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人入墾前的龜山，本鄉全境分屬南崁社與龜崙社社域，並以後者為主。在 漢人入墾後，兩社均有社址遷移的現象。其中，龜崙社的社址原在龜崙口附近，
乾隆初年部分族人往北遷入楓樹坑建立頂社，另一部分往南在新路坑建立下社。
同治元年（1862），「龜崙社番族弟永光妹立杜賣根田厝山埔契」中，記載土地座 落「桃澗堡新路坑，土名龜崙下社公館角」的字樣，適逢漢人道光、咸豐年間在 新路坑的激烈競墾與械鬥事件頻傳，推測龜崙社因此在咸豐年間遷移社址。
龜崙社活動空間，並非僅限龜山、樹林與鶯歌的社域，範圍可遠達三峽、大 溪。清代契字中，龜崙社土地可分為龜崙社自有埔地、霄崙二社祖遺埔地、霄崙 灣接四社共有埔地等三類。過去依據日治時期的戶口調查簿，學者提出南崁四社 中的坑仔、南崁、龜崙三社可能由於生活空間同屬南崁溪水系，因此相互遷徙、
通婚的紀錄頻繁，相對而言，霄裏社卻是一個較為獨立的社域，與其他三社互動 關係相對微弱，雖然不乏霄裏、龜崙社頭目聯名簽署之地契，但僅止於養贍埔地 衍生之租贌問題。然而，霄崙二社在乾隆 36 年（1771）、43 年（1788）簽訂契 約時，屯番制度尚未實施，契字中位於河東、十三天等今三峽一帶的土地應承自 祖先，而非僅止於養贍埔地衍生之租贌問題。在清領時期及更早以前，兩社可能 有密切的血緣關係或通婚關係，只是隨著漢人大量入墾，致使龜崙社和霄裏社社 域各自縮限，使原本共有、重疊的土地逐漸被漢人聚落區隔開來，致使日治時期 的戶口調查裡，彼此的通婚、遷徙記錄變得較少。
此外，透過比對清代契字，本文發現南崁社在本鄉境內的土地分布遍及大坑 村、南上村、大坪頂崩坡、大坪頂大湖、舊路坑北端的西勢坑、下湖的下湖尾庄 等。然而至日治時期的土地資料，南崁社在本鄉僅剩大坑、南上二村，其餘已成 為龜崙社社域。日治時期土地資料，與清代契字繳納租粟的對象不同，其中的轉 折仍有待後人進一步的討論。
本鄉邊緣地勢平坦的地區，康熙末至乾隆初年，陸續被涵蓋在週圍大型墾號 的承墾範圍內，囊括本鄉南部之山仔頂（胡同隆、張必榮）、西部之龜崙嶺腳（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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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隆）、東部之埤角（胡林隆）等；若以龜山為中心，周圍地區的發展順序為北、
東、南、西。隨著四周邊緣地帶先後被漢人闢為田園，地形陡峻、居民強悍（龜 崙社）的龜山鄉內部，最終也成為漢人競墾場所，於雍正、乾隆年間，循著龜崙 嶺道湧入本鄉。
漢人入墾本鄉有關的交通動線，包含外港道、內港道、龜崙嶺道舊路與新路，
影響最大的為龜崙嶺道。外港道雖然並未穿越本鄉，但隨著外港道開發，使坑仔、
南崁人口日增、開發飽和，漢人便往南移入本鄉南崁頂、坪頂等地。同樣的，內 港道並未穿越本鄉，但由於該道促進海山地區開發，使漢人在潭底、三角埔（樹 林）等平地闢為水田後，往北進入本鄉山頂、兔仔坑開墾，為了避免漢人與龜崙 社產生土地混佔糾紛，遂有張必榮在乾隆 48 年（1783），與龜崙社簽訂分界契約。
清領時期，龜山鄉發展可析分為：北部區域、龜崙嶺道舊路沿線、龜崙嶺道 新路沿線、南部區域等。漢人早在康熙年間走外港道抵達南崁、坑子，乾隆 20 年（1755）之前已擴展至本鄉北部地區的南崁頂、坪頂。因此，從交通動線來看，
北部區域與南崁、坑子的居民生活空間互動密切。隨著進入坪頂開拓的漢人日益 增加，外港道也從林口台地外圍的濱海地區，往內陸推進以縮短路程，因此發展 出龜崙嶺道舊路北段：坪頂—十八份—新莊。此路線主要受到坪頂與新莊一帶居 民往來需求而產生；乾隆年間，由新莊上岸來到垹坡開墾的黃繼炯，即依循此路 進入本鄉。
龜崙嶺舊路沿線之土地業主權，分屬南崁、龜崙二社，毗鄰兩社以山川為界，
南崁社在北，龜崙社在南。雍正末年，龜崙嶺舊路開通後，漢人正式進入龜崙口 發展，楊志成與林維妹在乾隆 4 年（1739），承墾龜崙社口一塊積水氾濫之地，
開啟龜崙社社域番產漢佃、修築埤圳的先例。舊路沿線地區與北部區域，早期開 闢多以家族長期經營為主，用個人名義向當地熟番承墾溪谷、台地。嘉慶末年，
先後出現幾個收購土地的墾號與新興家族，如陳宗庇、王媽愿等。新興業戶的出 現，使初墾時期，原本以小型租戶且地權零散型態為主的型態，在墾成水田後，
逐漸轉型為大型租戶與地權集中的經營模式。
舊路開通使桃仔園、龜崙口漢人迅速增加，為了尋求桃仔園前往新莊更便捷 的道路，新路因而產生。新路的開闢，當在漢人已從新莊、桃園兩端進入本鄉後，
