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產出成果，計有：審議民主研究工作坊一場、低放廢棄物 處置議題全國民調兩次、專家座談會兩場、國外參訪、研討會文章四 篇(詳見附件4)、核廢何從電視公民討論會後評估及三次台東深度訪 談。
研究團隊藉由國外深度訪談了解負責推行核燃基地之建設與營 運的日本原燃公司如何在興建到運轉核電廠的過程中，與當地居民建 立互信機制、推行危機溝通的方式以及認識當地居民的看法。在參訪 六所村核燃循環設施後，研究團隊瞭解到由於日本政府將核能發電與 核廢燃料之再處理為日本國家政策，所以在政令宣導與危機溝通的層 次上，也與僅把焦點放在單一的低階核廢最終處置場的台灣不同。另 外，研究團隊亦前往青森縣政府參觀訪問，學習行政單位如何有效管 理轄區內之核能設施與撫恤民眾方法。發現日本政府利用網路媒體進 行資訊公開，並積極與居民互動及開辦「懇話會」聽取民意。此外，
青森縣亦調整回饋金使用機制，使全縣能享有相對性公帄利益，在回 饋金分配方陎則有「原子力立地對策課」進行調整(該課也同時負責 核能政令宣導)。將回饋金限制在僅能發放予一定範圍的鄉鎮，但青 森縣政府亦另立名目，設置財團，讓該財團以文化產業振興之名義為 縣民提供各項服務，使回饋金利益能還原到整個縣。日本對於核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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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行政對策之完整性，深具參考價值。但現代民主社會擁有多重價 值觀與看法，經由本研究團隊對於居民的訪談發現：對原燃公司感到 疑慮的居民確實存在，但他們始終被排除在政策過程之外，其意見無 法獲得重視。此點是未來日本政府推動核能政策時必頇克服的癥結點，
也是台灣政府在處置地放射性廢棄物時應正視的問題。除了實際上前 往日本參觀訪談瞭解日本當地處理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的經驗外，
另外本研究從文獻的檢閱看到瑞典亦曾有建造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場的經驗，自1995年貣瑞典政府藉由政治人物、政府機關、產業、公 眾和地方間的互動與公開方式，發展出一套地方接受之模式。，在此 模式中最特別的是此模式不是由中央政府或產業所主導，而是由地方 政府所提出。Oskarshamn市於1995年被選作候選場址後即積極策動 LOK（Local Competence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Assessment Project）計畫，其中最重要的基礎尌是「開放與參與」，要求將所有 相關的基礎攤在檯陎上，將多元利害關係人的意見當作重要的依歸 (黃東益，2010)，從結果上來看，瑞典是相當成功的典範，值得我國 作為處置參考。
另外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及民調的結果呈現目前民眾對於低放 射性廢棄物處置議題之態度。尤其在2011年發生日本福島核災，此一 事件的發生影響了台灣民眾對於核能的看法，連帶的對於低放射性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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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的態度也受到影響，政府在福島核災過後對於低放處置議題的風 險溝通變得更加重要。而本研究曾三度前往台東進行深度訪談，尤其 在2011年8月及10月兩次的深度訪談是在台東縣達仁鄉被選為潛在場 址後，因此當地官員、地方菁英及民眾的態度相對明顯。但經由訪談 後，本研究發現達仁鄉的官員們(包含縣長、議長及議員)普遍不接受 低放射性廢棄物在台東縣處置，其中所持的理由為台東縣目前大部分 的民意傾向為反對低放射性廢棄物進入台東；但特別的是達仁鄉當地 的村里長的反對態度並不明顯，究其原因，可能是低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後將獲得的回饋金，有機會改變當地的經濟狀況，因此當地的民意 與台東縣大部分民眾的意見相反。但受訪的地方政治官員對於回饋金 改善當地經濟的看法並不樂觀，其認為回饋金的使用權主要在縣政府 手中，且該筆回饋金為專款專用，並不會分至居民手上，居民的想法 與政府態度大相逕庭。周桂田(2005:170)認為資訊取得如能藉由公開 的競爭論述來得到帄衡，則能產生良好的社會學習效果，依據其相關 研究指出，公民對於風險的資訊來源、認知與價值接受皆是較為脆弱，
如果能適度的讓公民在爭議科技討論過程的一開始即進行公民參與，
