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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文透過世代與國族認同，國家動員與介入的角度，分析自覺運動展開的原 因與轉折。自覺運動不僅是一場道德重整運動，更是在中國國族認同與反攻戰爭 宣傳下的愛國運動。從 1963 年的五二〇青年自覺運動開始，逐漸分為兩條路線，
一為台大的《新希望》，一為救國團輔導的自覺會。無論是《新希望》、自覺會，
或是衍生出的統中會，即使目標與做法不同，其背後動力係源自國族認同，以及 伴隨而來的歷史使命感。
出生於戰後的自覺運動世代，成長時期接受黨國民族精神教育，又在反共戰 爭宣傳的耳濡目染下，對國家當前處境憂心忡忡。但現實生活中，反攻戰事一再 拖延，削弱戰爭氛圍，戒嚴體制的社會監控也讓年輕知識份子鮮有政治發展空間，
以致不少人對於公共事務冷感，只顧個人利益前途，而被批評為頹廢、自私的一 代。後來美國留學生狄仁華的一篇〈人情味與公德心〉，意外擦出民族尊嚴怒火，
喚醒青年的愛國意識，自覺運動就從台大校園開始，在黨國與媒體的推波助瀾下 迅速蔓延。雖然狄仁華只是點出缺乏公德心的問題，但社會的不健全卻直指國家 頹靡不振。而俞叔平的〈遊德觀感〉則透過與西德國情的對比，凸顯台灣人民在 反攻戰爭局勢下的鬆懈，浪費時間、金錢與精力在對國家無益之事上；知識份子 以留學為榮的心態，更是逃避國家興亡的責任。於是，自覺運動訴求每個人都必 須先自覺，這是國家民族強盛的先決條件。換句話說，個人行為被上綱到國家興 亡層次，顯現出一種國家至上的心態。
自覺運動興起後，一群台大學生迅速做出反應，成立社團刊物《新希望》。 起初《新希望》聚焦於推廣自覺運動精神，文章內容多為愛國主義式的呼籲。等 到運動慢慢退燒後，成員開始進一步思考如何解決國家的困境，於是刊物逐漸轉 變為以知識啟蒙為主，宣傳民主自由與科學思想，最後卻因為刊載殷海光的文章，
與介紹羅素的反戰思想，觸犯政治禁忌，於 1965 年 5 月被停刊。至於另一條路 線的自覺會，則是投入到各種社服活動，逐漸發展茁壯。
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會成立於 1963 年 10 月 27 日，此後每年固定召開會 員大會，由大會通過、修改章程，並選出常務委員。常務委員會是自覺會主要的 決策機關，會務執行皆須經常委會而定。總會主席由常委會互選一人產生，由主 席負責領導各個小組，推行會務。除了台北總會，透過宣傳、演講，與救國團、
各校訓導處人員協商，自覺會得以設立地方分會和中學聯絡處，進而跨校串連。
於是，自覺會規模越來越大，高中職學生比例益增，更年輕一代的會員逐漸成為 多數，但也種下被限縮的因子。
自覺會在戒嚴時期得以成立，以至跨校串連，係因救國團之故。救國團扮演 兩個角色，一為協助與支持者，一為輔導者。自覺會的訴求與救國團理念相近，
得其大力支持，給予場地、經費、行政支援等種種協助。自覺會的總會辦公室，
就在救國團所屬的中國青年服務社；各地分會會址，及其活動據點，也多在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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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救國團所在地。救國團代表 8 大黨政單位輔導自覺會，自 1965 年起有輔導會 議之舉行，自覺會開會時亦有輔導單位列席，可見政府對於學生組織活動始終謹 慎小心。
在標榜服務奉獻與愛國精神之下，自覺會積極地推動各種社服活動，包括清 潔衛生服務、交通秩序勸勉、冬令救濟、病童教育、街頭廣播，亦曾舉辦王曉民 赴美就醫義演募款，展現出高度的行動力。同時，60 年代因國府在外交上與中 共競爭之故，政府動員各種反共愛國運動，例如周鴻慶事件、抗議葡萄牙的澳門 事件等，自覺會也當仁不讓，投入其中。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宣傳與動員，逐漸 增強年輕人的自我意識與愛國熱情，1967 年初因為抗議澳門事件之故，部分高 中會員毅然要上街示威，引起當局警戒，加之以自覺會規模日增，最終使得救國 團出面收手。
由於自覺會的運作決策來自會員大會選出的常委會，主席也由常委會互選產 生，因此在制度設計上擁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在現實的政治、經濟上，學生並 沒有獨立自主的實力。1967 年年底，救國團建議改制，將中學的會員收歸各校 自行辦理，斷其跨校連結，自覺會幾乎沒有轉圜的餘地，因此逐漸式微。1970 年，救國團收回在中國青年服務社的辦公室，自覺會從此劃下休止符。
在自覺會遭到限縮之際，卻有一部份年輕人不甘以此結束。許席圖等人於 1968 年 4 月在澎湖籌組統中會，藉由過去自覺會的經驗，與模仿救國團的方式 發展組織，並意圖涉入政治。雖然理想脫離現實，方法粗糙幼稚，反國民黨與私 下發展組織卻觸犯政治禁忌，僅僅數十人的統中會，還在初期的階段就被情治單 位偵破。
