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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結論
歐洲社會歷經 18 世紀封建體制的瓦解，導致傳統社會轉型成為世俗的現代社會。
市民與資產階級是那個世代重要的文化評論者，並因資本主義社會中私人利益與公共 政治的緊張關係，開始對政治展開批判，成功開拓了政治公共領域（Habermas, 1989）。
Taylor（2004）則暗示了公共領域與民族國家崛起的歷史關係，尤其民族國家「世俗 化」的面向，導致國境中的公民能擺脫宗教或封建核心，直接面對社會。在這種情況 下，公民的身份是平等的、公民與社會之間的距離是相當的，因此才有辦法共同參與 公共領域中的行動。
對馬來西亞而言，世俗化、現代化、資本主義經濟以及民族主義的發生，卻不足 以促成一個能對不同族群開放的公共領域。這不僅展現了東南亞社會相異於西方社會 的經驗，同時也嘗試為 Habermas 公共領域圖像中過於集中在白人資產階級的角色上作 補充。為此，本研究首先考察了馬來西亞從殖民時代到當代城市發展的歷史軌跡，發 現馬來西亞公共領域的發展限制主要源自於殖民時代種族知識及「分而治之」的歷史 遺緒，它分別支持了當代馬來西亞族群界線與認同的形塑，以及國家對族群空間的界 定和建構。其次，研究者藉著探討馬來西亞各族在城市空間中的生活經驗，指出空間 的族群特質將影響族群互動的意願。
然而，近十年來發生在馬來西亞的數場「淨選盟人民大集會」卻成功動員了來自 不同族群的參與者。作為一種「另類公共領域」，這場社會運動打破過去傳統公共領 域的族群分界，甚至被學者們讚譽達到了「跨族團結」（trans-ethnic solidarity）以及
「打破族群藩籬」的成就。經過實際參與觀察以及深度訪談後，研究者發現這場運動 在組織及共識動員過程中，都有助於號召不同族群的參與者。更為重要的是，這場運 動在空間選擇、話語構框以及在特定局勢下促發的跨族協作與共同經驗，都有助於回 應上述提到的馬來西亞一般公共領域的限制。
（一） 殖民時代的種族知識：國家與族群關係
研究者首先對當代馬來西亞族群關係進行分析，主要透過檢視族群互動過程中
「刻板印象」的作用及影響，進而討論不同族群在歷史、國家、社會生活之間的關係。
由於刻板印象往往是對某一族群的概括性認識，甚至將這些認識當作特定族群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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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因此研究互動過程中刻板印象的援用及變化，可以讓我們知道族群認同及關係 轉變的樣態。
研究者發現，馬來西亞不同族群在互動過程中常常使用刻板印象，尤其在各族互 不理解的情況下，刻板印象甚至成為日常互動的基本依據。雖然如此，透過頻繁的互 動，不同族群也有機會增進對他者的理解，從而調整對他者的刻板印象，但刻板印象 也可能包含一些錯誤認識或偏見，導致部分受訪者不願意與其他族群合作。除此之外，
社會成員也常將一般生命經驗歸類為對其他族群的概括性認識，並據此強化刻板印象，
認為他們所見證的正是刻板印象真實展現的結果。
討論至此，刻板印象構作的主要場域仍在日常互動過程中。而研究者進一步發現 社會成員使用的刻板印象與英殖民政府及當前國家機器的知識論述高度疊合，甚至是
「種族典範」的延伸。這項發現反映了國家機器所建構的文化及制度會影響社會成員 對不同族群的認識，並且幫助不同族群在生活中進行社會分類，將各別經驗歸因於特 定族群的文化習性——換言之，刻板印象受到國家知識體系及制度的強化，社會成員 對其他族群的認知也因此受到國家的制約。然而，我並不是要指出國家對族群關係的 影響總是由上而下的，相反的，我藉著討論刻板印象在日常互動及國家歷史中的位置，
強調社會成員有辦法在互動過程中重新調整刻板印象，主張當代馬來西亞的族群關係 是 社 會 生 活 與 國 家 之 間 往 返 辯 證 的 結 果 。 這 亦 如 日 常 多 元 文 化 論 者 （ everyday multiculturalism）的研究取向：透過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多元族群，研究者不止能思考 日常生活的實踐及生命經驗如何影響族群之間的關係，甚且能在這些日常經驗中發現 國家、政治及歷史結構對族群關係的影響。
（二） 國家的空間治理：城市族群空間的界定及建構
接下來，研究者對族群互動發生的時代及空間條件作了較細緻的梳理。研究指出，
吉隆坡開埠初期的城市空間既存在著族群分化的跡象，華人當時是城市中心的主要居 民，馬來人則居住在城市邊緣或較偏遠的村鎮。但在吉隆坡城市發展過程中，華人及 馬來人常為了各自利益而相互合作，尤其在雪蘭莪內戰、礦務經濟、糧食供給等問題 上進行頻繁交流。有趣的是，瑞天咸甚至見證過華人及馬來人在賭場玩樂喧嘩的景象，
