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癌患者的反芻型態對憂鬱的影響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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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治. 政乳癌患者的反芻型態對憂鬱的影響大. 立. 學. ‧ 國. The Effects of Brooding and Reflective Pondering on De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指導教授：許文耀研究生：黃荷芳. i n U. v. 博士撰.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 摘要過去的研究顯示，反芻為憂鬱的危險因子，對憂鬱的發展與維持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並不是所有反芻型態都會對個體帶來不利的影響。Treynor, Gonzalez 與 Nolen-Hoeksema（2003）從反芻反應風格量表中抽取出兩個因素結構：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苦惱自責式反芻能正向預測憂鬱症狀，而深思反省式則是負向預測憂鬱症狀，為較具適應性的反芻型態。然而，過去文獻在深思反省式反芻上未能獲得一致的結論，可能與研究方法及受到苦惱自責式反芻污染的影響。為釐清深思反省式反芻對乳癌患者而言是否具適應性，本研究欲探討兩類反芻與憂鬱之關聯性，並在控制初始的憂鬱症狀後，檢驗兩類反芻對一年後憂鬱症狀的預測力，最後修正 Takano 與 Tanno（2009）的模型探索兩類反芻之路徑關係如何影響憂鬱。. 立. 政治大.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的方式，追蹤 283 名乳癌患者，分別於受術後一年（T1）. ‧ 國. 學. 與手術後兩年（T2）進行問卷評量。每位參與者皆需完成知情同意書、背景資料、短版反芻反應風格量表、醫院憂鬱量表。根據研究目的，以相關分析、階層迴歸. ‧. 分析與路徑分析進行假設考驗。. Nat. sit. y. 研究結果顯示，苦惱自責式反芻、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具有同時的正向關. io. er. 聯性。然而，在控制時間點一的憂鬱症狀後，深思反省式反芻則會預測一年後較低的憂鬱症狀，顯示其會帶來適應性的結果，與 Treynor, Gonzalez 與 Nolen-Hoe. n. al. Ch. i n U. v. ksema（2003）的研究結果一致。路徑分析結果發現，苦惱自責式反芻能預測一. engchi. 年後較低的深思反省式反芻與增加憂鬱症狀，但能同時增加深思反省式反芻；深思反省式反芻則能抑制苦惱自責式反芻，無法預測憂鬱症狀。本研究發現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在乳癌患者樣本上亦能發現兩類反芻具有不同的適應性功能，尤其深思反省式反芻可能透過抑制苦惱自責式反芻來降低一年後的憂鬱症狀，進一步支持反芻反應風格應區分為兩構念進行探討。建議在臨床上可針對乳癌患者進行反芻反應篩檢，以協助判斷患者在憂鬱症狀之預後，並針對高自責式反芻的患者進行心理介入。. 關鍵字：乳癌患者、憂鬱、反芻、苦惱自責式反芻、深思反省式反芻.

(3) Abstract Literature review has shown that rumination is one of risk factors of depression. It plays a crucial rule of developing and sustaining depressive symptoms. However,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umination may not all lead to depression. Treynor, Gonzalez and Nolen-Hoeksema (2003) have extracted two factors from Ruminative Respon -ses Scale, brooding and reflective pondering. In their study, brooding positively pre -dicts depressive symptoms, but reflective pondering negatively predicts depressive symptoms, depicting that reflective pondering is an adaptive repetitive thinking. Yet, past studies haven’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reflective pondering. It is probably due to research method and not taking the contamination of brooding into account. For clarifying the possible adaptive characteristic of reflective pondering,. 政治大 depression. Furthermore,立 after controlling T1 depression,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lective pondering and. ‧ 國. 學. the prediction of rumination to T2 depression. Last, we examine the predictive paths between brooding and reflective pondering to depression.. ‧. Patients were eligible if they have been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We survey. y. Nat. 283 patients after they had completed operation for a year, and follow-up at one year. io. sit. later. All patients complete the informed consent, the demographic survey, the short. n. al. er. version of 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 the Hospital Depression Scale. Analysis are. i n U. v. conducted using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path analysis.. Ch. engchi. The result revealed that brooding and reflective pondering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depression at T1. However, after controlling T1 depression, reflective pondering negatively predicted T2 depression. This result indicates that reflective pondering may be an adaptive form of rumination, matched the result of Treynor, Gonzalez and Nolen-Hoeksema (2003). In the result of path analysis, we also found brooding predicts less reflective pondering and more depression after one year, but it concurrently predicts more reflective pondering. On the other hand, reflective pondering predicts less brooding and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depression. The present study supports the finding of Treynor, Gonzalez and Nolen-Hoeksema (2003).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reflective pondering negatively predicts III.

(4) depressive symptoms through reducing brooding. Brooding and reflective pondering are different forms of rumination, the former is more maladaptive and latter is adaptive. According to the study result, we suggest that clinicians screen for the high-brooder, and practic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Keywords: breast cancer, depression, rumination, brooding, reflective pondering..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V. i n U. v.

(5) 目次第一章. 緒論………………………………………………………………………………1. 第二章. 文獻探討…………………………………………………………………………3. 第一節. 乳癌患者的憂鬱情形………………………………………………………...3. 第二節. 反芻類型與憂鬱……………………………………………………………….3. 第三節. 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對憂鬱的影響…………………….......6. 第四節. 研究目的、架構與問題……………………………………………………….16. 立. 政治大. 研究方法………………………………………………………………………...20. 第一節. 參與者……………………………………………………………………………20. 第二節. 研究工具………………………………………………………………………...22. 第三節. 研究程序………………………………………………………………………...25. 第四節. 統計分析………………………………………………………………………...25. ‧. ‧ 國. 學. 第三章.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第四章. 研究結果………………………………………………………………………...26. 第一節. 參與者在主要變項之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26. 第二節. 兩類反芻對憂鬱之影響…………………………………………………….…27. 第三節. 路徑分析之考驗結果…………………………………………………………..31. 第五章. 綜合討論…………………………………………………………………….......34. 第一節. 結果討論……………………………………………….……………………......34. 第二節. 研究貢獻、限制與建議………………………………………………….……40. V.

(6) 參考文獻……………………………………………………………….. …………………..43 附錄一基本資料……………………………………………………………….. ………...48 附錄二反芻量表…………………………………………………………………………..49 附錄三憂鬱量表………………………………………………………………………….50.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VI. i n U. v.

(7) 表次表 2-1. 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呈負相關………………………………………………9. 表 2-2. 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呈無相關……………………………………………..10. 表 2-3. 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呈正相關……………………………………………..11. 表 2-4. 憂鬱反芻與成長相關反芻之比較……………………………………………..17. 表 3-1. 參與者之基本人口學變項與醫療相關變項………………………………….23. 表 3-2. 中文版反芻反應風格量表短版因素結構與內部一致性係數………..……26. 表 4-1. 各量表描述統計…………………………………………………………………29. 表 4-2. 兩類反芻與憂鬱症狀之相關矩陣…………………………………………….30. 主要預測變項對憂鬱症狀之階層迴歸分析結果…………………………....33. 學. ‧. io. sit. y. Nat. n. al. er. 表 4-4. ‧ 國. 表 4-3. 政治大乳癌患者之各種背景變項在 T2 憂鬱症狀的表現差異……………………30 立. Ch. engchi. VII. i n U. v.

(8) 圖次圖 2-1. Takano 與 Tanno（2009）的模型圖示……………………………………………13. 圖 2-2. 研究架構圖………………………………………………………………………..19. 圖 4-1. 反芻預測憂鬱之路徑圖…………………………………………………………35.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VIII. i n U. v.

(9) 第一章. 緒論. 罹患癌症為個體生命中的重大事件，除了會引發個人痛苦和情緒困擾外，亦有一部分的人會發展成創傷後壓力疾患（PTSD）和重鬱症（MDD）。過去的調查研究發現，平均有 1% ~40%的癌症患者罹患憂鬱症（Chochinov, 2001），而有 5~19%可能符合 PTSD 的診斷標準（Kangas, Henry, & Bryant, 2002），顯示癌症患者的心理健康是需要被關注的。. 當癌症病人面對罹癌之衝擊，很可能經歷侵入性思考或反芻的歷程，導致不. 政治大芻是憂鬱的風險因子，對憂鬱心情的發展和維持扮演重要的角色，顯示這種重複立良的身心適應（Galfin & Watkins, 2012）。迄今，已有累積相當的實徵研究指出反. ‧ 國. 學. 。然而，回顧文獻發現，並不是所性思考是不利於個體的（Smith & Alloy, 2009）有重複性思考皆會帶來不良的影響，某些思考類型可能產生較具適應性的結果. ‧. （見 Watkins, 2008 的回顧）。Treynor、Gonzalez 及 Nolen-Hoeksema（2003）在. sit. y. Nat. 去除反芻反應量表（Nolen-Hoeksema & Morrow, 1993）中的憂鬱症狀相關項目. al. er. io. 後，使用因素分析發現兩個主要因子：（一）苦惱自責式反芻（brooding）；（二）. v. n. 深思反省式反芻（reflective pondering）。以一般大眾為樣本的縱貫研究發現，兩. Ch. engchi. i n U. 類的反芻皆能同時預測憂鬱分數，即反芻分數越高，憂鬱程度越高；然而，深思反省式反芻與一年後的憂鬱分數卻是負相關，顯示個體使用越多的深思反省式反芻，憂鬱程度越低（Treynor et al., 2003）。橫斷研究亦發現，重鬱症患者的自責式和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有正相關，但在一般民眾中，深思反省式反芻卻與憂鬱並無顯著關聯（Joormann, Dkane, & Gotlib, 2006）。儘管多數研究顯示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憂鬱症狀的同時關聯性，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的相關並不一致，即使兩者呈顯著正相關，其關聯性並不如苦惱自責式反芻強（e.g. Rude, Maestas, Neff, 2007）。由上述可知，兩種反芻可能皆與當前的憂鬱有關聯，而深思反省式反芻對憂鬱的長期影響還需要其他縱貫研究的支持，以釐清其扮演的角色。. 1.

