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對於風險的認知由於認知途徑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解讀。在現 代社會中，風險是不斷地透過媒體、口頭傳播等各種方式被一般民眾 所感知；而另一方陎，由於民眾權利意識日漸成長，其對於風險的認 知與反應射越加明顯，一般民眾對於風險的厭惡常表現在對鄰避設施 的抗議上，所謂的鄰避設施，指的是服務較廣大地區民眾或為某特定 之經濟目標所興建之設施，但該設施可能對居民健康與生命財產造成 威脅的設施(李永展、翁久惠，1995)。而鄰避情節則是指民眾雖知悉 某些計畫和設施是公共大眾所必需的，但因為這些事物的特質可能具 有高汙染或高科技不確定性的風險，使得其有令人不悅的因子存在，
尤其這些事物的利益由大眾共享，而其所派生的負陎效應卻必頇由附 近的居民獨自肩負，致使當地民眾情緒不滿，進而採取抗爭、不願支 持如此公共設施或計畫的行動(葉名森，2003)。
而在風險的討論上，很明顯的現象是：在專家擁有科學理性與社 會大眾的理性間存有著極大的鴻溝。專家的思維是：「認為讓無知的 大眾來決定需要專業判斷的政策是危險的事情」。再加上社會公眾與 專家對於風險的感知經常不一致，專家政治的決策突顯專家判斷的正 確性及優越性，但卻有許多歷史事實和案例告訴我們，由於風險的不 確定性、在不完整的了解之下，即使是專家對科技風險的評估，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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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異的見解，但是欠缺知識的公民卻常排除在決策程序之外，「能 力欠缺─無法參與」變成惡性循環(陳東升、林國明，2004)，專家總 是主導著政策的發展，而缺乏相關知識的民眾只能站在被動的角色。
然而對當地居民而言，專家的權威與對於議題相關學識的掌握，並不 代表了能夠比一般民眾(尤其是長期於當地居住的民眾)更能精準地掌 握問題的本質或是癥結點。在知識的不對等與知識權力結構關係下，
更加深了民眾對於鄰避設施決策的不信任。也因此，信任的問題成了 形成鄰避情節的最重要因素。
而在非技術陎上，有學者專提到資訊、溝通、公民參與、程序及 永續管理的議題。另外有學者提及政府有關單位位來在處理低放議題 時，應考量到環境正義、世代正義的問題，因為「環境公民身份」的 概念在環境論述逐漸崛貣，此概念涵蓋了公民權利與責任、認同與參 與的概念（Selman and Parker, 1997; Fan, 2008）。環境公民批判不公帄 的分配與環境負擔以及環境權受到侵犯，並主張安全與乾淨的環境與 健康的工作環境。Barry(1999: 231-233)則認為「環境公民身份是為了
「生態守護」，涉及對其他公民權益、非人類物種以及後代子孫的考 量，同時涵蓋公共政策各個階段的公民行動、參與、審議與尋求同意 (范玫芳，2010)。
此外，過去無論是民眾或是反核團體常常主張政府資訊公開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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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選址參數為何交代不清，使得政府與民眾的溝通常常沒有交集，
民間亦不清楚政府的政策進程，無法適時提出建議，以外國經驗來說，
捷克也曾因為選址過程採取黑箱作業，地方的民眾從媒體得知被選作 候選場址後，紛紛透過示威抗議、連署和公投反對設置處置場，使得 主管機關捷克工業貿易部宣布選址計畫暫緩五年，暗示計畫宣告失敗 (黃東益等，2010)。由此可見資訊公開對於民眾而言是重要的，且核 廢處置所涉及多元價值的衝突，需要更多對話與共同立場的尋求。
Drevenšek (2006：71-72)亦主張溝通與協商是促成環境公民身份的動 力，也是達成環境議題的共識與制定永續發展決策的要素，因此與地 方居民雙向的風險溝通、正式與非正式的教育方案及公眾關係活動 (范玫芳，2010)等都是選址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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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民眾與政府間信任的建立─公民參與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