這在伊斯蘭教被吸納到國家官僚系統的今天是難以想像的。這幅圖景並不旨在呈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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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美好的過去」，當然也不是刻意排除殖民年代以前可能存在的幫派械鬥或族群衝 突等悲慘事件。實際上，透過吉隆坡建城初期的歷史描述，我們得以窺探當時城市空 間裡族群生活的互賴關係，這種關係透過許多有機的互動來達成，也是它與英殖民時 代的城市生活最顯著的差異。
在英殖民時期，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治理策略對各族群的生活空間作更細緻 的劃分，導致不同族群文化、經濟生活、宗教習俗都固著在一方寸土之內。與前殖民 時代不同的是，這些差異空間是以現代都市規劃的科學區分出來，並為龐大的官僚機 構所維持。這種策略有利於殖民政府的社會控制，但不同族群空間及其相應的經濟生 活卻受制度規範成一個靜態的場域。換言之，族群空間與特定經濟模式的「制度化疊 合」使得城鄉發展出現族群差異：身處城市、從商的華人更利於社會流動，而在鄉鎮 務農為生的馬來人常常受限於社會底層。在社會上，殖民政府成為協調城市生活的主 導角色，使得過去有機互賴的族群關係為殖民官僚取代。概括而言，在發展經驗不一 致、缺乏互動經驗的情況下，不同族群將會出現嚴重的文化衝擊及相對剝奪感，而族 群的差異也將體現在空間之上，使得族群進行跨界流動時面臨更大的阻礙。
但在獨立以後，現代國家機器強力推行經濟改革方案，推動國家工業化、開拓產 業類型、提供工作及教育機會，鼓勵馬來人從鄉村遷徙到城市。進入此階段以後，吉 隆坡的城市空間開始出現頻密的族群互動，其中，商業領域是各族交流的主要場域。
不過，國家也不斷介入族群空間的區分，這種區分通常透過族群意象的設計達成。研 究發現，這些意象透露出國家對特定國族及宗教地位的強調，以及蘊生其中的族群秩 序，造成不同族群「跨界」的壓力，進一步限制作為公共領域的共同空間之發展。
（三） 從日常相遇到跨族公共領域：開放空間裡族群互動的限制
在一些相對開放的空間中，公共領域的發展也面臨諸多挑戰。其中，族群異質性 高、接觸最頻密的空間，如移動空間、消費空間、或資本空間，都因其空間秩序而無 法作為一種公共領域。至於由一些公民團體主持的空間，往往也對參與者的文化資本 有較高的要求，其參與者通常各族群中的知識菁英。換言之，一般民眾能進行協商、
批判、意見討論的空間並不多。本研究透過田野資料的分析並參考了 Khoo & Duruz
（2016）的研究成果，以嘛嘛檔、咖啡館等少數能吸引一般民眾，並具備對話特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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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進行討論。研究發現，不同族群要在這些空間中自由發表意見或進行對話，需要 考量：一、議題的性質；二、談論主體的族群背景；三、對談或陪同對象的族群背景。
上述提到的三種條件主要是為了避免尷尬與衝突，亦可作為日常互動的一種印象 管理。這些條件即反映了「族群」是互動過程中重要的角色屬性，它決定了社會行動 者在什麼地方、和什麼人互動，應該說什麼話。值得注意的是，在話題選擇上刻意避 開「族群」相關課題、擔心冒犯其他族群的心態，其實反映了「族群」在公共論述中 的矛盾位置：「族群」即是當代社會中許多問題的根源，也是行政上的重要依據，但 在日常生活中卻被視為一種私人的社會身份，不適合多加討論。
本研究也進一步指出，公共領域是否有辦法吸引多元族群加入，還需為不同族群 提供相應的語言條件，以及仰賴參與成員的跨族群社會網絡來達成。
（四） 社會運動作為跨族公共領域：「淨選盟大集會」貢獻與限制
在面對重重限制的情況下，馬來西亞公共領域通常需要仰賴社會網絡的鏈接、設 置較低的文化資本、容納不同語言的交談，才有助於不同族群跨界進入。研究者發現，
「淨選盟人民大集會」的一些運動策略，基本上克服了上述障礙，在運動過程中形塑 了一個另類的跨族公共領域。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必須再次說明本研究的觀察視角 聚焦於社會運動發生的「當下」，相較於發起社會運動的組織網絡，它的主要行動者 是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一般民眾。考察這些民眾在運動中的經驗，可以為我們開展社 會菁英、資產階級或知識分子以外的圖像。
一般民眾是如何參與社會運動的呢？本研究發現，淨選盟大集會的貢獻在於透過
一般民眾是如何參與社會運動的呢？本研究發現，淨選盟大集會的貢獻在於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