(10) Treynor 等人（2003）的發現也許意涵著，深思反省式反芻雖會引發短暫的個人痛苦，但最終能導向成功的問題解決，因此具有長期的適應性功能（Nolen-Hoeksema, Wisco,& Lyubomirsky, 2008）。. 除此之外，過去關於深思反省式反芻的不一致結果可能源自苦惱自責式反芻的汙染（contamination, Joorman et al., 2006），換言之，深思反省式反芻的適應性效果被苦惱自責式反芻遮蔽掉了。Takano 與 Tanno（2009）發現，大學生的深思反省式反芻可預測三週後的苦惱自責式反芻，但苦惱自責式反芻並無法預測深思. 治政大但苦惱自責式反芻並無法經由增加深思反省式反芻而降低憂鬱症狀。此結果部分立. 反省式反芻，亦即深思反省式反芻會透過引發苦惱自責式反芻而增加憂鬱症狀，. 支持 Joormann 等人（2006）的觀點，認為個體的深思反省式反芻唯有在沒有苦. ‧ 國. 學. 惱自責式反芻的影響下才能彰顯其適應性功能。他們發現，重鬱症患者的自責式. ‧. 與反思式反芻皆顯著高於控制組，且兩類反芻呈中度關聯性。此結果說明，當個. y. Nat. 體處在憂鬱狀態時，兩類反芻的功能性可能對個體是不利的。因此，此種於憂鬱. er. io. sit. 症患者的研究成果，是否於癌症患者的憂鬱狀態下，亦有類似的研究發現？亦即，癌症患者的兩類反芻對其憂鬱症狀的影響，是否如同此兩類反芻在憂鬱患者. n. al. Ch. 或一般民眾的影響，為本研究欲探討的重點。. engchi. i n U. v. 隨著醫療的進步，癌症患者的存活率越來越高，使得此疾病漸漸走向慢性化，為患者需長期與之共存的疾病，因此患者的身心適應與照護越來越受到重視。患者的心理健康對其生活品質與疾病之預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根據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公告的『99 癌症登記年度報告』顯示，女性乳癌的發生率是所有癌症的第一位（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13），且癌症患者中憂鬱症的盛行率為 33.3%（林玲華、陳景彥、劉嘉逸、陳美伶，2002）。因此本研究以乳癌患者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其苦惱自責式反芻和深思反省式反芻對憂鬱的影響，藉此釐清深思反省式反芻在憂鬱中扮演的角色，期盼本研究對乳癌患者憂鬱的評估與治療能提供有用的參考依據。 2.

(11) 第二章. 第一節. 文獻探討. 乳癌患者的憂鬱情形. 罹患乳癌與接受治療的過程為重大的壓力源，患者面臨各種挑戰，包括生活的改變、經濟和職業的限制、身體意象的改變或自我概念之重建等問題，可能進而發展出憂鬱症狀。根據 Qiu 等人（2012）的整理發現，有 1%到 53%的乳癌患者具有憂鬱症狀。研究亦顯示，中國乳癌婦女中重鬱症的盛行率為 20.59%，. 政治大. 且術後一年內罹患重鬱症的風險為一年以上之患者的兩倍（Qiu et al., 2012）。換. 立. 言之，乳癌患者的憂鬱情形，可能在術後一年獲得減緩。然而，Qiu 等人（2012）. ‧ 國. 學. 仍發現有 16%的乳癌婦女符合重鬱症之診斷，顯示有少部分的乳癌患者依舊長期經歷身心適應之困難。儘管如此，癌症患者中憂鬱症之盛行率常是被低估的，因. ‧. 某些憂鬱症狀被視為是罹癌的生理反應，如：疲勞、體重下降、食慾降低等. y. Nat. sit. （Pasquini & Biondi, 2007）。此外，研究指出憂鬱症會影響癌症之預後，並且能. n. al. er. io. 預測死亡率（Pasquini & Biondi, 2007; Satin, Linden,& Phillips, 2009），即患者的. i n U. v. 身心困擾除了影響其整體生活品質外，更可能惡化疾病本身。故，乳癌患者之憂. Ch. engchi. 鬱情形需被關注，並找出導致憂鬱之風險因子，以提供合適之介入方式，提升患者之身心健康。. 第二節. 反芻類型與憂鬱. 近二十年來，反芻成為瞭解憂鬱心情發展與維持的關鍵構念。目前已累積相當數量的文獻在探討反芻的相關議題，反芻在憂鬱症中的角色亦在多數研究中獲得一致的證據。根據 Nolen-Hoeksma（1991）的反應風格理論（response style theory，簡稱 RST）主張，反芻為一種面對憂鬱心情時的特質反應，具有跨情境 3.

(12) 之一致性，為一種穩定的個體差異。RST 將反芻定義為對負向情緒的重複性思考，特別聚焦在成因、後果及症狀上。在實驗的操作型定義中，反芻是讓個體聚焦於當前的生理與情緒狀態，及自我評價。研究發現，反芻與長期和嚴重的憂鬱、延遲復原、自殺意念的增加、問題解決的障礙、專注的困難有關（Nolen-Hoeksema, 2000; Miranda & Nolen-Hoeksema,2007; Donaldson & Lam, 2004; Lyubomirsky & Tkach, 2003）。然而，並不是所有形式的反芻皆會導致不適應的結果。Watkins （2008）的回顧裡整理了近期有關反芻與正向結果的研究，主要發現有四：（一）協助個體從沮喪和創傷事件中復原；（二）協助個體策畫未來；（三）幫助個體走. 治政大結果多，但 Watkins（2008）的文獻開闢了另一條新的思考路徑：如果反芻是人立出憂鬱；（四）促進健康行為。儘管研究反芻與適應性結果的文獻不如非適應性. 在面對負向心情下常具有的狀態，且此種反芻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那何種反. ‧ 國. 學. 芻才能幫助個體成長、遠離痛苦？以下回顧了過去將反芻區分為適應性與不適應. Nat. y. ‧. 性之文獻，以進一步探究不同反芻型態對憂鬱的影響。. er. io. sit. 其中一個區分反芻形式的層次是從「建構（construal）」著手。高程度或抽象的建構（分析評價形式的反芻）主要聚焦在結果的可欲程度和重要性，著重在. al. n. v i n 「為什麼（Why）」的面向，如：；而低程 C h「為什麼我無法將事情處理得更好？」 engchi U. 度或具體的建構（經驗感受形式的反芻）則聚焦在結果的可行性與計劃，著重於「如何（How）」的面向，如：「我是如何有這種憂鬱感受的？」。研究結果發現，分析評價形式的反芻與經驗感受形式的反芻，對憂鬱狀態（負向情緒與相關認知）有顯著不同的效果。當個體使用較為抽象、評價性的反芻時，情緒較難從先前的失敗經驗中恢復（Watkins, 2004），且接續的失敗經驗更容易引發負向情緒（Moberly & Watkins, 2006）。在 Watkins（2004）的研究中，受試者被隨機分派到不同的表達性書寫組，一組使用分析與評價式的方式，一組以具體與經驗式的方式進行書寫。結果發現只有在使用分析式書寫的組別，仍繼續有著較高的負向心情。Moberly 與 Watkins（2006）更發現，使用越多分析式思考回憶情緒事件 4.

(13) 的個體，其正向心情越低。整體來說，分析評價式的反芻似乎會帶來較不適應的結果；但是，經驗感受式的反芻是否較具適應性仍需進一步探討。. Trapnell 與 Campbell（1999）以五大人格的觀點來探討不同的自我思考型態，建立了 RRQ（Rumination-Reflection Questionnaire, 簡稱 RRQ）：（一）自我反芻（self-rumination）：聚焦在負向心情與問題；（二）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具有對自我的好奇。他們發現自我反芻與神經質（neuroticism）有關，而自我反思與對經驗的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有關，但同時亦與神經質有關。另. 治政大研究發現，自我反芻與憂鬱症狀有正相關，而自我反思與憂鬱症狀並無關聯立. 外，自我反芻與反思有顯著的關聯性，亦即這兩種自我思考型態是相互影響的。. （Siegle, Moore, & Thase,2004），此結果仍未能釐清自我反思是否具有適應性。. ‧ 國. 學 ‧. 另一個區分反芻型態源自 Treynor 等人（2003）對反芻反應量表（Ruminative. y. Nat. Responses Scale，簡稱 RRS，Nolen-Hoeksema & Morrow, 1993）之因素分析，為. er. io. sit. 釐清反芻為一個或兩個構念。Treynor 等人（2003）刪除與憂鬱量表（BDI）概念重疊的項目後，發現 RRS 可分為：（一）苦惱自責式反芻（brooding）：主要聚. al. n. v i n 焦在「為什麼是我」的抽象議題上及克服困難的障礙；（二）深思反省式反芻 Ch engchi U. （reflective pondering）：具有解決問題的內涵，相對於苦惱自責式反芻為較具適應性的自我思考型式。研究結果顯示，無論以短期或長期來看，苦惱自責式反芻皆能預測較高的憂鬱症狀；反之，深思反省式反芻可能具有長期的適應效果。除此之外，自殺意念與苦惱自責式反芻有正相關，而與深思反省式反芻則沒有關聯（Surrence, Miranda, Marroquin, & Chan, 2009），亦有其他證據支持 Treynor 等人（2003）的分類方式（如 Joorman et al., 2006; Burwell & Shirk, 2007）。簡言之，苦惱自責式反芻與不適應結果之關聯性已被許多研究證實（顏妙倪，2012），而深思反省式反芻的效果尚不清楚。. 5.

