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研究成果
沈登恩憑著一股愛好文學的滿腔熱血，毅然投入諾貝爾全集的出版計畫，沈 施德聽信建議，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也決定挽起袖子開工。遠景對自己的出版 實力頗具信心，對整套書目規畫很有想法，從封面設計32、挑選作品到尋找譯者 都有一套自訂的標準，企圖在「世界文學全集」之後再添一招牌代表作。九五出 版資歷尚淺，從未發行過文學作品，然而在套書盛行的年代，人人都有出頭的機 會，九五因緣際會取得一張入場券，不如進場試試手氣。遠景動員四十二位譯者，
交出一百零九部作品，其中新譯占七十種，現成譯本三十九種；九五招募三十位 譯者，交出一百五十八部作品，新譯七十種，現成譯本達八十八種。若拿時裝設 計比喻兩套全集的品質，遠景的作品呈現出完整的設計理念，可惜時間太趕，加 上手藝不夠高明，幾處縫壞的車線降低整體美感；九五的成品東拼西湊，做工粗 糙，毫無設計理念，即使搭配的飾物令人眼睛一亮，也救不了整件衣服。無論過 程如何，兩家出版社總算闖過諾貝爾設下的重重難關，為台灣讀者獻上這套諾貝 爾文學獎全集。
第二節 諾貝爾全集的時代意義
套書風潮默默進入尾聲，隨著政府解除戒嚴，一九九二年台灣加入國際版權 公約，出版社才停止翻印、搶譯的行徑。《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可說是特定時代 下的產物，現在多了版權稅的成本，除非公家學術機構有專門的出版計畫，否則 民間出版社恐怕沒人敢貿然策畫翻譯全集。《諾貝爾文學獎全集》身為一九八○
年代套書風潮之下的產物，除了出版與翻譯現象值得探討，其背後代表的時代意 義也非常豐富。首先，套書的興起與八○年代資本主義發展脫不了關係。從套書 的操作模式和行銷手法來看，與其說套書和其他書籍一樣是傳承文化知識的文化 成品，不如說套書其實更像商品，注重包裝行銷，目的是賺取大筆利潤。套書與 單行本最大不同，乃是套書採取強迫推銷的手段，剝奪讀者的選擇權，忽略讀者 的個別差異。套書從流行到沒落，可以看出現代人的主體性意識抬頭，強調個別 化的消費心態。第二點，諾貝爾文學獎行之已久，台灣何以在八○年代才興起出 書的念頭？最有可能的解釋，就是因為日本在七○年代先推出了這套全集，台灣
32 聘請畫家吳耀忠、梁正居與邱美月繪製諾貝爾得主肖像，並安排四位美術顧問打點遠景諾貝 爾的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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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來對日本抱持好感，喜歡跟進日本的做法，六○年代的文庫熱正是效仿日本五
○年代的熱潮，因此，台灣在八○年代突然想出一套諾貝爾，很有可能就是受到 日本的影響。諾貝爾全集除了看出日本對台灣的影響，還透露出濃厚的大中國思 想。沈登恩的「出版緣起」最後一段寫著：「希望這套全集…對中國作家產生『他 山之石』的功效。讓諾貝爾文學獎的偉大世界心靈照耀苦難的中國。」（9）陳映 真也寫道：「站在中國人的民族立場，運用現階段中國人的智慧和財力來重新編 纂」（22），第五節標題更直接寫明：「齊手把中國文學推向嶄新的世界性高峯」
（23）。足見八○年代的台灣尚未完全脫離大中國思想，雖然生活在這座島國，
心裡做的卻是大國的夢。
第三節 銷售結果與貢獻
兩套全集製作期間，預約狀況就不如預期，全集推出後，銷售數字仍不見起 色。張恆豪於訪談時表示：「這套書並沒有賣得不好，但是拖垮遠景出版的財力，
使得遠景文化事業由盛而衰則是個不爭的事實。」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沒能成為暢銷套書，原因有二，一是先天體質，二是後天 環境。首先，一套書有三家出版社搶著做，其中一家還祭出低價競爭，讀者難免 抱著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心態，大多先採取觀望態度，不急著出手。世界各國 大多都是國際版權組織的成員，一家出版社爭取到版權之後，就能心無旁鶩製作 全集，不必擔心競爭對手。台灣不受版權法約束，不必支付高額版權金，卻造成 三家出版社搶攻同一套書的市場，製作全集之餘還得擔心讀者被對手搶走，只好 犧牲品質換取時間，這是後天環境的不足。第二，若觀望的讀者考慮的是金額或 製作品質，待套書全數推出，訂量應該大增才是，事實卻不然，證明台灣讀者購 買諾貝爾套書的意願不高。讀者不感興趣的原因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對諾貝 爾文學作品不感興趣，一種是對套書不感興趣。第一章提過，諾貝爾文學獎以歐 洲作品為主，而且作品大多不是暢銷通俗小說，有些得主甚至是得了獎才知道有 這號作家。即使對諾貝爾文學獎有興趣，讀者也不一定有能力或意願花大錢訂購 套書，以上，是諾貝爾套書先天體質的缺陷。
儘管製作過程和銷售數字不盡理想，諾貝爾全集對台灣的貢獻也不容抹滅。
尤其遠景出版社，雖然被批評「一魚兩吃」，但也是因為遠景和其他出版社將中 國和香港的舊譯偷渡來台，眾多品質優良的譯本才有重見天日的機會，國人也才 有優美動人的作品可欣賞，藉此提升文學素養和語言能力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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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二○一四年五月二日我與遠景諾貝爾總編輯張恆豪會面訪談，訪談前我向張 先生說明為保障受訪者權益，訪談需全程錄音，若有顧慮可匿名受訪，但是張先 生堅持不錄音，請我以筆記方式記下訪談重點即可。於是整場訪談張先生口述，
我靠筆電打字記下重點整理。訪談結束後，我將重點整理成文字稿寄給張先生，
雙方三度修訂才正式定稿。雖然事後整理的文字稿無法像逐字稿一樣完全還原訪 談過程，但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本研究僅以訪談文字稿代替錄音逐字稿。
二○一四年五月六日，我向陳中雄先生提出訪談邀約，對方僅表示將提供參 考資料，該文件正是陳中雄《台灣商戰風雲錄》的影印稿。儘管文章資訊非常豐 富，裡頭還是有許多疑點尚待釐清，我於十二日和二十日兩度寄信詢問陳先生是 否願意接受訪談，二十一日對方回覆會電話聯絡，之後便無消無息，我也不好意 思再打擾事務繁忙的陳先生。基於以上情況，九五出版狀況僅有書面資料，沒有 訪談研究。
目前台灣翻譯史的研究對象以某一斷代的特定文類為主，建議往後可以針對 單一出版社的叢書或全集深入研究，整理譯者來源，釐清非新譯作品源頭，例如 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目前僅出現限定年代的譯者研究，後續研究還有相當 多發展的空間。又如水牛出版社的《水牛文庫》對一九六○至八○年代的讀者影 響甚鉅，不論出版史或翻譯史皆具研究價值，探究出版社出版翻譯叢書的行為，
也可以讓翻譯研究的樣貌更豐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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