0.54 強 0.50 強 0.45 強 0.739 0.310 0.39 弱 0.631 0.450 實際到工人次與可勞動人次比 0.020 0.019 0.029 0.043 0.028 0.200 0.106 0.082
146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吳萬煌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四卷（南投：台灣 省 文獻委員會，1999），頁 9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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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際到工人次與可勞動人次的比例來看，投入勞動市場的原住民勞動 力，在西部五州方面，除了台南州的 4.3%之外，其他四州無不低於 3%，真 正被引導到勞動市場的，主要是在東部兩廳：花蓮港廳的到工人次佔可勞動 人次的兩成，而台東廳則佔一成。147
就工資而言，平均工資為 45 錢，工資較高者為台南州 74 錢、花蓮港廳 63 錢，工資較低者為高雄州 31 錢、台東廳 39 錢。雖然這裡所呈現的是州廳 別的工資，但因當時的州廳與各族之間仍有大致上的關聯，故亦可作為各族 工資的一個參考。
再從勞動市場的區別來看，該年度台東廳前三大勞動市場是出現在道路 工程、鐵路及護堤工程、製糖，而花蓮港廳前三大勞動市場是運送物資、水
再從勞動市場的區別來看，該年度台東廳前三大勞動市場是出現在道路 工程、鐵路及護堤工程、製糖，而花蓮港廳前三大勞動市場是運送物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