(14) 本研究將採用 Treynor 等人（2003）的分類方式，將反芻類型分為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主要原因在於，Watkins（2004）的分類受限於實驗操弄，需要個體現場去經驗感受，本研究礙於醫療場所的場地限制與參與者於門診時的參與意願，暫不採用此研究途徑。而 Trapnell & Campbell (1999)發展的 RRQ 共有 24 題，比起刪減後的 RRS（10 題）較不具臨床篩檢與評估的實用性，且 RRS 為探討憂鬱病理現象最常被使用的量表，因此本研究將沿用 Treynor 等人（2003）的反芻分類。. 第三節. 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對憂鬱的影響治. 立. 政. 大. ‧. ‧ 國. 學. 一、一般民眾與憂鬱症患者之相關研究. 根據 Treynor 等人（2003）的發現，苦惱自責式反芻會增加成人的憂鬱，而. y. Nat. sit. 深思反省式反芻可能具有長期的適應性功能，能預測個體一年後較少憂鬱的症. n. al. er. io. 狀。儘管苦惱自責式反芻引發的負向影響受到許多研究的支持，深思反省式反芻. i n U. v. 與憂鬱的關聯性卻呈不一致的結果，主要分為：（一）負相關、（二）無關聯、（三）. Ch. engchi. 正相關（見下頁表 2-1~2-3）。附表中的整理綜合了使用 RRS（Treynor et al., 2003）與 RRQ（Trapnell & Campbell,1999）的研究，儘管兩量表的發展與討論是在不同的理論背景脈絡下，其對反芻類型的構念雷同。自我反芻與苦惱自責式反芻皆指個體聚焦在負向經驗與憂鬱心情的認知思考，而自我反思與深思反省式反芻都具有自我分析及問題解決的意涵，因此放在一起討論。. 6.

(15) 表 2-1. 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呈負相關. Study. Sample. Treynor, Gonzalez, & Nolen-Hoeksma (2003). community sample. Takano & Tanno (2009). undergraduates. Scale BDI (13)→排除非憂鬱核心症狀 T1, T2 相隔一年.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在控制 BDI 後，R 可預測症狀復原( .29*); 然而 B 無法(-.13, ns.). ‧. ‧ 國. SCID, BDI-Ⅱ T1, T2 相隔六個月. 學. MDD. SEM分析: RET2(-.19*); RUT2 (.59**); 然而，自我反思政治大到憂鬱的整體效果為-.08 (ns.). SDS; *RRQ T1, T2 相隔三週. 立 Arditte & Joormann(2011). Findings SEM 預測 BDI T2: R(-2.3995*), B(5.1606***). n. al. er. io. sit. y. Nat 【註一】BDI: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註二】R: reflective pondering. 【註三】B: brooding 【註四】RRQ: Rumination-Reflection Questionnaire 【註五】RU: self-rumination 【註六】RE: self-reflection 【註七】SCID: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 Ch. engchi. 7. i n U. v.

(16) 表 2-2. 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呈無相關. Study Joorman, Dkane, Gotlib (2006) Burwell & Shirk (2007). Sample 控制組. Scale BDI-Ⅱ. Findings. adolescents. CDI, CDRS-R, Mood & conduct checklist. 1.. SDS; *RRQ T1, T2 相隔三週. SDS T2: RUT1, RUT2(.40**, .50**) > RET1, RET2(.02, .07, ns.). BDI-Ⅱ T1, T2 相隔六個月. 迴歸分析控制 BDI T1: R(-.01, ns.); B(.18***). aCES-D l C h. R(.09, ns.); B(.25**). BDI: R (.12, ns.), B (.44*); B&R(.30*); B&D: CDRS(.51***), CDI(.69***), mother report(.26**) R 與自評和家長評的憂鬱量表無顯著關係. 2. 政治大 BDI-Ⅱ BDI: R (.00, ns.), B (.27**); B&R(.33**) 立 RE(-.09, ns.); RU(.53****) BDI; *RRQ. Jones et al.(2009). undergraduates. Takano, & Tanno (2009). undergraduates. Schoofs et al. (2010). freshmen. Leung(2011). undergraduates. 游勝翔(2011). 憂鬱成人；非憂鬱成人. 劉令恬(2011). college students. BDI-Ⅱ; *RRQ. RE(-.120, ns.), RU(.492**). 顏妙倪(2012). college students. BDI. R(.09, ns.); B(.47***); B&R(.34***). y. sit. io. n. er. Nat. BDI-Ⅱ. ‧. ‧ 國. 大學生. 學. 周嘉娸(2008). engchi. 8. i n U. v. 憂鬱組: R(.13, ns.); B(.46**) 非憂鬱組: R(.01, ns.); B(.13, ns.).

(17) 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呈正相關 Scale BDI (13)→排除非憂鬱核心症狀 T1, T2 相隔一年. Treynor, Gonzalez, & Nolen-Hoeksma (2003). community sample. 游勝翔(2004). 大學生 & 憂鬱患者. ‧ 國. BDI: R(.25*); B(.38*); B&R(.51*). SCL-90-R, *RRS(20 題；未區分. .41**. B&R) BDI-Ⅱ. al. BDI: B(.54*) > R(.18*); B&R(.34*). n. undergraduates. io. Marroquin et al. (2010). BDI-Ⅱ. ‧. Breast cancer patients. 大學生：BDI&RRS(.56***); SCL-90-R&RRS(.60***) 政治大憂鬱患者：BDI&RRS(.63***). 學. 游勝翔、陳淑惠、張金堅(2008). Nat. MDD. BDI T1: RT1(.12**), BT1(.44**) BDI T2: RT1(.08*), RT2(.15**), BT1(.37**), BT2(.44**). BDI, SCL-90-R *RRS(32 題；未區分. 立 B&R) Joorman, Dkane, Gotlib (2006). Findings. Ch. y. Sample. sit. Study. er. 表 2-3. engchi. Schoofs et al. (2010). freshmen. BDI-Ⅱ T1, T2 相隔六個月. Tompson et al. (2010). nondepressed females depressed females. BDI-Ⅱ. i n U. v. BDI T1: RT1(.15*), BT1(.40***) BDI T2: RT1(.13*), BT1(.38***) BT1&RT1 (.33***). nondepressed females: .31* *RRS(10 題；合併 B&R) depressed females: .41** 9.

(18) 從表中可發現，多數研究顯示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無相關或正相關，但支持兩者為負向關係的證據佔少數。此不一致的結果，可從方法學與理論兩個面向分別來探討。在研究方法方面，多數研究使用橫斷法，無法解釋反芻與憂鬱的前後關係，也難以檢驗於長時間下，深思反省式反芻對憂鬱可能帶來的正向結果。尤其，研究也發現，個體的憂鬱狀態會使得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這兩類反芻的功能難以區分（Joorman. et al., 2006; Whitmer & Gotlib, 2011），重鬱. 症個體同時具有高自責式與深思反省式反芻，兩者與憂鬱呈正相關，然而國內研究並未支持同樣的結果，游勝翔（2011）發現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不具顯著的. 治政大等人（2006）只針對重鬱低落性情感疾患與其他未註明之憂鬱疾患，而 Joorman 立. 關聯性。此結果可能與樣本特性有關，因為游勝翔（2011）的樣本涵蓋了重鬱症、. 症患者。除了參與者的診斷特性可能造成不一致的結論外，這些研究亦暗示著如. ‧ 國. 學. 欲了解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的關係，個體原先的憂鬱狀態是. ‧. 必須被控制的，因為僅用單純檢驗零序相關難以澄清反芻與憂鬱的關聯性（如：. y. Nat. Schoofs, Hermans, & Raes, 2010）。Treynor 等人（2003）的研究發現，BDI 分數. er. io. sit. 能夠預測一年後的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顯示一般大眾在初始的憂鬱症狀越高，一年後在兩類反芻的分數也越高，說明欲釐清反芻與憂鬱之關聯. al. n. v i n 時，應控制個體原先的憂鬱症狀。而 Takano 與 Tanno C h Joorman 等人（2006）及 engchi U. （2009）在研究中並未控制憂鬱症狀，無法排除反芻與憂鬱之關係可能受到先前憂鬱狀態影響之可能性，因此難以斷言深思反省式反芻是否具有適應性。此外，在表三中有三篇研究是以 RRS 為一個整體分數，缺點是無法澄清兩類反芻與憂鬱的不同關聯性，且因素分析支持反芻量表反映了兩種構念（Siegle, Moore, & Thase, 2004），顯示合併兩類反芻的得分並不適切。若不考慮此三篇研究，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的正相關係數介於.08~.25 之間，且在控制第一點的憂鬱症狀後，兩者的關聯性未達顯著水準（如：Schoofs, et al., 2010），顯示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的關係不比苦惱自責式反芻強。然而，其是否能有效減緩個體的憂鬱症. 狀仍待釐清。 10.

