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迷夢：遠景與九五文化《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翻譯出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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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論文 A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諾貝爾迷夢：遠景與九五文化《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翻譯出版研究 A Broken Dream: On the Nobel Prize Collections by Two Publishers in Taiwan. 指導教授：賴慈芸博士 Thesis Advisor: Dr. Sharon Lai 研究生：蔡孟儒 By Meng-Ru Tsai. 中華民國一○三年七月 July 2014.

(2) 摘要一九七○年代台灣出版業蓬勃發展，帶動一波套書風潮，題材從理財保健到史地傳記，包羅萬象。一九八○年代初期，九五、名家和遠景三家出版社不約而同看上諾貝爾文學獎，計畫製作套書收錄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因而掀起一場搶奪預約市場的報紙廣告大戰，最後名家中途打退堂鼓，九五和遠景各推出一套《諾貝爾文學獎全集》。諾貝爾全集的製作難度絕非一般套書所能比擬，首先套書必須在短時間內分批出齊整套作品，八○年代的台灣譯者數量足以在時限內應付如此龐大的工作量嗎？再者，諾貝爾獎是歐洲中心的獎項，希臘、冰島等得主的文學作品原文從何取得？台灣又有多少譯者和編輯具備歐洲語系能力？從市場角度考量，當時台灣讀者接觸的文學仍以英美和日本為主，出版社如何推銷歐洲文學居多的諾貝爾文學獎？本文從原文來源、譯者來源、新譯與非新譯作品比例和譯文品質四種面向探討遠景與九五兩套全集。研究發現，遠景有一套挑選收錄作品的標準，原文委託書店進口或托人代購；九五則直接翻譯日文版諾貝爾，照單全收。遠景和九五全集收錄的作品並非全數新譯，兩家出版社都沿用港中台三地的現成譯本，以壓縮製作時間，降低成本。遠景的新譯作品比例較九五高，整體譯文品質也更好。兩套書雖然銷售不如預期，對台灣的貢獻仍不容抹滅。關鍵詞：《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翻譯史、遠景、九五.

(3) Abstract The 1970s witnessed extensive developments in Taiwan’s publishing industry which brought about the popularization of serial books and the inclusion of history, geography, and biographies in addition to the typical finances and health. Beginning the 1980s, three publishing houses, Mingjia, Jiuwu, and Vista, separately decided to publish a collection of works that had been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Shortly after, Mingjia abandoned the project, yet Jiuwu and Vista both published anthologies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Production work for these collections undeniably more intense than for other book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various aspects these undertakings, including whether there were enough translators in Taiwan to accomplish this monumental task within the strict timeframe, where the original in languages such as Greek and Icelandic came from, how many translators in Taiwan were competent with European languages, and lastly, how publishers promoted literature from Nobel Prize winners from countries unfamiliar to Taiwanese readers at the time. This study further examined the Vista and Jiuwu anthologies with regards to the origin of the works, the translators, the proportion of new translations and existing translations, and translation quality. Results found Vista had selection standards where it consigned bookstores or people to purchase and import the original work, whereas Jiuwu directly translated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s. Not all of the works in both of the collections were new translations; the two publishers incorporated existing translations from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to reduce production time and costs. Vista’s collection had a higher ratio of new translations and a higher overall quality of translation. Despite sales for the two series being lower than anticipated, they both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to Taiwan’s translation history. Keywords: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history, Vista, Jiuwu.

(4) 誌謝一切都要從慈芸老師開了間「翻譯偵探事務所」說起。感謝慈芸老師收我進事務所，讓我有幸與可靠的助手們展開抽絲剝繭、又驚又喜的偵探生涯，還因此獲得論文題目一道。老師對研究的熱情感染了我，每次有新的發現總是等不及要向老師報告。多虧老師的指導與勉勵，這本論文才能寫得如此順利又愉快。謝謝根芳老師和宏淑老師撥空擔任我的論文口委，更感謝兩位老師提出寶貴的建議，讓我的論文更臻完整。謝謝柏森老師包容我擅闖辦公室，耐心替我解惑。由衷謝謝兩位受訪者與所有提供協助的貴人，沒有你們的參與，這本論文不會有完成的一天。拖拉一整年，最後三個月才卯足全力衝刺，這種壓死線的風格我好像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謝謝翻譯所帶給我歡笑不斷的三年，謝謝朋友家人不厭其煩地督促兼鼓勵，終於離開龜了三年的翻譯所圖書室，以後也請繼續指教。.