1968 年 7 月開始，統中會即被警察單位所注意，11 月底警務處協同各單位 成立「七一一」專案小組，設定叛亂與非法的辦案方向後，開始布建內線、調查 蒐證、策動自首，最後在 1969 年 2 月正式行動，逮捕相關人員，同案牽連近百 人，包括部分自覺會的幹部、會員。過程中被視為主犯的許席圖、劉秀明、莊信 男、周順吉、呂建興遭受種種刑求、疲勞問訊，或威脅誘騙，在壓迫下的自白，
定案了統中會推翻「國民政府」的宗旨，以及牽強附會的武裝叛亂證據，最後以 懲治叛亂條例治罪。許席圖因不堪刑求折磨而精神失常，人生從此變調，其餘 4 人被處以重刑，賠上大好青春，成為白色恐怖的受難者。
相較於 50、60 年代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統中會事件顯得特殊，既不是匪 諜案，也不是台獨案，甚至連政治異議都稱不太上。這些年輕人是在愛國教育與 反共宣傳的環境下成長，其政治意識型態實際上與國家目標頗為相符。在統中會 事件中的調查筆錄，當辦案人員問及許席圖醞釀統中會的動機時，他的回答如 下：
大陸淪陷匪掌已將二十年，政府竟遲遲未能揮軍西征，坐視大陸民眾水深 火熱，實負全國同胞之重託，加之台灣地區社會風氣敗壞…貪官污吏政風 頹唐，民族意識低沈，青年學生都想留學外國，總認為「外國月亮比較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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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份子活動猖獗，外蒙古獲准獨立，一再都表示政府無能…。1
即便認定政府無能，統中會也未曾宣稱要建立新政體，取代中華民國。然而，即 使滿懷愛「國」熱誠，卻超出「黨國」的界線，終為當局所不容。
總體而言，從《新希望》、自覺會，到統中會，皆從五二〇青年自覺運動的 脈絡發展而來，在運動熱潮被激起後，青年學生開始將愛國熱誠化做具體行動。
《新希望》後來走上五四運動的道路，要以民主與科學救國；自覺會走報國淑世 之路，串連各校學生推動社會服務，並積極響應愛國運動；統中會則嘗試體制外 路線，私下發展組織，自行做反共復國先鋒。但這些初出茅廬的愛國青年，在付 諸實行的過程中逐漸超出黨國設定的界線，最後因當局的壓制而頓挫。
蔣介石在歷年青年節文告中，總是一再強調「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 青年是國民革命成功之關鍵，現階段反共抗俄戰爭需要中國青年第三次大結合。
然而，政府一方面宣傳反共復國理念，一方面以戒嚴體制監控社會，穩固統治基 礎，自覺運動青年世代就在這種脈絡下登上歷史舞台，接受時代的考驗。即使「國 民革命進程」毫無進展，反攻戰事日益拖延，青年仍要扛起歷史責任，卻又不得 超出黨國的界線。時代考驗青年，黨國體制卻限制了青年發展，自覺運動之頓挫，
即為寫照。
1 《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檔號：0058/1571/096/003/00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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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遊德觀感
《中央日報》，1963 年 4 月 26 日，第 6 版 俞叔平博士講 洪登科筆記 法學家俞叔平博士，於本年四月十日應臺大融融社之請，作「遊德觀感」專 題講演。對留學問題，德國大學生活，社會制度，職業教育及其迅速復興之因素，
闡述甚詳。
本文經俞博士核閱校正並獲得俞博士同意發表。
—筆者 各位同學：
今天融融社要我來講話，非常榮幸，不過，我首先要聲明的就是我所要講的 話，也許要使你們洩氣，但要是我們不把錯誤的觀念改正過來，我們就一輩子沒 有辦法。這就是以留學為光榮的觀念是十分錯誤。
留學不是一種光榮而是很丟臉的事情，因為在自己的國家沒有東西可學，所 以非到外國去不可，到了外國以後就好像伸着兩隻手跟人家要飯一樣。雖然今天 也有美國人、德國人到我們這裏來留學，但為數極少，而且限於中國文史方面。
日本來也跑到外國去，他們是去解決局部問題，而不是整個問題，普通幾個月以 後就回去了。
我們的學生，一去若干年，視留學為必經之路，非留學不足以光宗耀祖，尤 其現在臺灣的風氣，為了留學而興學，而讀書，這是錯誤極了。我們的留學生，
在外國生活非常艱苦，除少數人以外，被外國人看得非常低微。我是老留學生，
知道的很清楚。留學生有的是由政府出錢的公費生，有些是自掏腰包的自費生，
有些是教會介紹去的青年教友，要是一旦經濟來源斷絕，生活成了問題，只好到 旅館酒肆當 Boy，或抬不得頭的小工。雖然勞工神聖，職業無貴賤，每種職業須
有些是教會介紹去的青年教友，要是一旦經濟來源斷絕，生活成了問題，只好到 旅館酒肆當 Boy，或抬不得頭的小工。雖然勞工神聖，職業無貴賤，每種職業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