(19) 回顧發現，僅有三篇研究顯示深思反省式反芻可能具有適應性。Treynor 等人（2003）認為，深思反省式反芻的適應性功能可能需在較長的時間下才得已彰顯，持續性地自我反思讓個體成功地解決困境，進而降低憂鬱。然而，Joorman 等人（2006）發現，重鬱症患者的苦惱自責式反芻顯著高於緩解組、社會焦慮組與正常控制組，而深思反省式反芻亦高於控制組，且與憂鬱的相關為.25（p < .05）。換言之，重鬱症患者越是有深思反省式反芻的傾向，憂鬱症狀越高，暗示深思反省式反芻對處在高憂鬱狀態的個體可能無法產生正向影響。該研究顯示，重鬱症患者的兩類反芻呈中度關聯性（r=.51），因此 Joorman 等人（2006）. 治政大與思反省式反芻可能會相互促進，使得兩類反芻的功能性難以區辨。Takano 立. 提出「相互持續循環（a perpetuation cycle）」的概念，說明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 Tanno（2009）使用 RRQ 驗證 Joorman 等人的觀點，察看大學生的自我反思是否. ‧ 國. 學. 具有適應性。SEM 分析發現，自我反芻與憂鬱有正相關（.59），自我反思與憂鬱. ‧. 則是達顯著負相關（-.19）。然而，自我反思對憂鬱的整體效果只有-.08，顯示其. y. Nat. 適應性效果被苦惱自責式反芻對憂鬱的不利影響所抵消。此外，自我反思能顯著. er. io. sit. 預測自我反芻，而自我反芻無法預測，說明當個體使用越多的自我反思，其自我反芻也越高。此結果不支持「相互持續循環」的論點，顯示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 al. n. v i n 思反省式反芻並非為雙向關係，僅有深思反省式反芻能促進苦惱自責式反芻，惡 Ch engchi U. 化憂鬱症狀。. T1 自我反芻. T2 自我反芻 T2 憂鬱. T1 自我反思. T2 自我反思. 圖 2-1 Takano 與 Tanno（2009）的模型圖示（實線）. 11.

(20) 二、癌症患者之相關研究. 過去探討苦惱自責式反芻、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的研究多以一般人或憂鬱症患者為樣本，而癌症心理學的相關文獻常以侵入性思考、事件(癌症)相關反芻作為獨變項，創傷後壓力疾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 PTSD）、憂鬱、焦慮症狀與創傷後正向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簡稱 PTG）等作為依變項。主要原因在於，罹患癌症對個體來說為高度的壓力事件，可視為創傷類型的一種，可能引發個體的侵入性思考、逃避行為與過度激發狀態，因此研究常以創. 政治大 Carlson, & Andrykowski, 2009）立。然而，另一派的研究則著重在癌症帶來的正向改. 傷後壓力疾患症狀作為癌症患者的身心適應指標（Salsman, Segerstrom, Brechting,. ‧ 國. 學. 變，包括人生鑑賞、認識到生命中新的可能性或靈性層面的改變等，又名為創傷後正向成長（Tedeschi & Calhoun, 2004）。根據 Tedeschi 與 Calhoun（2004）的理. ‧. 論，個體在遇到創傷事件後，其原先的基模和世界觀受到挑戰，進入一個自動化、. sit. y. Nat. 侵入性的反芻歷程（intrusive rumination），之後伴隨著情緒痛苦的下降及問題解. al. er. io. 決的增加，轉向一個較為深思式的反芻（deliberate rumination），協助個體去重建. v. n. 基模，進而能夠產生 PTG。由此可知，癌症心理學研究使用的反芻量表與前面. Ch. engchi. i n U. 提及的 RRS 或 RRQ 在構念上不盡相同。本節將回顧相關文獻，同時比較不同反芻量表的概念基礎，以便形成後續研究假設之推論。. 侵入性思考被定義為生動、不自主的、難以控制的想法、畫面和夢境，與反芻皆為重複性思考的一種，但兩者在概念上並不完全相同（見 Smith & Alloy, 2009 的回顧）。Ehlers 與 Clark（2000）指出侵入性思考為一種創傷後的再度經驗（re-experience）症狀，由創傷記憶的缺損引發；而反芻是個體對創傷事件做出負向評估的一種逃避認知歷程，顯示兩者有不同的作用機制。研究發現，癌症患者的侵入性思考與心理生活品質、生活滿意度和正向情緒有負相關，而和負向情. 12.

(21) 緒有正相關（Park, Chmielewski, & Blank, 2010）。另外，高侵入性思考的乳癌患者也有較高的憂鬱和焦慮症狀（Primo et al., 2000）。一項以大腸直腸癌患者為樣本的研究顯示，侵入性思考能預測三個月後的 PTSD 症狀，但與憂鬱症狀並無關聯，此結果可能與侵入性分數的地板效應有關（Salsman, et al., 2009）。個體在壓力情境時皆可能產生侵入性思考與反芻，然而前者較強調不自主、侵入性的特性，而後者則強調與憂鬱情緒相關的思考內容。舉例來說，侵入性思考的項目：「即使我不願意去想那件事時，也會想起它（Impact of Event Scale—Revised， Weiss & Marmar, 1997）」指出侵入性思考之無法控制的特性；苦惱自責式反芻的. 治政大構念在心理病理學中的討論脈絡亦不相同，侵入性思考被認為是 PTSD 的主要症立項目：「想到我做了什麼，而有如此下場？」聚焦在憂鬱情緒的成因。此外，兩. 狀之一，而反芻與憂鬱症狀息息相關。在 PTG 模型中，侵入性思考被命名為侵. ‧ 國. 學. 入式反芻，不再被視為是 PTSD 的症狀，而是個體在面對重大壓力事件時會有的. ‧. 正常反應（Cann et al., 2011）。. y. Nat. er. io. sit. Tedeschi 與 Calhoun（2004）認為，個體為釐清壓力事件，一開始會進入侵入式反芻的認知歷程。當情緒痛苦下降，個體放棄原先的目標或信念，而進入深. al. n. v i n 思式的反芻歷程，開始能建立新的目標、基模及人生意義，產生 PTG。此理論 Ch engchi U. 主張，反芻是產生 PTG 的必要條件。根據定義，侵入式反芻指稱不自主出現、闖入腦海的想法，而深思式反芻指稱有關瞭解事件、檢視經驗、自主的想法（Cann et al., 2011）；然而，近期研究仍未統一使用特定的量表，在項目的選擇與編制上有些許差異。研究發現，乳癌患者的侵入式和深思式反芻與 PTSD 有顯著正相關，但與深思式反芻的相關只達到.16，相對於侵入式反芻（.58）的關聯程度較弱（Chan, Ho, Tedeschi, & Leung, 2011）。Morris 與 Shakespeare-Finch（2011）使用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卻發現，深思式反芻與 PTSD 並無關聯，而侵入式和人生目的式反芻（life purpose rumination）則與 PTSD 有顯著正相關，說明有越多侵入性和人生目的式反芻對癌症患者可能帶來不利的影響。此外，接受緩和醫療的患 13.

(22) 者與照顧者的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憂鬱、焦慮有正相關，質性分析也顯示，當參與者的反芻內容是越抽象的，其憂鬱症狀就越高（Galfin & Watkins, 2012）。國內研究亦發現，乳癌患者的反芻反應與憂鬱症狀有顯著正相關，然而此研究並未將苦惱自責式與深思反省式反芻區分開來（游勝翔、陳淑惠、張金堅，2008）。綜合以上結果來看，多數研究顯示癌症患者的侵入性思考或侵入性反芻與不良的心理適應有正相關，但在深思式反芻上的結果較不一致。. 從理論發展脈絡來看，Tedeschi 與 Calhoun（2004）編制的量表較屬於帶來. 治政大心情的重複性思考有關。根據 Watkins（2008）將重複性思考的分類向度，思考立. 成長或正向改變的反芻，而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與個體在面對憂鬱. 內容越是負向、認知處理層次較為抽象的越可能帶來不適應結果，而內容越是正. ‧ 國. 學. 向、認知處理層次較為具體的越可能帶來適應性的結果。下頁表 2-4 比較憂鬱反. ‧. 芻與成長相關反芻，可以發現侵入式與苦惱自責式反芻皆聚焦在負向內容、事件. y. Nat. 結果的抽象建構層次，而深思式與深思反省式反芻的內容較為正向，且為瞭解事. er. io. sit. 件過程的具體建構層次。此外，研究發現經歷喪親經驗的個體的苦惱自責式反芻與發現益處（類似 PTG 的概念）無關聯，而深思反省式反芻與 13 個月後的發現. al. n. v i n 益處有正相關，顯示深思反省式反芻可能與深思式反芻的功能類似，皆能帶來正 Ch engchi U 向的成長（Nolen-Hoeksema & Davis, 2004）。有鑑於過去未有研究直接探討乳癌. 患者的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之關聯性，加上過去文獻的不一致性，本研究還無法作出方向性的假設。. 14.