(5) 目次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研究方法 2 第三節文獻回顧 4 第四節論文架構 5. 第二章時代背景第一節一九四○至一九八○年代翻譯圖書出版概況 6 第二節遠景成立概況 7 第三節套書風潮演進 9 第四節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廣告戰 11. 第三章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第一節全集簡介 15 第二節原文來源 17 第三節譯者來源 18 第四節新譯與非新譯作品 23 第五節小結 33. 第四章九五《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第一節全集簡介 34 第二節原文來源 37 第三節譯者與校訂委員會 38 第四節新譯與非新譯作品 43 第五節版權爭議 56 第六節小結 56. 第五章諾貝爾全集譯文評述第一節遠景與九五新譯比較 57 第二節遠景非新譯作品評述 63 第三節九五非新譯作品評述 71 第四節小結 77.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第一節研究成果 78 第二節諾貝爾全集的時代意義 78 第三節銷售結果與貢獻 79 第四節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80 參考文獻 81.

(6) 圖表目次表 3-1. 遠景新譯、非新譯數量對照表 19 表 3-2. 遠景譯者列表之一 21 表 3-3. 遠景譯者列表之二 22-23 圖 3-1. 遠景新譯與非新譯數量百分比 32 圖 3-2. 遠景新譯與非新譯數量（依照出版日期）32 圖 4-1. 日文版諾貝爾與九五諾貝爾的標誌 38 表 4-1. 九五諾貝爾非新手譯者列表 39-40 表 4-2. 九五諾貝爾新手譯者列表 40 表 4-3. 九五諾貝爾校訂委員名單 42-43 表 4-4. 九五諾貝爾新譯與非新譯數量表 43 圖 4-2. 九五新譯與非新譯數量百分比 55 圖 4-3. 九五新譯與非新譯數量（依照出版日期）55 附錄一：張恆豪訪談文字稿 85-88 附錄二：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總書目 89-101 附錄三：九五《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總書目 102-119.

(7)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諾貝爾文學獎（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堪稱全球矚目的重大事件，每逢十月得主揭曉，媒體總是鋪天蓋地，大篇幅報導諾貝爾盛事。台灣報紙的諾貝爾專題報導始於 1980 年，《聯合報》副刊編輯瘂弦請學者鄭樹森擔任諾貝爾特派記者，負責採訪當屆得主和其他相關人士。瘂弦回憶當時海外連線採訪的情況：在當時仍無手機和電腦的時代，我們在諾貝爾文學獎發布的同時，獲獎人的詳細資料和評介文，由撰稿人以越洋電話的方式，自世界各地一字一字讀稿回台北，第二天整版整版的專題報導出刊。（呂惠萍）中國時報不讓對手專美於前，立刻跟進採訪，於是一九八○至一九九○年代末期，每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公布翌日，即可讀到台灣兩大報副刊的整版專題報導。瘂弦表示，台灣對諾貝爾文學獎高度關注，連主辦單位和得主都印象深刻。早在一九五○年代，國內就開始出現諾貝爾得主賽珍珠（Pearl Buck）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作品，而且銷售一路長紅，堪稱出版社的心頭好。例如 1955 年至 1987 年間，《大地》（The Good Earth）、《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和《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在市場上流通的版本皆超過 25 種，讀者愛看，出版社也樂得一出再出。一九六二年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獲獎，出版社不只推出代表作，連早期作品也翻出來出版，光是中長篇小說就出了十一種，另有短篇集、遊記、日記等作品，諾貝爾文學獎儼然成了銷售萬靈藥。一九六八年，文學獎誕生第一位日本得主川端康成。台灣因地緣與歷史因素，與日本淵源匪淺。川端康成一得獎，台灣旋即掀起一股搶譯川端風潮，頃刻之間書架上擺滿各種川端小說，封面不忘以顯眼字體強調「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自此，台灣人對諾貝爾獎多了一份期待，既然日本能在一群歐美作家之間殺出重圍，台灣作家或許也有一線希望。一九七一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一九七八年美國與我國斷交，為了彌補兩大外交重創，台灣迄今仍在努力尋求國際認同，獲頒國際獎項是非常正面的肯定，因此台灣關注諾貝爾獎的熱度近年來有增無減。除了民間共襄盛舉，出版界也很懂得把握熱潮商機，趁勢推出作品。不過關注歸關注，能不能持續帶動市場成長倒不是必然相關。例如二○一三年加拿大得主孟若（Alice Munro ）的短篇小說在得獎前不受國內讀者青睞，二○○三年與二○○七年作品各首刷五千本，沒有再版（陳宛茜），縱使得獎光環能創造一波. 1.