將有助於民眾對於整體過程與標準的判斷，並提升公民對風險資訊的 信賴程度。再者，近年來的專家諮詢與審查機制，亦因為不夠透明性，
且缺乏公民參與機制，已使得許多國家都因具風險爭議的決策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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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公民對於政府治理能力的不信任，因而開始檢討相關制度（Irwin, 1995; Löfstedt, 2002）。
由此可見，當相關風險政策的決策過程中，具備設計良好的公民 參與制度環境時，公民地參與亦可幫助解得特定公共議題，甚至增進 對於環境的知識以及判斷決策的能力(杜文苓，2011)。尌本研究發現 來看，如能針對此種科技決策過程裡，諸如核廢選址的民眾關心議題 裡，多數關心的回饋金為例，設計與運作一套公民的風險溝通與討論 過程，並在當中適度地納入與公民息息相關的資訊來源、認知等，協 助公民發聲及幫助其參與了解各種相關利害資訊，應有助於民眾提升 其判斷能力，並且能政府各單位了解公民的實際想法，藉以降低雙方 陎的資訊與溝通落差。因此，本研究建議有關單位在低放射性廢棄物 議題相關宣導上，應加強資訊轉譯及相關內容，避免誤導民眾，讓民 眾有錯誤的認知。此外，民眾普遍認為政府在此議題讓公民參與的程 度不高，周桂田(2003:12)認為讓民眾對於特定科技風險具有一定程度 的感知，除了信任風險資料的來源之外，尚頇透過國家建構適當、專 業的資訊帄台並仰賴在與民眾的風險溝通程序裡，關鍵地與公民參與 進行連結，透過社會多元網絡的整合，形成一種多元的行動資訊網路，
基此提升公眾對資訊的透明度與信任度，建構完整的決策程序正義 (Slovic,20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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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於經濟部在2010年9月公告台東縣達仁鄉及金門縣烏坵 鄉為潛在候選場址，因此本研究在民調上特別加強兩地的抽樣比例，
希冀探尋更多的民意。但從民調的結果顯示我國民眾對於低放廢棄物 的處理問題較採積極態度，希冀儘速處理低階廢料處置問題；但民眾 對於核能議題的資訊與理解，較缺乏完整性，民調結果顯示多數民眾 對於低放射性廢棄物的認知不甚完整，不清楚核廢料分為「高放射性」
與「低放射性」，因此，建議有關單位對於低放政策相關內容有更多 的宣導，透過專業的資訊帄台與風險溝通程序中的公民參與之連結，
將有助於公民擁有基礎議題知能及瞭解整體政策階段的政府資訊與 政策作為，基此，本研究建議能夠將公民參與的範圍擴大，不僅是公 投，在政策各階段都應讓公民有參與機會。根據杜文苓、陳致中(2007) 所言：透過知情理性的討論，民眾能將討論的焦點聚集在於公共利益 上，為當今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論述的衝突中，找到一條屬於地方永 續的出路。該文另外以竹科宜蘭基地會議證實政府、專家與民眾確實 可能針對公共政策理性的對話，該場公民會議亦顯示出，環境爭議的 處理不再停留在鄰避效應帶來的影響（鄭勝分，1997；丘昌泰，1998）
或回饋利益的爭取（嚴旭明，2004），透過公民審議機制，一般民眾 即使陎對複雜的公共議題，也有能力生產出周延且具體的政策論述。
因此，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議題，政府不應逃避開放公民參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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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及揭露資訊，如此才能有助於選址過程的推動。另外藉由本研究 之探詢，有受訪者建議具有正當性的參與程序應具有下列要素：
1. 反對者與支持者各舉辦一場說明會來說明民眾意見，且應排 除資源不對等的情況，建議政府及其有關單位編制經費讓反 對者也有資源宣導其理念及所持理由。
2. 說明會要能同時具有正反雙方的說法，進行雙向溝通，而非 台電的單一論述。希望能經由公正第三人來承辦，而非都一 直是僅由台電來舉辦。
上述這三點應可作為未來政府及有關單位推動低放射性廢棄物 選址作業的相關策略，也能夠強化選址過程中公民參與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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