(23) 表 2-4 憂鬱反芻與成長相關反芻之比較內容/建構層次. 反芻類型. 可能結果. 負向/抽象. 侵入式反芻. 不適應性. 例：即使我不願意去想那件事時，也會想起它苦惱自責式反芻例：想到「為何我總是用這樣的方式反應？」正向/具體. 深思式反芻. 適應性(?). 例：思考我能否從這個經驗裡找到意義. 治政例：分析最近的事件，試圖瞭解為何你會感到憂鬱大立深思反省式反芻. ‧ 國. 學. 綜上所述，苦惱自責式反芻會帶來不適應之結果，能正向預測個體的憂鬱症狀；而深思反省式反芻的效果尚不清楚，尤其是深思反思式反芻可能同時促進苦. ‧. 惱自責式反芻，使得兩類反芻與憂鬱的關係變得更錯綜複雜。根據 Treynor 等人. y. Nat. sit. （2003）的研究發現，深思反省式反芻的適應性須要時間才得已彰顯；而 Takano. n. al. er. io. 與 Tanno（2009）的理論模型讓我們重新思考，深思反省式反芻的適應性可能被. i n U. v. 苦惱自責式反芻的不利影響遮蔽掉了。因此，本研究將以 Treynor 等人（2003）. Ch. engchi. 及 Takano 與 Tanno（2009）的研究想法為基礎，探討乳癌患者的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對憂鬱症狀的影響。. 15.

(24) 第四節. 研究目的、架構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整理過去文獻發現，一般民眾、憂鬱症患者與接受緩和醫療的患者（多數為癌症患者）的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憂鬱呈正相關。然而，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的關係並不一致，可能與個體的憂鬱狀態、受到苦惱自責式反芻的汙染有關。受限於國內外針對此議題探討的癌症相關研究較少，或是僅探討相似構念的反芻對癌. 政治大. 症患者的影響。本研究旨在釐清國內乳癌患者的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 立. 芻對其憂鬱的影響，特別聚焦在探討深思反省式反芻是否具適應性或不適應性。. ‧ 國. 學. 深思反省式反芻是否如同 Treynor 等人（2003）的發現，具有長期的適應性. ‧. 仍未獲得一致的結論（e.g. Joorman, et al., 2006）。此外，個體先前的憂鬱症狀為. y. Nat. sit. 需被控制的變項，因憂鬱症狀亦可能促進個體反芻（Whitmer & Gotlib, 2011）。. n. al. er. io. 國內研究合併兩類反芻的分數，發現乳癌患者的反芻與憂鬱有正相關（游勝翔、. i n U. v. 陳淑惠、張金堅，2008）；在憂鬱與非憂鬱成人上，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並無. Ch. engchi. 關聯（游勝翔，2011）。因此，研究目的之一，首先探索台灣乳癌患在反芻與憂鬱之關聯性。接著，研究目的之二，即在探討在控制憂鬱症狀後，其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對憂鬱是否有不同的預測力。. 根據 Takano 與 Tanno（2009）的研究結果，發現自我反思會引發自我反芻，進而促進憂鬱症狀，而自我反芻則無法預測自我反思。他們認為，過去有關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相關的不一致證據，可能源自苦惱自責式反芻的汙染。因此，研究目的之三，即在以 Takano 與 Tanno（2009）的概念模型為基礎，使用短版 RRS 量表，探討台灣乳癌患者的深思反省式反芻與苦惱自責式反芻是否具有單 16.

(25) 向影響的關係（即深思反省式反芻會增加苦惱自責式反芻），以及此關係是否如同該研究削弱了深思反省式反芻對憂鬱的效果。. 二、研究架構. 總結上述，本研究欲探討台灣乳癌患者的深思反省反芻與苦惱自責式反芻，對憂鬱的影響。首先，檢驗兩類反芻在乳癌患者身上，是否對憂鬱有不同的預測力。其次，本研究認為於 Takano 與 Tanno（2009）的模式中，缺乏 T1 憂鬱. 政治大的，因此本研究將 T1 憂鬱納入研究架構中；此外，該研究缺乏兩個測量時間點立對 T2 憂鬱及兩類反芻的影響，過去文獻指出個體的初始憂鬱狀態是需被考慮. ‧ 國. 學. 中的深思反省式反芻與苦惱自責式反芻彼此間的關係之相互影響，加進了這樣的相互影響關係之後，研究結果是否支持 Takano 與 Tanno（2009）的看法？研究. ‧. 架構如下圖 2-2。. io. sit. y. Nat. n. al. T2 自責式反芻. er. T1 自責式反芻 T1 憂鬱. Ch. T1 反思式反芻. engchi. i n U. v. T2 反思式反芻. 圖 2-2. 研究架構圖. 17. T2 憂鬱.

(26) 三、研究問題與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以台灣乳癌患者為研究樣本，測量其兩類反芻與憂鬱症狀。本研究欲檢驗以下三項假設:. 壹、依據國內外文獻，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憂鬱呈正相關，而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的關聯可能為正相關、無相關或負相關。本研究預測台灣乳癌患者在術後一年（T1）的苦惱自責式反芻與同時測量和術後兩年（T2）的憂鬱症狀具有正. 政治大. 向關聯；而對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之關聯性暫不作出方向性的假設。. 立. ‧ 國. 學. 貳、檢驗 Treynor 等人（2003）與 Joorman 等人（2006）的研究結果，前者於一般民眾樣本發現深思反省式反芻具有長期適應性的效果，而後者則發現重鬱. ‧. 症患者之兩類反芻皆可能帶來高的憂鬱症狀，說明深思反省式反芻為不適應的重. sit. y. Nat. 複性思考，然而其未控制個體的初始憂鬱症狀。因此，本研究問題二欲探討在控. al. er. io. 制乳癌患者 T1 憂鬱症狀與苦惱自責式反芻後，T1 深思反省式反芻能否負向預測. v. n. T2 的憂鬱症狀；而控制了乳癌患者 T1 的憂鬱症狀與深思反省式反芻後，T1 苦. Ch. engchi. i n U. 惱自責式反芻能正向預測 T2 的憂鬱症狀，如 Treynor 等人（2003）的研究結果。或是乳癌患者與重鬱症患者特性相似，在控制 T1 憂鬱症狀後，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皆會正向預測 T2 憂鬱症狀，如 Joorman 等人（2006）的研究發現。. 參、 Takano 與 Tanno（2009）發現，T2 深思反省式反芻能同時預測苦惱自責式反芻，而 T2 苦惱自責式反芻卻無法同時預測深思反省式反芻。然而，該研究模型未考量 T1 深思反省式反芻可能促進 T2 苦惱自責式反芻，亦未檢驗 T1 深思反省式反芻對 T1 苦惱自責式反芻的影響，未能澄清兩類反芻的相互關係。本. 18.

(27) 研究以修正後的模型來檢驗台灣乳癌患者的深思反省式反芻、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憂鬱之關係，察看 T1 的兩類反芻是否如同 Takano 與 Tanno（2009）模型中 T2 的結果？即乳癌患者在兩時間點的深思反省式反芻能否同時正向預測兩時間點的苦惱自責式反芻？而苦惱自責式反芻無法預測深思反省式反芻？此外， T1 苦惱自責式反芻是否亦無法遇測 T2 深思反省式反芻？而 T1 深思反省式反芻能正向預測 T2 苦惱自責式反芻？. 肆、根據 Takano 與 Tanno（2009）的研究結果，T2 深思反省式反芻透過增. 治政大鬱的直接效果。本研究欲檢驗乳癌患者的 T1 深思反省式反芻是否因能正向預測立加 T2 苦惱自責式反芻來促進憂鬱之間接效果，遮蔽了 T2 深思反省式反芻對憂. T2 苦惱自責式反芻，且 T2 深思反省式反芻亦正向預測了 T2 苦惱自責式反芻，. ‧ 國. 學. 透過這些路徑更削弱 T2 的深思反省式反芻對憂鬱的預測效果？. ‧.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19. i n U. v.

(28)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參與者. 本研究參與者來自某醫學中心乳房外科之初診斷乳癌患者，採立意取樣方式，利用門診等候的時間徵求符合資格的參與者。收案期間從 2010 至 2014 年，共取兩個時間點的測量，分別是乳癌手術後的一年（T1）及兩年（T2）。選取此追蹤時間點之用意在於，乳癌患者在手術後一年內，患者的身體症狀及治療之副. 政治大. 作用與情緒困擾有顯著正相關（李靜文，2002；Tasmuth, Smitten & Kalsol, 1996）。. 立. 患者在接受化學治療或放射治療期間，其生活品質與憂鬱狀態會受到疲勞、肩膀. ‧ 國. 學. 功能受限、自覺外觀欠佳影響，但身體症狀會隨時間減輕（Byar, Berger, Bakken & Melissa, 2006; Cheng et al., 2011），指出乳癌患者在術後治療期間，其憂鬱心情較. ‧. 可能源自身體不適或其他醫療相關變項的影響。而放射或化學治療通常於術後一. y. Nat. sit. 年內結束，因此本研究以術後一年及兩年為時間點，探討乳癌患者的反芻對憂鬱. al. n. 準則：. er. io. 之影響。問卷回收後，統計有效樣本人數共 283 名。所有參與者皆符合以下篩選. Ch. engchi. 1.. 確診為各種期別的乳癌. 2.. 年齡介於 18 到 75 之間. 3.. 知道自己罹患乳癌. 4.. 意識清楚，且無精神或認知障礙. 5.. 能閱讀與瞭解問卷內容. 6.. 說明研究目的後，本人同意參與研究. 20. i n U. v.