(8) 銷售佳績，熱潮頂多只能維持一年，直到下屆得主誕生為止。換句話說，台灣人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記憶非常短暫。出版商搭上諾貝爾順風車，發行一、兩部作品就差不多了，幾乎不會再發起更大規模的出版計畫。而且現在市場上已經很少見到作家全集，整套文學獎全集更是稀有，沒想到，三十三年前竟有出版社願意大手筆製作諾貝爾文學獎全集，而且不只一家，而是三家同時競爭。一九七○ 至一九八○年代，出版界盛行出版套書，一九八一年九五、名家、遠景三間出版社趁著風潮，競相宣告出版諾貝爾全集，引起國內一陣譁然。諾貝爾全集的製作難度絕非一般套書所能比擬，首先諾貝爾獎是歐洲中心的獎項，一九○一年至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七十九位桂冠得主僅十五位來自英語系國家，一位來自日本。其餘六十三位得主遍布全球，尤以歐洲國家五十四位為大宗。扣除英語系與亞洲國家和台灣人較熟悉的俄文、西班牙文、德文和法文，其餘挪威語、瑞典語、冰島語、普羅旺斯方言等冷僻語系得主仍占二十九位，比例超過三成五。台灣讀者一向習慣接觸英美日文學，剛剛提到的諾貝爾銷售紅牌全是美國與日本的作家，若要一次推出所有諾貝爾得主的作品，讀者願意買單嗎？就算讀者有興趣，台灣市場容得下兩套性質完全相同的全集嗎？再說，套書出版形式與叢書不同，讀者下單預購後，出版社必須在短時間內把書出齊。試想，一九八○年代哪裡找來這麼多歐洲語系的翻譯編輯人才，在時限內翻完將近八十位得主的作品？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解開這個翻譯出版史上的大謎團。如前所述，諾貝爾全集製作困難重重，市場反應也難以預測，台灣出版界為何對諾貝爾如此感興趣？兩家出版社如何排除萬難製作全集，最後銷售的結果是好是壞？本研究將抽絲剝繭，一一揭開諾貝爾之謎，為台灣翻譯出版研究補上缺失的一塊拼圖。. 第二節研究方法本研究涵蓋翻譯研究與出版研究，前者以書目為主，研究面向包括原文、譯者與譯文，研究方法是比對文本；後者以史料為主，研究面向包括出版社、行銷策略、銷售狀況，研究方法是訪談及蒐集文獻史料。一、比對文本本研究總共使用四套《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台灣諾貝爾兩套，日本、美國諾貝爾各一套。兩套台灣全集取自師大圖書館，一套是遠景的彩色封面平裝本全集，另一套是環華1的平裝本全集。為取得九五諾貝爾原始的版權資料，我又赴 1. 九五諾貝爾的版權於一九八一年五月讓渡給海王印刷廠，此後市面上便多了書華與環華出版的諾貝爾全集。書華與環華是海王印刷廠名下的出版社，這三套全集僅外觀包裝不同，內容皆相同。 2.

(9) 台大圖書館查閱九五精裝本全集，並調閱靜宜大學與公共資訊圖書館的版權頁複印件，確認資料無誤。日本諾貝爾精裝全集調閱自成功大學，美國諾貝爾全集則調閱自亞東技術學院。本研究一大重點是追查諾貝爾全集非新譯作品的源頭譯本，追查第一步先使用「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搜尋原文書名、譯本書名、作者、作者中譯名，再使用中國「古籍網」搜尋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譯本。接著利用 NDDS 文獻傳遞服務複印譯本內文第一章，與諾貝爾譯文比對是否為抄襲來源。二、訪談法「諾貝爾大戰」是出版史上相當著名的事件，出版史書籍幾乎都會提及，但是大多三言兩語帶過，鮮少有人詳細記錄當時的來龍去脈。為了一探究竟，二○ 一三年五月二十日，我和研究所同學一道訪談遠景出版社的 A 小姐2，A 小姐熱心提供許多剪報，並建議我們訪談諾貝爾總編輯張恆豪，更能深入了解出版詳情。二○一四年五月二日，我與張恆豪先生單獨面談四小時，此次訪談成果是我研究遠景諾貝爾出版始末的重要基礎，訪談同意書與文字稿詳見附錄一。三、蒐集文獻史料文獻史料來源有三，第一種是剪報。A 小姐提供的剪報有全集廣告，也有評論諾貝爾事件的專文。我從廣告研究全集的出版訊息，例如登報時間、出書時間、書籍定價、編譯者陣容等，並歸納三家出版社的行銷風格與措詞。報紙評論專文從套書風潮延伸到諾貝爾全集，對研究套書的來龍去脈頗有助益。第二種是出版專著與期刊，《掌燈人》、《出版社傳奇》、《台灣出版史》等出版相關的著作皆有專章論述一九八○年代的出版活動，裡頭或多或少提到諾貝爾事件，《文訊》、《書香》、《出版界》、《出版情報》等期刊也在諾貝爾發行前後刊登相關文章，從旁觀角度提供不同解讀。第三種是第一手記錄，遠景創辦人沈登恩於二○○五年逝世，遠景出版紀念文集《嗨！再來一杯天國的咖啡─沈登恩紀念文集》，裡頭多篇文章提及諾貝爾全集，作者包括當時參與的編輯和譯者，是相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比起備受關注的遠景，九五只是一家默默無聞的出版社，史料極少。九五總經理陳中雄寫下《台灣商戰風雲錄》，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上市，其中〈諾貝爾大戰的幕後（出版界明爭暗鬥白熱化紀實）〉一文詳述九五諾貝爾的出版始末，是我目前找到最詳細的紀載，也是我研究九五諾貝爾最重要的依據。. 2. A 小姐訪談研究是同學的課程期末報告，本論文僅使用剪報，未引述訪談內容，故不附訪談逐字稿及研究同意書。 3.

