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研究結論
从最初的 Friedman 提出「企業追求利潤是企業生存及對股東負責唯一的追 求」，到90 年代後，理論界偏向「利潤及對股東負責並非企業唯一的價值」，在 兩者理論博弈間，累積了眾家學說，本篇論文是以跨國的重工產業為研究實證的 對象，結合了現存的企業社會責任理論來印證日本小松製作所、韓國現代汽車集 團、中國三一重工集團三家重工企業對 CSR 的目標與層次之界定。這類的比較 方法在目前的文獻中較為少見，以往的文獻多數局限於較為單一的理論研究，諸 如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进展——基于概念演进的视角（郑若娟，国外社会 科学, 2006），或是僅僅針對單一企業進行深入研究，諸如 Swire Beverages：
Implementing CSR in China(CHRISTOPHER.M 等，2009)。本文不採取常用的 ROA
（總資產報酬率）、ROI（投資回報率）、ROE（股东权益报酬率）來評價 CSR 對 公司本身的損益，非以針對特定利害關係人（投資人）的角度去觀察，而是意圖 從全面性的所有利害關係人，更符合東亞人在公司治理的傳統方式，如同《亞洲 企業正在征服全世界》一書中提到的，「西方的基礎是個人，而東方是團體。」
「歐美採取正面迎敵的直接策略，亞洲式經營以共存共榮為目標。」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逐漸在世界經濟中取得分量不輕的一席之地，30 年 急速發展的工業化與市場化進程中，所產生的環境惡化、社會矛盾、公司治理問 題並不像西方已開發國家那樣有一二百年的時間去分攤消化。這一嚴峻的現實也 使得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變得更為急迫，甚至將其視為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所在。
承上所述，本篇論文則是主要採用文獻比較、歸納法與個案分析的形式，對 同一產業的三家亞洲企業進行研究，來探討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投入與企業價 值（本文採用年總銷售額數據顯示企業價值）間的影響關係，從三個個案的資料 論，實證結果大致上支持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投入與企業價值間呈正向呼應關 係，但也有個別年份的數據呈現負相關，對此，研究認為企業價值並不由某一任 何單一因素所操控影響，其受到企業眾多決策的共同干預，也從側面論證企業社 會責任在當今的全球性經濟體中已然成為企業經營策略中不容忽視的重要一環。
若要精確的衡量出企業社會責任的價值區間，還需蒐集更多數據進一步進行回歸 來分析。
小松集團與現代汽車集團啟動企業社會責任的時間較早，對其態度很接近於 Carroll 的「金字塔理論」模型，在滿足最基礎的企業盈利性活動（經濟）時，一 切經營活動恪守法律法規之後（法律），到達了倫理的應盡責任，在這部分日韓 的兩家重工企業依然表現良好，積極制定標準維護公平公正的社會公序良俗，並 自主自發將企業社會責任延續到了自由裁量的願盡責任上，更是將每一項企業社 會責任明確到李偉陽的「三維結構模型」，從「內容」——履行什麼責任，「動力」
——為什麼要履行該項責任，到「方式」——如何履行，確保每項活動都對症下 藥、藥到病除。相較之下中國的三一集團誠然也符合經濟及法律層面的企業社會 責任要件，然在後兩個層次上的自發性相對不足，企業也很少披露相關資訊，供 投資者、員工等利害關係人查閱。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企業獲利與 CSR 被認為是天平的兩端，不可兼 得，然而隨著研究的增多，越來越多的企業發現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企業在CSR 上的投入甚至可能是衝出重圍的一件利器。市場越不景氣時，CSR 對於圍繞企業 的利害關係人的幫助越大，雪中送炭的恩情總是更容易被銘記。此外，許多研究 報告顯示，年輕一代更傾向於購買環保產品的意識，昭示著未來的經營策略與 CSR 結合的必然趨勢。
CSR 於企業來說早已不是單純的花錢做公益，更多企業開始從新角度去看 待CSR，認識到社會公益對於產品更新、新的市場都有極大的助益。即使對 CSR 的投入無法立即反應在銷售額上，但對於企業品牌力的提升效益也是另一種獲益。
然而從企業的根本而言，優良的產品與完善的服務才是影響銷售業績的重中之重。
企業社會責任並非銷售額的靈丹妙藥，但若是離開了社會責任，枉顧社會公 共利益的企業想要永續發展的銷售業績，恐怕也屬不易。
第二節 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建議
亞洲金融風暴後，隨著世界環境的進一步惡化，企業應盡其社會責任的話題 受到了企業界、學術界乃至社會界的廣泛關注，歐美及其他已開發地區的企業陸 續在2000 年前後顯現了 CSR 的重視，將 CSR 單獨列出作為企業的一項常態性 策略去完成。而中國作為一個迅速崛起的新興市場，絕大多數企業家還停留在如 何最大程度的獲利，對於自主從事 CSR 活動的內源性不夠，尚且停留在完成政 府要求的最低程度，也就是本文中提到的狹義的企業社會責任。開發中國家的企
業也同國家一樣，處於持續發展的進程中，而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個全球性無可 迴避的話題，響應的研究也會日益增加。因此本研究對未來後續的相關研究提出 些許建議：
因本研究採取對企業經營全面有影響厲害關係人的對比分析法，無法直接使 用已有的次級資料(ROE、ROC、ROI 等)進行研究，且並沒有統一的尺標，故需 耗費大量時間精力去爬梳整理三家企業的各類資料，後期整理分析時更是涉及該 企業所在國，乃至世界經濟的整體情況。由於缺乏世界性統一的企業社會責任相 關制度，各國之相關機構並未出台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衡量標準，尋找一個 合適的角度來評價比較中日韓三家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施行情況，一度成為本研 究的瓶頸。若日後也有學者想要投入類似本文對企業社會責任全面關係人的研究，
在爬梳資料與尺標的建立上，學界或許可以嘗試提出更具體的衡量框架，讓公司 來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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