(29) 參與者之人口學與醫療相關變項列於下頁表 3-1。有效參與者之年齡介於 26 歲至 70 歲，平均 46.97 歲（SD = 8.275）。在教育程度方面，其中國小學歷與國中學歷最少，各有 35 名（12.4%）；完成高中職學業最多，有 113 名（39.9%）；完成大專學業有 48 名（17.0%），而大學以上學歷有 52 名（18.4%）。婚姻狀況方面，已婚者最多，共 229 位（80.9%）；其次依序為未婚者有 33 位（11.7%），喪偶有 10 位（3.5%），離婚有 6 位（2.1%），再婚有 3 位（1.1%），同居有 1 名（0.4%）。在收入方面，收入為 3~6 萬者最多，共 94 名（33.2%）；其次依序為 1~3 萬有 80 名（28.3%），6~10 萬有 59 名（20.8%），10 萬以上有 33 名（11.7%）。. 立. 政治大. 在醫療相關變項部分，本研究參與者之病理分期以第二期最多，共有 106 位. ‧ 國. 學. （37.5%）；第四期最少，有 2 位（0.7%）；第零期有 43 位（15.2%），第一期有. ‧. 98 位（34.6%），第三期有 33 位（11.7%）。手術型態方面，以部分切除者最多，. y. Nat. 共 163 名（57.6%）；其次為全部切除有 115 名（40.6%），一邊全切一邊部分切除. n. al. er. io. sit. 有 4 位（1.4%）。. 表 3-1. Ch. i n U. 參與者之基本人口學變項與醫療相關變項. 人口學變項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 內容 e n g c h i 小學國中高中、職專科大學(以上) 未婚已婚再婚同居離婚喪偶漏填 21. 人數 35 35 113 48 52 33 229 3 1 6 10 1. v. 百分比 12.4% 12.4% 39.9% 17.0% 18.4% 11.7% 80.9% 1.1% 0.4% 2.1% 3.5% 0.4%.

(30) 收入. 手術型式. 80 94 59 33 17. 28.3% 33.2% 20.8% 11.7% 6.0%. 第零期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漏填全部切除部分切除一邊全切一邊部分漏填. 43 98 106 33 2 1 115 163 4 1. 15.2% 34.6% 37.5% 11.7% 0.7% 0.4% 40.6% 57.6% 1.4% 0.4%. 立. 政治大. io. sit. y. 研究工具. ‧. ‧ 國. 學. Nat. 第二節. er. 醫療變項病理分期. 1~3 萬 3~6 萬 6~10 萬 10 萬以上漏填. al. 一、個人及疾病基本資料（附錄一）. n. v i n Ch 個人基本資料包括：年齡、職業、家庭收入、子女數、教育程度、婚姻狀況 engchi U. 及宗教信仰。疾病資料包括：乳癌期數、有無復發、診斷日期、手術時間、手術型式、治療方式等。. 二、反芻的測量（附錄二） Treynor 等人（2003）刪除 RRS（Nolen-Hoeksema & Morrow, 1993）中與憂鬱症狀重疊之項目後，由原先編製的 22 題刪減為 10 題。因素萃取出兩因素，分別為「苦惱自責式反芻」（題目內容如：想到「我做了什麼，而有如此下場？」）與「深思反省式反芻」（題目內容如：寫下我在想什麼並分析它。），各為五題。. 22.

(31) 「苦惱自責式反芻」之信度介於之間.62~.77，而「深思反省式反芻」介於.60~.72。國內研究則發現，兩因素之組成題目與國外略有差異，「苦惱自責式反芻」為四題（Cronbach’s α = .66），而「深思反省式反芻」為六題（Cronbach’s α = .71）（周嘉娸，2008）。此結果與本研究結果一致（見下頁表 3-2），兩因素之內部一致性係數分別為.81 與.85，整體量表為.88，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信度。量表以李克特氏四點量尺計分，參與者依項目內容的發生頻率做出「幾乎從不(1)」、「有時候 (2)」、「通常(3)」或「幾乎總是(4)」的判斷。. 治政大 Anxiety and Depression 使用 Zigmon 與 Snaith（1983）發展的 The Hospital 立. 三、憂鬱的測量（附錄三）. Scale（HADS），主要用來篩選非精神疾病門診之病患的焦慮與憂鬱症狀。此量. ‧ 國. 學. 表共 14 題，本研究僅採用其中 7 題測量憂鬱之項目（HAD-D）。此量表採四點. ‧. 量尺評量，由「完全沒有(1)」到「完全有(4)」。中文版的信度介於.68 到.69 之間. io. n. al. er. 點二 HAD-D 的信度為.77，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信度。. sit. y. Nat. （Wang, Tu, Liu, Yeh, & Hsu, 2013）。本研究時間點一 HAD-D 的信度為.76，時間. Ch. engchi. 23. i n U. v.

(32) 表 3-2 中文版反芻反應風格量表短版因素結構與內部一致性係數. 本研究. 苦惱自責. 深思反省. -.13. .80. -.22. .14. .74. -.03. .01. .47. .06. .25. .31. .15. .81. .07. .59. .22. .48. .26. .52. -.05. .63. .60. -.15. .52. U e n g c h i .13. .50. -.10. .43. .81. .85. .66. .71. 8. 想到「為何我有這些他人沒有的問題？」. 9. 想到「為何我無法將事情處理得更好？」. 1. 想到「我做了什麼，而有如此下場？」. 7. 想到「當時的狀況如果可以變好就好了。」. .49. 3. 分析最近的事件，試圖瞭解為何你為感到憂鬱。. -.02. 5. 分析自己的個性，並試著了解自己為什麼憂鬱。. -.08. ‧. 深思反省. .78. 4. 想到「為何我總是用這樣的方式反應？」. .07. y. 苦惱自責. .73. 6. 自己一個人離開，並思考為何你會有這樣的感覺。. .12. sit. 量表題目. 周嘉娸（2008）. .61. 2. 寫下我在想什麼並分析它。. 10. 獨自去某些地方思考自己的感受。. .95 治政 .67 大. 立. io. v ni. n. Ch. er. Nat. al. 學. ‧ 國. .62. -.03. 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α）整體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α）. .88（n = 283）. .74（n = 220）. 參考資料：憂鬱反芻對工作記憶容量的影響之初探（28 頁），周嘉娸，2008，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4.

(33) 第三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在通過臨床研究倫理委員審查後，再開始進行資料收集。收案期間從 2010 至 2014 年，共取兩個時間點的測量，分別是乳癌手術後的一年（T1）及兩年（T2）。資料收集內容有：個人及疾病基本資料、兩個時間點的反芻分數、兩個時間點的憂鬱分數。. 在收案流程方面，透過醫院個案管理師得知已接受手術的乳癌患者，且患者同意進一步與收案人員面談。向患者說明研究過程後，邀請填寫知情同意書，之後進行問卷的評量。一年後，透過醫院追蹤患者何時複診，並進行第二次的測量。. 立. 政治大. 第四節. 統計分析. ‧ 國. 學. 以 SPSS 套裝統計軟體進行描述統計、Pearson 相關及階層迴歸分析，並以. y. Nat. 描述統計、相關分析：人口學變項分析，並計算各量表的平均數、標準差及. sit. 1.. ‧. LISREL 8.7 軟體（Jöreskog & Sörbom, 2004）進行路徑分析。程序如下：. er. io. 量表分數間的相關。. al. n. v i n Ch 迴歸分析：使用階層迴歸分析，控制 i U e n g T1 c h憂鬱症狀及相關人口學變項，分別. 2.. 檢驗 T1 苦惱自責式反芻及 T1 深思反省式反芻（預測變項）對 T2 憂鬱（效標變項）之預測力。. 3.. 路徑分析：採用路徑分析瞭解兩類反芻的相互作用關係如何影響憂鬱症狀。首先，進行模型建構，將資料轉換為共變數矩陣（covariance matrix），所有變項皆為觀察變項，包括：兩個時間點的苦惱自責式反芻及深思反思式反芻及兩個時間點的憂鬱。根據研究問題之順序，分別檢驗模型之適配性，必要時進行模型修正。模型適合度考驗以 Bollen（1989）提出之參考指標，包含： χ2 、適合度考驗（GFI），均方殘差（RMSEA）等為主。. 25.

(34)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參與者在主要變項之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本研究之乳癌患者在 T1 及 T2 之苦惱自責式反芻、深思反省式反芻及憂鬱症狀之描述統計列於下頁表 4-1。. 表 4-1. 各量表描述統計. 變項名稱. 平均數. 立10.48. 4-16. 3.36. 6-24. 11.21. 3.54. 7.38. 2.50. 4-16. 深思反省式反芻. 10.28. 3.40. 6-24. 憂鬱症狀. 11.38. 3.63. 苦惱自責式反芻. 憂鬱症狀. ‧ 國. 深思反省式反芻. 學. 治政 7.45 2.51 大. y. 得分範圍. ‧. 術後一年（T1）. 標準差. 7-28. Nat. io. n. al. Ch. engchi. er. 苦惱自責式反芻. sit. 術後兩年（T2）. i n U. 7-28. v. 以皮爾森相關分析檢驗參與者 T1 及 T2 兩類反芻與憂鬱症狀之相關，相關矩陣與相關係數顯著性檢定如下頁表 4-2。結果顯示，乳癌患者的兩類反芻在兩個時間點都具有中度正相關（.617 和.670）。同時相關分析發現，不管在 T1 或 T2，兩類反芻與憂鬱症狀有顯著正相關。僅管如此，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的相關（.177 與.275）顯著低於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憂鬱（.324 與.418）之關聯強度， ZT1=-2.937（p = .003）、ZT2=-3.196（p = 0.001）（Steiger, 1980）。且 T1 深思反省式反芻與 T2 憂鬱之相關係數未顯著（.080），而 T1 苦惱自責式反芻與 T2 憂鬱仍有顯著正相關（.284），以上結果說明，乳癌患者之苦惱自責式反芻無論在術後一年或兩年，其與憂鬱之關聯性皆比深思反省式反芻來得強。此結果部分支持假設一，即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憂鬱具有顯著的正向關聯性，而深思反省式反芻也與憂鬱有同時性的顯著正向關聯性。 26.