(10) 第三節文獻回顧套書在出版史上有其特殊的代表性，目前翻譯與出版的學術研究仍缺乏專門探討翻譯套書的論述，以下文獻分別從出版史與文學翻譯史整理出與本論文相關的論述重點。一、出版史陳俊斌〈台灣戰後中譯圖書出版事業發展歷程〉將台灣翻譯書籍的出版史切成三個時期，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譯書發展空間有限，文學居多，社會科學、應用科學與自然科學次之。此時出版資源貧乏，翻印舊書是最省時省力又省錢的應急辦法，再加上當時譯者極為有限，不易發展譯書事業。一九七一至一九九二年出版業興盛，圖書市場規模擴大，譯書數量增加，同時也形成搶譯、盜印、剽竊等不良行徑，直到一九九二年實施新著作權法，台灣正式進入世界出版市場體制，才匡正風氣。蔡盛琦的〈1950 年代圖書查禁之研究〉、〈戰後初期臺灣的出版業（1945-1949）〉和〈臺灣地區戒嚴時期翻印大陸禁書之探討（1949-1987）〉三篇期刊論文完整論述台灣戒嚴時期翻印禁書的來龍去脈，並將圖書分成「翻印書」和「偽書」兩種形式討論。蔡盛琦的研究對象以學術著作為主，不過翻印學術書籍的原因和途徑與翻譯書籍極為相似，可視為翻譯書籍出版史的重要文獻。以上兩種文獻詳述翻譯書籍的出版環境與條件，一九八一年台灣盜印的行徑尚未終止，諾貝爾全集是否涉及盜印剽竊情事，有待後面章節進一步釐清。丁希如〈出版企劃的角色與功能〉旨在清楚定義「出版企劃」，並探討企劃在出版流程擔負的角色，丁希如的研究範圍是二次大戰後的台灣出版界，他將戰後出版史分成「以書稿來源為中心」、「以出版者為中心」、「以市場為中心」三個階段，第二階段出現兩大出版現象，一是大套書熱潮，二是書系出版成為主流。丁希如認為「書系」的概念承接自套書，將套書與書系連成相接的完整脈絡。洪千惠〈台灣書系出版之運作與功能〉延續丁希如的說法，深入釐清書系的概念，並將文庫、叢書、套書分別下了清楚的定義。出版史針對套書的論述大致到此為止，目前尚無後續深入研究。二、文學翻譯史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的康士林教授（Nicholas Koss）從一九九○年代開始發起台灣文學翻譯史研究，其指導學生於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陸續發表四篇相關論文，包括李惠珍〈美國小說在臺灣的翻譯史：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賴慈芸〈飄洋過海的繆思──美國詩作在台灣的翻譯史：一九四五－一九九二〉、周 4.

