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綜合討論
第一節 結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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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討論
第一節 結果討論
本研究目的，主要探討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對乳癌患者憂鬱症 狀之影響，特別聚焦釐清深思反省式反芻對乳癌患者而言是否具適應性。研究結 果發現，在控制時間點一的憂鬱症狀後，苦惱自責式反芻能正向預測一年後的憂 鬱症狀；而深思反省式反芻對憂鬱則是有負向的預測力，顯示深思反省式反芻對 乳癌患者可能具有長時間的適應性。此外，本研究發現苦惱自責式反芻能負向預 測一年後的深思反省式反芻，但卻能同時增加深思反省式反芻；一年後的深思反 省式反芻則能抑制苦惱自責式反芻，進一步支持深思反省式反芻為較具適應性的 反芻型態。
本章節將依據所提出的研究假設順序，將研究結果分成三個部份進行討論：
（一）兩類反芻與憂鬱之關聯性；（二）兩類反芻對憂鬱的不同預測力；（三）兩 類反芻預測憂鬱之路徑。
一、 兩類反芻與憂鬱之關聯性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在於檢視苦惱自責式反芻及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的關 係。結果發現，兩類反芻與憂鬱有同時的正相關，說明反芻程度越高，乳癌患者 的憂鬱症狀也越高。然而，相關差異檢定卻發現，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憂鬱症狀的 關聯性顯著高於深思反省式反芻。此結果與 Treynor 等人（2003）在大型社區樣 本的研究結論相同。該研究亦發現兩類反芻與憂鬱具有正向關聯性，但深思反省 式反芻與憂鬱的關聯程度比起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憂鬱來得低。以憂鬱症患者為研 究對象也有相似的發現（Joormann, et al., 2006），但其未考驗兩類反芻與憂鬱之 關聯性是否達顯著差異（rBD = .38; rRD = .25）。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時間 點一的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時間點二的憂鬱未達顯著關聯（r = .08, ns），對照 Treynor 等人（2003）的發現結果並不一致（r =.08, p < .01）。本研究與該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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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係數相同，但卻有不同的統計顯著性，可能源自樣本大小的差異（n = 283；
n = 1130）。儘管如此，該研究亦發現此相關係數顯著低於 T1 苦惱自責式反芻與
T2 憂鬱症狀。而國內以憂鬱症患者為樣本的縱貫研究（游勝翔，2011）與本研 究結果相似，苦惱自責式反芻與兩週後的憂鬱症狀有顯著正相關（r = .46），而 深思反省式反芻則無（r = .13, ns）
此外，在兩個時間上，乳癌患者的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皆具有 中度的正向關（rT1 = .62; rT2 = .67）。相較於 Treynor 等人（2003）的結果來的高
（rT1 = .37; rT2 = .42），而與 Joormann 等人（2006）在憂鬱患身上的發現較為接 近（r = .51）。此結果說明，乳癌患者在苦惱自責式反芻的分數越高，深思反省 式反芻也越高，反之亦然，如同 Joormann 等人（2006）在憂鬱症樣本的橫斷研 究發現，或許在乳癌患者中亦難以區辨兩類反芻的不同適應性功能，因此本研究 進一步探討在控制人口學變項與憂鬱症狀後，兩類反芻對一年後憂鬱症狀的預測 力。
整體而言，本研究支持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憂鬱具有正相關，在乳癌患者的結 果與過去在一般樣本或憂鬱症樣本之研究發現相同。雖然本研究亦發現深思反省 式反芻與憂鬱之正向關聯性，但此關聯不如苦惱自責式反芻強，且 T1 深思反省 式反芻與 T2 憂鬱症狀相關未達統計顯著性，說明苦惱自責式反芻可能較不具適 應性。
二、 兩類反芻對憂鬱的不同預測力
本研究目的之二為檢驗苦惱自責式反芻及深思反省式反芻對一年後憂鬱症 狀的預測力，推論苦惱自責式反芻能正向預測憂鬱症狀，而深思反省式反芻則是 負向預測憂鬱症狀，本研究結果支持假設二，與 Treynor 等人（2003）的發現相 同。在進行階層迴歸分析前，本研究先檢視乳癌患者在人口學及醫療變項之差異 是否在憂鬱症狀有所不同。結果發現僅有教育程度達顯著差異，與部分以乳癌患 者為對象的國外研究相同（Vahdaninia, Omidvari, & Montazeri, 2010; Mehnert &
Koch, 2008），顯示教育程度越低，憂鬱症狀越高，研究者解釋教育程度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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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翔、陳淑惠、張金堅，2008）和國外研究（Bardwell & Fiorentino, 2012）結果 一致。本研究亦發現，乳癌患者的兩類反芻對一年後憂鬱症狀存在不同的預測方 向，其中苦惱自責式反芻能預測較高的憂鬱症狀，而深思反省式反芻則能預測較 低的憂鬱症狀，與 Treynor 等人（2003）使用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之結果相同。此 結果支持 Watkins（2008）的觀點，指出並不是所有重複性思考對個體是不利的，