(35) 表 4-2. 兩類反芻與憂鬱症狀之相關矩陣. T1 憂鬱. T1 憂鬱. T1 深思反省. T1 苦惱自責. T2 憂鬱. T2 深思反省. T2 苦惱自責. 1. .177**. .324**. .675**. .220**. .318**. 1. .617**. .080. .504**. .360**. 1. .284**. .370**. .536**. 1. .275**. .418**. 1. .670**. T1 深思反省 T1 苦惱自責 T2 憂鬱 T2 深思反省 T2 苦惱自責. 1. **p < .01. 第二節. 立. 兩類反芻對憂鬱之影響. 政治大. 本節將探討預測變項（苦惱自責與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效標變項（憂鬱）. ‧ 國. 學. 之關聯性，以檢驗本研究提出的假設二是否符合預期。由於回顧文獻發現，個人背景變項可能在憂鬱症狀上有所差異，因此先以變異數分析進行考驗，以決定階. ‧. 層迴歸中控制的人口學變項與醫療相關變項。變異數分析結果請見下表 4-3。結果顯示，僅有教育程度達顯著差異，低學歷組較高學歷組有高的憂鬱症狀，將教. y. Nat. sit. 育程度換算成教育年數後，與憂鬱症狀呈顯著負相關（r = -.14, p = .02）。在連續. n. al. er. io. 變項中，年齡與憂鬱症狀之相關未達顯著水準（r = .028, p = .64），因此不納入階層迴歸中之控制變項。. Ch. engchi. i n U. v. 表 4-3 乳癌患者之各種背景變項在 T2 憂鬱症狀的表現差異變異來源教育程度. 婚姻狀態. 收入. 組別 1.低學歷 2.中學歷 3.高學歷 1.未婚 2.已婚 3.其他 1.1~3萬 2.3~6萬 3.6~10萬 4.10萬以上. 平均數 12.13 11.37 10.42 10.79 11.37 12.47 12.11 11.21 11.14 10.52 27. F值 3.339. 顯著性（含事後比較） .04（1>3）. 1.208. .30. 1.883. .13.

(36) 宗教信仰病理分期. 手術型式. 1.無信仰 2.有信仰 1.初期 2.中期 3.末期 1.部分切除 2.全部切除. 10.95 11.48 11.47 11.34 11.20 11.39 11.41. .779. .38. .093. .91. .002. .963. 根據 Treynor 等人（2003）的想法，本研究欲了解在控制背景變項、T1 憂鬱症狀、T1 苦惱自責式反芻後，T1 深思反省式反芻對 T2 憂鬱症狀的獨特預測力，故階層迴歸中第一步先放入教育年數，第二步放入 T1 憂鬱症狀，再來放入 T1. 政治大. 苦惱自責式反芻，最後放入 T1 深思反省式反芻。. 立. 表 4-4 呈現階層迴歸分析之結果。第一步以教育年數作為預測變項，共解釋. ‧ 國. 學. 變異量為 2.0%，達顯著水準（p < .05）。其中，教育年數 β 值為-.14，達顯著水準（t = -2.37, p < .05），顯示乳癌患者的教育年數越少，其憂鬱症狀越高。第二. ‧. 步再加上時間點一的憂鬱症狀，新增解釋變異量為 43.7%，達顯著水準（p. sit. y. Nat. < .001）。在階層二，教育年數已無法顯著預測憂鬱症狀，而 T1 憂鬱症狀 β 值. io. er. ，顯示 T1 憂鬱症狀越高，其 T2 憂鬱症為-.67，達顯著水準（t = 14.99, p < .001）狀越高。再來放入苦惱自責式反芻後，新增解釋變異量為 0.6%，未達顯著水準。. n. al. Ch. i n U. v. 最後，在控制教育年數、T1 憂鬱症狀、T1 苦惱自責式反芻之貢獻後，檢驗 T1. engchi. 深思反省式反芻對 T2 憂鬱症狀的獨特預測力。結果發現，新增解釋變異量為 0.9%，達顯著水準（p < .05）。T1 深思反省式反芻 β 值為-.13，達顯著水準（t = ，說明當乳癌患者在 T1 的深思反省式反芻越高，其在 T2 的憂鬱症 -2.20, p < .05）狀越低。接著，利用階層迴歸分析控制教育程度與 T1 憂鬱症狀後，在階層三放入 T1 深思反省式反芻，新增解釋變異量為 0.1%，未達顯著水準；最後放入 T1 苦惱自責式反芻，結果顯示能正向預測 T2 憂鬱症狀，β 值為.16，達顯著水準（t = 2.69, p < .01）。. 階層迴歸分析結果發現，教育年數、T1 憂鬱症狀、T1 兩類反芻共可解釋 T2 憂鬱症狀 47.1%的變異量，校正後的解釋變異量為 46.2%。結果顯示在控制教 28.

(37) 育年數和 T1 憂鬱症狀後，兩類反芻仍可顯著預測一年後的憂鬱症狀。其中，苦惱自責式反芻能正向預測憂鬱症狀，乳癌患者苦惱自責式反芻越高，其一年後的憂鬱症狀越高。然而，深思反省式反芻則是負向預測憂鬱症狀，顯示患者越採用深思反省式反芻，憂鬱症狀越低。此結果支持 Treynor 等人（2003）的研究發現。.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29. i n U. v.

(38) 表 4-4. 主要預測變項對憂鬱症狀之階層迴歸分析結果（括號內為第三階放入 T1 深思反省式反芻的結果） T2 憂鬱症狀（HAD-D）. 預測變項. B. SE. β. t. B. SE. 教育年數. -.17. .07. -.14. -2.37*. -.02. .05. T1 憂鬱症狀. 立. .69. T1 苦惱自責式反芻. B. -.37 -.04 治政 .05 .67 14.99*** 大 .66 -.02. t. B. SE. β. t. .06. -.04. -.77. -.01. .06. -.01. -.15. .05. .64. 13.38***. .66. .05. .65. 13.56***. .07. .08. 1.72. .23. .08. .16. 2.69**. (-.04). (-.84). -.14. .06. -.13. -2.23*. (.05). .46 .45. .47. .46 (.45). .46. y. .46. io. sit. 224.77***. n. al. 2.96 (.70). er. 5.61*. ‧ 國. .02. β. ‧. 調整後 R2. SE. 學. .02. (-.04). Nat. R2. *p < .05; **p < .01; ***p < .001. t. .12. T1 深思反省式反芻. F值. β. Ch. engchi. 30. i n U. v. 4.96*.

(39) 第三節. 路徑分析之考驗結果. 由上節結果發現，在控制教育年數與 T1 憂鬱症狀後，苦惱自責式與深思反省式反芻無法獨立預測 T2 憂鬱症狀，需同時進入階層模型才能通過統計顯著性考驗，可能說明僅探討兩類反芻對憂鬱的單向影響並不能完整解釋心理運作機制，兩類反芻的共變關係也可能影響個體憂鬱症狀。在此小節欲檢驗兩類反芻是否會透過不同路徑影響憂鬱，即兩類反芻彼此的預測關係對憂鬱之影響。. 本研究發現結果通過模式適合度考驗，χ2 (13) = 21.47，P-value = 0.06412， RMSEA = 0.048。由圖中的路徑係數可發現，T1 憂鬱僅對 T1 苦惱自責式反芻（β. 政治大. ＝.34）與 T2 憂鬱（β＝.62）具有直接影響力，但對 T1 深思反省式反芻不具有. 立. 直接效果（β＝-.05, ns）。. ‧ 國. 學. 在苦惱自責式反芻方面，T1 苦惱自責式反芻可正向預測 T2 苦惱自責式反芻. ‧. （β＝.55）及 T1 深思反省式反芻（β＝0.71），T2 苦惱自責式反芻亦能正向預測 T2 深思反省式反芻（β＝0.81），說明苦惱自責式反芻在兩個時間點會同時促. y. Nat. sit. 進深思反省式反芻。然而，T1 苦惱自責式反芻則是抑制 T2 深思反省式反芻（β. er. io. ＝-0.32），顯示乳癌患者越傾向苦惱自責式反芻，其一年後的深思反省式反芻程. al. n. v i n Ch 苦惱自責式反芻，憂鬱症狀越高。在深思反省式反芻方面，T1 深思反省式反芻 engchi U. 度越低。最後，T2 苦惱自責式反芻顯著正向預測 T2 憂鬱症狀，說明患者越傾向. 可正向預測 T2 深思反省式反芻（β＝.38），但無法預測 T1 苦惱自責式反芻（β ＝-.11, ns）及 T2 苦惱自責式反芻（β＝0.19, ns）。值得注意的是，T2 深思反省式反芻會減少 T2 苦惱自責式反芻（β＝-0.33），且無法預測 T2 憂鬱症狀（β＝ -0.02, ns）。. 31.