(11) 文萍〈英語戲劇在台灣：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四年〉和張琰〈說了又說的故事－－十九世紀英國小說中譯在台灣（一九四九至一九九四）〉。這股研究文學翻譯史的潮流持續蔓延到二十一世紀，二○○三年至二○一二年出現四篇論文，包括蔡惠任〈日本近現代詩在台灣的翻譯史：一九四九〜二○○二〉、高幸玉〈日本小說在台灣的翻譯史:一九四九至二○○二〉、吳靜芳〈美國青少年小說在台灣的翻譯現象研究：一九四九年至二〇〇六年〉與劉素勳〈浪漫愛的譯與易：1960 年以後的現代英美羅曼史翻譯研究〉。以上八篇學術論文皆設定為某一斷代的特定文類，是文學翻譯史目前常見的研究對象。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與本論文研究對象最為相似，同樣是研究特定全集，差別在於諾貝爾全集是套書，該文研究的《今日世界》是一套翻譯叢書。單德興的研究對象限定為《今日世界》的文學作品，全文分成四節，探討《今日世界》的時代背景、出版社、選錄作品、譯者與翻譯策略，藉此闡述這套譯叢對台灣的文學及文化所發揮的影響。張俐璇〈冷戰時代的翻譯介入──「新潮文庫」的譯者觀察（1967-1980）〉研究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的譯者與譯者序言，歸納出新潮文庫譯者的三大特色。張俐璇僅分析文庫其中幾位譯者的身分背景和序言，並限定年份，研究範圍較小。台師大翻譯研究所賴慈芸教授二○一○年主持國科會兩年期計畫「十九世紀英美小說中譯品質研究──附評注書目」，並於 2012 年擴大研究範圍，繼續四年期計畫「戒嚴時期的歐美小說中譯品質研究──附評注書目」，致力釐清台灣戒嚴時期中譯小說偽譯本的源頭。該四年計畫的研究書目與本研究部分重疊，是第四、五章追查源頭譯本的重點參考資料。. 第四節論文架構本論文一共七章。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和文獻回顧。第二章交代諾貝爾全集的時代背景，從圖書出版概況、遠景簡介、套書風潮，帶到 1981 年三間出版社的廣告大戰。第三、四章分別深入剖析遠景與九五諾貝爾的翻譯研究，解釋兩家出版社的出版動機，從何取得原文、募得譯者，又是如何趕在時限內出齊整套全集。第五章檢視兩套全集的翻譯成品，在如此嚴苛的出版條件下，遠景和九五的翻譯品質究竟如何？第六章結論，總結所有研究成果，並就現有發現解釋遠景與九五的銷售成果，最後提出建議與研究限制。為保持行文簡潔，論文提及得主時，統一以遠景的中文譯名稱之，提及諾貝爾作品時僅寫中文書名，原文請參考附錄二、附錄三總書目。 5.

(12) 第二章時代背景本章分成四節，第一節介紹一九四○至一九八○年代翻譯圖書的出版概況，第二節介紹遠景出版社的成立緣起，以及對出版業的影響，第三節介紹一九七○ 年代由遠流出版社掀起的套書風潮，第四節詳述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引發的廣告大戰。. 第一節一九四○至一九八○年代翻譯圖書出版概況台灣光復初期，日本人經營的書店大多隨日軍遷回本國，僅少數台灣人書店繼續營業，同時中國歷史悠久的老字號出版社陸續來台設置分支，選擇在台北的重慶南路落腳。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啟明書局、世界書局和正中書局接踵來台成立台灣分局（蔡盛琦，戰後，167）。一九四九年，上海撤守，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在台分支紛紛與中國切割，重新登記為獨立公司。這些中國來台出版社的目的不在推動台灣出版事業，其主要出版活動僅將上海母公司的圖書輸入台灣（蔣紀周 37）。光復初期，台灣人面臨文字語言轉換的衝擊，本地人中文能力不足，中國出版社輸入的書籍大多銷給中國來台人士，導致本地人與來台人士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上海撤守之後，幣值波動，圖書雜誌來源幾乎斷絕（應鳳凰，五十，91），加上一九四九年政府頒布戒嚴令，一九五一年明文禁止進口中國翻譯書籍：「共匪及已附匪作家著作及翻譯一律查禁」（蔡盛琦，臺灣，20），出版社無法直接發行中國翻譯書籍，只能隨機應變，抹去譯者姓名，署名「編譯所」或改以假名出版。例如啟明書局一九五○年代中期的書籍，絕大多數都是重印上海版本，僅將譯者姓名改署「啟明編譯所」。另外一些台灣新成立的出版社如新興、新陸、大中國等，則使用假名翻印中國舊譯，源頭譯本非常多元，包括文化生活、世界書局、商務等（賴慈芸，舊譯）。一九五○年代，台灣本地人面臨語言轉換困境，大部分台灣人日文閱讀及書寫能力勝過中文，極少人有能力從事中文創作或翻譯，中國來台人士不乏知名作家及譯者，但是人數也不足以撐起整個出版市場。此時台灣面臨缺書窘境，政府也只能默許出版社以不署名或掛假名的另類方式出版中國翻譯書籍，甚至一九五九年直接放寬規定，為出版社解套：「附匪及陷匪份子三十七年以前出版之作品與翻譯，經過審查內容無問題且有參考價值者，可將作者姓名略去或重行改裝出版」（林載爵 487）。一九六○年代，台灣經濟接受美國援助，正處於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的轉. 6.