本研究發現苦惱自責式反芻為憂鬱的危險因子，會促進憂鬱症狀；而深思反省式 反芻則具有長期的適應性影響，乳癌患者若傾向使用此種聚焦於問題解決的反芻 型式，其憂鬱症狀越低。國外研究也發現，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投入創造性活動、
創造性問題解決有正向關（Verhaeghen, Joormann, & Aikman, 2014），呼應 Trapnell 與 Campbell（1999）的觀點，即深思反省式的反芻屬於開放探索負向情緒、找
（reappraisal，見 Koster, De Lissnyder, Derakshan, & De Raedt, 2011 的回顧 ）。然 而，在控制憂鬱症狀後，深思反省式反芻無法預測由點偵測作業（Dot Probe Task）
與自我參照編碼作業（Self-Referent Encoding Task）測得的認知偏誤（Joorman, et al., 2006），說明深思反省式反芻，不同於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憂鬱相關之訊息處 理偏誤並不具關聯性。且本研究更進一步發現，深思反省式反芻能顯著負向預測 憂鬱症狀，顯示其為具適應性的反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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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統計分析結果中發現，當控制了教育年數與時間點一的憂 鬱症狀後，獨立丟入苦惱自責式反芻（β = .08, ns）或深思反省式反芻（β = -.04, ns）都無法顯著預測一年後的憂鬱，而當兩者同時投入模型預測時，才通過統計 顯著性考驗。此結果可能說明兩類反芻對憂鬱的影響並不單純，兩類反芻間的關 係可能存在促進或抑制作用，進而間接影響了憂鬱症狀，使得反芻之適應性功能 難以區分（Joorman, et al., 2006; Takano & Tanno, 2009）。
綜上所述，本研究支持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為不同的構念。其 中，苦惱自責式反芻則對憂鬱症狀有不利的影響，患者可能深陷重複的自我批評 與評價，難以轉向有效的問題解決，惡化憂鬱症狀。然而，深思反省式反芻為較 具適應性的反芻類型，能夠負向預測乳癌患者一年後的憂鬱症狀，顯示其問題解 決的特性，能改善憂鬱心情。
三、兩類反芻預測憂鬱之路徑
本研究最後修正 Takano 與 Tanno（2009）的模型，欲瞭解深思反省式反芻 是否能正向預測苦惱自責式反芻，而苦惱自責式反芻無法預測深思反省式反芻；
且透過深思反省式反芻增加苦惱自責式反芻的路徑，削弱了 T2 深思反省式反芻 對憂鬱的直接效果。本研究結果並不支持 Takano 與 Tanno（2009）的研究結論。
路徑分析結果顯示，當乳癌患者開始憂鬱時，較傾向去苦惱自責式反芻，而 非深思反省式反芻，且 T1 苦惱自責式反芻會抑制 T2 深思反省式反芻並增加 T2 苦惱自責式反芻，而患者在 T2 苦惱自責式反芻越高，憂鬱症狀也越高。然而，
苦惱自責式反芻卻能同時正向預測深思反省式反芻，換言之，乳癌患者越傾向苦 惱自責式反芻，同時也越會去深思反省式反芻。而 T1 深思反省式反芻雖無法預 測兩個時間點的苦惱自責式反芻，但 T2 深思反省式反芻卻是能同時減少苦惱自 責式反芻，且無法顯著預測憂鬱。綜合階層迴歸分析之結果，路徑分析之結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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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深思式反芻（deliberate rumination），而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亦能 反映這兩種認知形式的差異（Tedeschi & Calhoun, 1998）。根據 Tedeschi 與 Calhoun
（2004）的理論，個體在面對創傷事件，會先進入侵入式反芻，之後轉向深思式 反芻，進而產生創傷後正向成長（PTG）；雖然個體在創傷初期較傾向使用侵入 式反芻，兩類反芻亦可能會同時發生（Tedeschi & Calhoun, 2004）。除此之外，
雖然侵入式反芻與心理痛苦有正相關，但為創傷個體在發展較具適應性反芻時會 經歷的狀態，且與 PTG 有正相關（Helgeson, Reynolds, and Tomich, 2006）。根據 Watkins（2008）對重複性思考的分類向度，我們能視侵入式與苦惱自責式反芻 為較負向的反芻類型，而深思式與深思反省式反芻的內容為較正向的反芻類型
（見表 2-4）。以上過去文獻或許可以解釋，苦惱自責式反芻對癌症患者的意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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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一般樣本或重鬱症患者，雖然長期會抑制較具適應性的深思反省式反芻並增 加憂鬱，但卻能夠同時增加深思反省式反芻，反讓癌症患者可能有機會在未來較 不易持續苦惱自責式反芻。
整體而言，本研究支持深思反省式反芻為較具適應性的反芻型態，能夠抑制 苦惱自責式反芻；而苦惱自責式反芻雖長時間會帶來不適應性之結果（促進憂鬱 症狀、減少深思反省式反芻），但卻能同時增加深思反省式反芻。以上結果說明，
對乳癌患者而言，苦惱自責式反芻可能具有正向的價值，如同侵入式反芻為創傷 個體發展正向思考時會經歷的狀態；而深思反省式反芻雖不能直接帶來適應性之 結果（降低憂鬱症狀），其卻能夠抑制苦惱自責式反芻，可視為適應性的反芻型 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