(40) 0.55. T1 苦惱自責 0.34. -0.11. 0.71. 立. 0.24. 政治大 -0.33. 0.81. T2 憂鬱. 學 ‧. n. al. 圖 4-1. Ch. e0.62 ngchi. sit. 0.38. T2 深思反省. er. io. T1 深思反省. y. 0.19. Nat. -0.05. -0.32. ‧ 國. T1 憂鬱. T2 苦惱自責. i n U. v. 反芻預測憂鬱之路徑圖. χ2 (13) = 21.47，P-value = 0.06412，RMSEA = 0.048 註：虛線箭頭表示路徑不符合適合度考驗。. 32. -0.02.

(41) 路徑分析結果顯示，苦惱自責式反芻會同時增加深思反省式反芻，說明乳癌患者越傾向苦惱自責式反芻，同時的深思反省式反芻程度也越高，且 T2 苦惱自責式反芻越高，T2 憂鬱也越高；然而，苦惱自責式反芻會預測一年後較低的深思反省式反芻。T1 深思反省反芻雖無法顯著預測兩時間點的自責式反芻，但 T2 深思反省式反芻則會同時負向預測 T2 苦惱自責式反芻，顯示患者在術後一年越傾向深思反省式反芻，其苦惱自責式反芻的程度會越低，且深思反省式反芻無法顯著預測憂鬱症狀。此結果不支持 Takano 與 Tanno（2009）的研究結論。.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33. i n U. v.

(42) 第五章第一節. 綜合討論結果討論. 本研究目的，主要探討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對乳癌患者憂鬱症狀之影響，特別聚焦釐清深思反省式反芻對乳癌患者而言是否具適應性。研究結果發現，在控制時間點一的憂鬱症狀後，苦惱自責式反芻能正向預測一年後的憂鬱症狀；而深思反省式反芻對憂鬱則是有負向的預測力，顯示深思反省式反芻對乳癌患者可能具有長時間的適應性。此外，本研究發現苦惱自責式反芻能負向預測一年後的深思反省式反芻，但卻能同時增加深思反省式反芻；一年後的深思反. 政治大. 省式反芻則能抑制苦惱自責式反芻，進一步支持深思反省式反芻為較具適應性的反芻型態。. 立. ‧ 國. 學. 本章節將依據所提出的研究假設順序，將研究結果分成三個部份進行討論：（一）兩類反芻與憂鬱之關聯性；（二）兩類反芻對憂鬱的不同預測力；（三）兩. ‧. 類反芻預測憂鬱之路徑。. er. io. sit. y. Nat 一、兩類反芻與憂鬱之關聯性. n. al. Ch. engchi. i n U. v.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在於檢視苦惱自責式反芻及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的關係。結果發現，兩類反芻與憂鬱有同時的正相關，說明反芻程度越高，乳癌患者的憂鬱症狀也越高。然而，相關差異檢定卻發現，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憂鬱症狀的關聯性顯著高於深思反省式反芻。此結果與 Treynor 等人（2003）在大型社區樣本的研究結論相同。該研究亦發現兩類反芻與憂鬱具有正向關聯性，但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憂鬱的關聯程度比起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憂鬱來得低。以憂鬱症患者為研究對象也有相似的發現（Joormann, et al., 2006），但其未考驗兩類反芻與憂鬱之關聯性是否達顯著差異（rBD = .38; rRD = .25）。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時間點一的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時間點二的憂鬱未達顯著關聯（r = .08, ns），對照 Treynor 等人（2003）的發現結果並不一致（r =.08, p < .01）。本研究與該研究的 34.

(43) 相關係數相同，但卻有不同的統計顯著性，可能源自樣本大小的差異（n = 283； n = 1130）。儘管如此，該研究亦發現此相關係數顯著低於 T1 苦惱自責式反芻與 T2 憂鬱症狀。而國內以憂鬱症患者為樣本的縱貫研究（游勝翔，2011）與本研究結果相似，苦惱自責式反芻與兩週後的憂鬱症狀有顯著正相關（r = .46），而深思反省式反芻則無（r = .13, ns）. 此外，在兩個時間上，乳癌患者的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深思反省式反芻皆具有中度的正向關（rT1 = .62; rT2 = .67）。相較於 Treynor 等人（2003）的結果來的高（rT1 = .37; rT2 = .42），而與 Joormann 等人（2006）在憂鬱患身上的發現較為接近（r = .51）。此結果說明，乳癌患者在苦惱自責式反芻的分數越高，深思反省. 政治大究發現，或許在乳癌患者中亦難以區辨兩類反芻的不同適應性功能，因此本研究立式反芻也越高，反之亦然，如同 Joormann 等人（2006）在憂鬱症樣本的橫斷研. 力。. ‧. ‧ 國. 學. 進一步探討在控制人口學變項與憂鬱症狀後，兩類反芻對一年後憂鬱症狀的預測. 整體而言，本研究支持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憂鬱具有正相關，在乳癌患者的結. Nat. sit. y. 果與過去在一般樣本或憂鬱症樣本之研究發現相同。雖然本研究亦發現深思反省. al. er. io. 式反芻與憂鬱之正向關聯性，但此關聯不如苦惱自責式反芻強，且 T1 深思反省. n. 式反芻與 T2 憂鬱症狀相關未達統計顯著性，說明苦惱自責式反芻可能較不具適應性。. Ch. engchi. i n U. v. 二、兩類反芻對憂鬱的不同預測力本研究目的之二為檢驗苦惱自責式反芻及深思反省式反芻對一年後憂鬱症狀的預測力，推論苦惱自責式反芻能正向預測憂鬱症狀，而深思反省式反芻則是負向預測憂鬱症狀，本研究結果支持假設二，與 Treynor 等人（2003）的發現相同。在進行階層迴歸分析前，本研究先檢視乳癌患者在人口學及醫療變項之差異是否在憂鬱症狀有所不同。結果發現僅有教育程度達顯著差異，與部分以乳癌患者為對象的國外研究相同（Vahdaninia, Omidvari, & Montazeri, 2010; Mehnert & Koch, 2008），顯示教育程度越低，憂鬱症狀越高，研究者解釋教育程度較高的 35.

(44) 患者，比起教育程度越低者可能更能夠對疾病本身與相關症狀有所瞭解。然而，本研究在投入憂鬱症狀與反芻後，教育年數已不能預測一年後的憂鬱症狀。此外，在其他人口學變項與醫療相關變項上未發現憂鬱症狀之差異，與國內研究（游勝翔、陳淑惠、張金堅，2008）和國外研究（Bardwell & Fiorentino, 2012）結果一致。. 本研究亦發現，乳癌患者的兩類反芻對一年後憂鬱症狀存在不同的預測方向，其中苦惱自責式反芻能預測較高的憂鬱症狀，而深思反省式反芻則能預測較低的憂鬱症狀，與 Treynor 等人（2003）使用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之結果相同。此結果支持 Watkins（2008）的觀點，指出並不是所有重複性思考對個體是不利的，. 政治大反芻則具有長期的適應性影響，乳癌患者若傾向使用此種聚焦於問題解決的反芻立本研究發現苦惱自責式反芻為憂鬱的危險因子，會促進憂鬱症狀；而深思反省式. ‧ 國. 學. 型式，其憂鬱症狀越低。國外研究也發現，深思反省式反芻與投入創造性活動、創造性問題解決有正向關（Verhaeghen, Joormann, & Aikman, 2014），呼應 Trapnell. ‧. 與 Campbell（1999）的觀點，即深思反省式的反芻屬於開放探索負向情緒、找尋方法來降低負向心情的積極思考。因此，當乳癌患者採用深思反省式反芻時，. Nat. er. io. sit. y. 可能較能夠有建設性地、有創造性地去處理負向心情，進而減緩憂鬱症狀。. al. 除此之外，本研究結果支持將反芻反應風格區分為兩個不同的向度，兩類反. n. v i n Ch 芻對憂鬱之不同影響說明兩者構念並不相同。雖然兩類反芻都聚焦於憂鬱情緒， engchi U 但苦惱自責式反芻相對較屬批評、評價式的自我描述，而深思反省式反芻則具有解決問題的內涵。過去研究發現，當個體越是傾向苦惱自責式反芻，注意力控制功能越差，與負向情緒之注意偏誤有正相關，而此種惡性循環可能進一步阻礙個體由負向情緒脫離，難以轉向較具適應性的認知調控策略，如重新評估（reappraisal，見 Koster, De Lissnyder, Derakshan, & De Raedt, 2011 的回顧）。然而，在控制憂鬱症狀後，深思反省式反芻無法預測由點偵測作業（Dot Probe Task）與自我參照編碼作業（Self-Referent Encoding Task）測得的認知偏誤（Joorman, et al., 2006），說明深思反省式反芻，不同於苦惱自責式反芻，與憂鬱相關之訊息處理偏誤並不具關聯性。且本研究更進一步發現，深思反省式反芻能顯著負向預測憂鬱症狀，顯示其為具適應性的反芻型態。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