(13) 型階段，人民收入增多，有能力負擔日常生活以外的開銷，本地出版社也開始向下扎根，努力拓展市場。譬如文星書店於一九五七年推出《文星》雜誌，一九六三年策畫「文星叢刊」，第一輯共十種，每本單價十四元，引進歐美流行的四十開本，甫上市即造成轟動，帶動往後四十開本的文庫熱潮，如水牛「水牛文庫」、志文「新潮文庫」等。然而一九五○年代開啟的翻印中國舊譯風氣仍持續蔓延，上述幾種文庫也不時出現譯者不詳或改署假名的偽譯本。一九七○年代前期出版業遭受經濟打擊，後期進入關鍵轉型期，由六○年代四大出版社3正式邁入群雄割據的局勢。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石油危機引發紙張供需不平衡，裝訂印刷費也不斷上漲，種種不利因素導致多家出版社倒閉，出版業陷入停擺。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國際景氣逐漸復甦，台灣出口導向經濟策略成功，同時政府自一九六八年實施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開始收到成效，第一批接受完整九年國民教育的學生畢業，閱讀人口增多，圖書市場擴大（梁容若 34）。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代，台灣新成立的出版社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冒出頭，然而中文創作書稿來源有限，沒有中文作家支持的出版社就大量出版譯書，因而衍生出搶譯、亂譯的現象。當時國內沒有翻譯版權，一本熱門書往往有十種以上譯本，為爭取時效，出版社盡量壓縮作業時間，導致翻譯品質低落（平鑫濤 136；鄧維楨 183）。例如好時年一九七六年推出的《烏干達行動》，從取得原文書到發行，前後只花六天，第二家出版社也只花十八天就出版上市（陳希 56-57）。從翻譯、印刷到裝訂，一切過程只講究快速，品質其次。除了搶譯之外，更懶惰的出版社乾脆直接盜印，有些整本翻印，有些拿兩、三本拼湊成書（隱地，談盜印， 170），無法無天的行徑屢見不鮮。出版界的種種亂象直到一九九二年實施新著作權法才匡正風氣。. 第二節遠景成立概況一九六八年，《文星雜誌》遭查封，文星書店被勒令停業，政治是人人聞之色變，避之唯恐不及的禁忌。政治、思想碰不得，反而更助長新一波文學風潮。一九七○年代文學風氣興盛，出版業進入戰國時代，有別於五○、六○年代由中國來台人士主導，本地年輕人和中國籍第二代從大專院校畢業後開始踏入出版界，被稱為「戰後第一代出版人」。台灣出版界儼然從少數出版人獨霸天下，大小通吃的局面，開展到「戰國時代，羣雄割據」的場面（陳銘磻，當代，38）。新興出版社雖規模不大，員工通常約六至八人，也已足夠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為 3. 60 年代仍是中國老字號出版社的天下，當時四家規模最大的出版社分別是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正中書局和中華書局。 7.