由龜崙社業主與漢佃合作，將嶺頂闢為車路以加速兩地往來，完成時間應與龜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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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庄的形成相去不遠。新路的至高點龜崙嶺，是大漢溪支流與南崁溪支流的分水 嶺，開闢不易，該交通動線的完工也反映龜崙社土目武朗積極展現業主權的一面，
闢成時間不會晚於乾隆 28 年（1763）。
新路沿線為本鄉最繁榮、業主變動也最頻繁的區域，反映清領時期墾務發達、
競爭激烈。位於龜崙嶺道新、舊路共同起點的龜崙口，因得交通地利之便，人口 增加迅速，進而超越漢人入墾時間較早的南崁頂、坪頂，使龜崙口莊成為本鄉境 內最早的漢人墾莊，卻也造成龜崙社社地迅速流失。即便有番地保護政策，讓侵 墾的漢人補請墾批，按例繳納大租粟給番社，但由於漢人均以永佃方式承墾，加 上熟番農耕、水利技術較漢人落後，屯番制度使部分社番無暇兼顧農地，因此，
土地經營權實質上落於漢佃之手，難有撤佃的機會。漢人由龜崙嶺新路兩端湧入 本地，至同治 9 年（1870）之前，已建立起西端的龜崙口莊、東端的塔寮坑莊，
交會處則形成龜崙頂莊。
南部地區為本鄉地勢起伏最明顯處，至今仍有多處原始丘陵地。此區域最適 合發展農業的地方，為山仔腳山塊西麓的山仔頂，當地可引南崁溪灌溉，且接近 新路路口，因此開發時間應當與龜崙口差距不遠。但本區多屬山仔腳山塊，又有 塔寮坑溪與兔坑溪將丘陵地切割出數條縱橫交錯的谷地，這些谷地構成龜崙社前 往海山的原始道路，但也讓原本坡度大的地形在受到河川侵蝕後更加崎嶇不平，
難以發展農業，故就整體而言，南部區域為本鄉開發最緩慢的地方。
過往討論龜山發展時，多著重由北方外港道遷入的人潮，常謂漢人的開墾起 於南崁，接著進入坪頂、大湖、苦苓林、蔡公堂、山尾、西勢湖、頂湖、下湖、
員林坑，來到龜崙口一帶。這樣的說法雖然無誤，但過度強調北方漢人南移的影 響。如乾隆 40 年（1775）南崁社再給墾批予垹坡黃家之開臺祖黃繼炯，新墾批 承領者為黃繼炯本人，推測其進入垹坡一帶的時間，未必早於楊、林二人承佃龜 崙口的乾隆 4 年（1739）。又清代契字顯示，西勢湖至嘉慶初年才招募漢佃開墾，
文中謂：「該地為使攝（社番）承父遺下之埔地，由於埔地係山崎石藪之所，故 托南崁社土目武生招漢佃開墾」。1北部區域是舊路坑溪、光華坑溪、中坑溪、風 尾坑溪、員林坑溪、大坑溪六條溪流的發源地，自然環境無法讓漢人順利向南推
1「嘉慶 3 年(1798) 南崁社土目武生、白番使攝招佃批」。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 租調查書（二）》，臺灣文獻叢刊第 152 種，北市：臺灣銀行，1963，頁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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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拓墾空間。因此，筆者認為雖然北部區域南崁社與漢人接觸較早，但進入楓樹 坑、新路坑的開拓主力，並非由南崁頂、坪頂前來，而是以龜崙嶺道進入的漢人 為主。就開墾時間而言，漢人在乾隆初年入墾，於乾隆末、嘉慶初年墾務達到高 峰，水田化工作次第完成，道光、咸豐兩代呈現飽和狀態。位於北部區域與龜崙 嶺道之間的舊路坑與楓樹坑，在道光年間，除了有來自北方南崁、坪頂的移民之 外，還有來自龜崙嶺道沿線的漢人，在龜崙口、新路坑、舊路坑南部的墾務漸趨 飽和後，呈現往北擴張的趨勢。經兩種路線來的群眾，道光年間在楓樹坑與舊路 坑的北端交會，此時，龜山地區械鬥也最為頻繁。
龜山地區械鬥發生的導火線不明，但背景當與土地競爭和祖籍意識有關。乾 隆末年及嘉慶年間，龜崙口墾務達到高峰後，閩粵械鬥隨即展開，同時間南崁、
桃園也同處閩粵械鬥狀態，彼此互相影響，致使械鬥蔓延。多場祖籍械鬥居於下 風的粵籍居民勢力縮減、人口遷徙，雖有與龜崙社關係密切的大嵙崁粵籍墾戶謝 秀川，在嘉慶年間積極參與壽山巖擴建，為粵人提供支持的力量，但原本閩粵共 墾的局面，仍因閩粵械鬥結果逐漸轉為以閩籍居多。
道光、咸豐年間，龜崙口械鬥類型改為漳泉互鬥。龜山左側的桃園以漳人佔 優勢，右側的林口、泰山、新莊、樹林則以為泉人為優勢，夾在漳泉勢力交會處 的南崁、龜山，繼閩粵械鬥停歇後，又因分類氣息接續成為漳泉械鬥的爆發點。
換言之，龜山地區的競爭，不單是基於爭奪土地空間，控制交通要道，還包含了 祖籍分類意識。械鬥停歇後，同治年間龜崙嶺道沿線出現收購土地的家族或墾號，
這些地方菁英同時透過參與寺廟修建，展現對龜山的影響力。如林本源以「業戶
這些地方菁英同時透過參與寺廟修建，展現對龜山的影響力。如林本源以「業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