(14) 出版界帶來一股新思潮與新氣象，一時之間小出版社遍地開花，遠景就在如此盛況之中誕生。創辦人之一的鄧維楨自台大畢業後，將台大校刊社學生的文學創作彙集成冊，取名《杜鵑花城的故事》，由他創立的「野人出版社」發行，並首度採取校園行銷的手法推銷該書。遠景另一位創辦人沈登恩當時就讀嘉義高商，參加校刊社，他積極宣傳《杜鵑花城的故事》的熱誠，讓鄧維楨留下深刻印象，兩人自此結緣。沈登恩畢業後先後在嘉義的明山書局和台北的晨鐘出版社擔任業務。另一方面，第三位創辦人王榮文從高中時代擔任南二中校刊編輯，大學時期當過《海外學人》的學生記者，因而結識當時的總編輯鄧維楨。一九七三年十月，鄧維楨找上政治大學畢業服完兵役的王榮文，籌資六十七萬創辦《太平洋雜誌》，不料受限於政治干擾，辦不到兩期便停刊，剩下的資金就是當時成立遠景的資金。此時，鄧維楨和沈登恩在台大校園偶遇，鄧維楨表示《杜鵑花城的故事》銷量雖好，書款卻不易回收，不得已只好暫停野人的出版業務，沈登恩一聽，立刻表示他能解決書款問題，讓鄧維楨再度興起成立出版社的念頭。於是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編書名家鄧維楨、業務能手沈登恩和記者寫手王榮文一人出資十五萬，合夥開創了「遠景出版社」。遠景創社之初推出首批「遠景叢刊」，四本小說首先問世，翻譯小說和本土創作各占一半，包括：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生命之愛》（Love of Life）、歐尼爾（George O'Neill）的《開放的婚姻》（Open Marriage）和黃春明的短篇小說集《鑼》與《莎喲娜啦‧再見》。這四本書首創彩色封面印刷，開風氣之先，設計大膽新穎，造成出版界莫大迴響，書價相對提高，黃春明更躍升一線作家。其實一九六九年，早在遠景之前，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就曾由仙人掌出版社發行過，然而銷路並不理想。而今黃春明的作品經過遠景設計、企劃，有計畫地推出之後造成轟動，促使「企劃作業」的概念進入出版業，許多出版社在編輯作業上相繼採行企劃行銷。一九七四年下半至一九七六年，遠景延續黃春明熱潮，陸續發行鹿橋的《人子》、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陳映真的《第一件差事》和陳若曦的《尹縣長》，這幾本小說本身藝術價值高，從出版到發行過程策畫周密，推出後每一本皆反應極佳，造成文學書籍空前暢銷，把遠景出版社的形象推到第一線，遠景至此真是達到出版界極紅的頂峰（陳銘磻，當代，29-32；隱地，遺忘，91-92）。二○○四年五月沈登恩病逝，鄧維楨和王榮文接受報紙專題訪談，鄧維楨肯定沈登恩的商業頭腦，「很注意第一線的書市情況，在商業上的膽識與開拓性也很足夠」（丁文玲），當時遠景許多劃時代的創舉皆由沈登恩發想，譬如七○年代書籍售價約新台幣二十五至三十五元，沈登恩主張調漲至四十元甚至五十元。書籍封面彩色印刷也是沈登恩的主意，他邀請專業設計家或畫家為書籍設. 8.

(15) 計封面，甚至讓黃春明親自設計作品封面，從此改變書本樣貌，書店的書架上大書小書色彩繽紛，擺脫以往單調的單色印刷。遠景是第一家買下報紙全頁廣告的出版社，也是首度提出「讀者俱樂部」或「書籍郵購」雛形的出版社，這些全是沈登恩的點子。以前出版品只能被動擺在架上等待讀者青睞，那時遠景主動出擊，自製《出版與讀書》等免費刊物，介紹新書、作家動向，刊登讀後感與書評，最後附上劃撥單寄給讀者，鄧維楨回憶當時讀者反應踴躍，「發出 10 份就有一份會寄回來訂購書籍」（丁文玲）。王榮文則想起每回新書一出版，沈登恩就會立刻送到各報主編與文壇要人手上，爭取新書曝光度與知名度，平日下了班也常騎著車到兩大報副刊組拜訪，與文藝副刊主編林海音、高信疆、痖弦等人往來十分頻繁，而且沈登恩細心整理每一位作家的剪報檔案，對文學圈動態也瞭若指掌。沈登恩對於出版行銷的態度十分積極，王榮恩直言遠景可謂台灣出版業商業化的濫觴，而沈登恩就是「出版行銷的祖師爺」。不料遠景甫成立一年，三位創辦人就產生意見分歧，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王榮文接受中央日報採訪，回想當時「在出版路線上，沈登恩專情於文學書，而我和鄧維楨興趣比較廣泛，想出心理學的書」（施淑清）。基於經營理念不合，三人決議拆夥，王、鄧自立門戶，王榮文於一九七五年九月創辦「遠流出版社」，鄧維楨成立「長橋出版社」，遠景則成為沈登恩獨資的公司。. 第三節套書風潮演進七○年代經濟高速發展，台灣進入錢淹腳目的時期，中產階段社會漸趨成熟，消費能力上升，當時洋酒是非常名貴的奢侈品，有能力負擔的人都會買來放在客廳展示，於是乎酒櫃成了一般家庭展現財力與生活水平的象徵，各家各戶紛紛添購，將家裡的酒櫃改裝美化一番，連新建房屋都刻意在牆上留下一平方公尺的凹槽，方便住戶嵌入酒櫃。不久，旅美返國的學人高希均開始提倡「以書櫃代替酒櫃」，不少人起頭響應，連電視連續劇的布景都將洋酒瓶換成精裝書籍，使得民眾的消費力從物質消費逐漸轉移到文化消費（林雙不 282）。套書是一種全集或叢書的編篡型態，銷售上必定採取「整套合售」的方式。台灣第一套套書是《邱永漢賺錢學》，一九七二年九月由實業世界出版，一套十冊，從策劃、廣告到出書只花費短短兩個月（陳奇），當時各家出版社規模尚小，實業靠著這套大部書創下三百萬業績，堪稱最早以套書賺錢的典範。看準消費市場反應良好，許多有錢有閒的人紛紛跳進出版業競相投資，就是為了搶食套書這塊大餅，例如一九七七年怒江出版社以《健康家庭醫藥常識百科全書》拿下預約兩百五十萬元的新高紀錄，帶動百科全書出版熱潮，隔年怒江預計出版婦女百科， 9.

(16) 隨即殺出聯鴻出版社與其爭奪市場，兩家同時出版竟然仍皆有獲利，甚至發行一年後怒江的《最新現代女性百科全書》和聯鴻的《現代婦女百科全書》分別賣到第十一刷與第四刷，銷售量驚人可見一斑。一九七八年，新成立的龍江出版公司策畫《現代生活法律顧問百科全書》，首創電話預約，達成八千本預約佳績，將套書的廣告行銷往前推進一大步（陳奇）。一九七九年，王榮文的遠流出版社推出三十一鉅冊《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定價九千元，預約者五五折優待。題材投讀者所好，包裝大器精美，滿足消費者的「裝潢需求」，王榮文更請到李敖擔任主編，企圖以名氣帶動買氣，最後輔以縝密的報紙廣告企劃，使得廣告推出兩個月第一版隨即售罄，兩年後印製第三版（游淑靜 93），一舉創下超過兩千五百萬元的業績，出版界體認到民眾買書不僅為了閱讀，有時其實是做擺飾之用，對「套書神話」更加趨之若鶩，譬如金陵出版社就在一九八二年推出《中國歷代演義全集》，與遠流的書名僅一字之差，就是希望能複製遠流的成功模式。《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將套書的製作成本、冊數與售價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同一時間名人出版社推出《世界偉人傳記全集》，以梁實秋主編為號召，獲利更勝遠流。自此之後，套書便朝著高成本、豪華包裝、名家陣容、高額行銷預算的路線直行而去。一九八○年年底，時報文化出版公司順著這股中國熱與套書熱，發行《中國歷代經典寶庫》，全套四十六冊精裝，製作成本突破千萬，第一階段宣傳結束總計吸引九千名預約戶，光預約額就達到七千萬元的高標，創下國內出版業營業額首度逼近億元的傲人成績（陳奇）。套書的興起背後代表兩層意義，一方面顯示社會經濟富裕，人民衣食無虞，才有能力購買精神層面的消費品；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整體社會的文化水準提升。不過也有另一派人認為套書淪為客廳裝飾品，昂貴的價格更是讓缺乏經濟能力的學生讀者望之卻步，對於培養讀書風氣、傳揚文化並無實質助益。套書究竟為何擁有如此魅力？首先，三十六開本或二十五開本的單行本市場成為完全競爭市場 4. ，出版商無法賺取超額利潤，是出版業倒向大部套書的一大推力。書店是小書. 出版的唯一管道，而中盤商與書店倒帳、砍價之事屢見不鮮（陳銘磻，出版界， 140），使得小書出版商經營越見困難。再者，套書利潤高，且有助於出版社提升形象與聲譽，是為一大拉力。套書有各種宣傳預約管道，讀者不必透過書店，可跳過中盤商，直接與出版社聯繫，節省鋪貨、運輸等成本。更何況，套書與單行本讀者群完全不同，套書以四十歲以上事業有成，財力穩定的社會人士為主，單行本讀者則大多是學生或家庭主婦（隱地，出版心事，117），兩者消費力高下立 4. 完全競爭市場（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為經濟學名詞，是指競爭充分而不受任何阻礙和干擾的一種市場結構。簡單來說，市場的廠商數很多，商品同質，個別廠商無法任意改變市場價格。 10.

(17) 見。遠流出版社的成功為許多財務困苦的出版人帶來希望，於是眾家出版社紛紛興起轉換跑道的念頭，許多外界人士也捧著大筆資金跨行成立出版社，就是想趁著套書熱潮海撈一筆。眾人趨之若鶩的後果，就是出版品品質開始參差不齊。套書內容浩繁，需經過長時間細心編輯校訂，費心處理後續印製的各種細節，才能確保出版品的品質無慮。作家林雙不就曾指出遠流的《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因出書倉促，校對出現許多紕漏，錯字頗多，去信出版社也得不到回覆，恐降低讀者購買套書的意願與信心（289-90）。再者，套書的購書形式是發行前先打廣告，徵求讀者預約，先行付款，再分批寄書，無疑是考驗讀者對出版社的信賴。有時運氣不好，碰到無良出版社，套書尚未出齊，公司就惡性倒閉，或者書拿到手發現印刷質感低劣，內容是舊書隨意湊成，讀者投訴無門，也只能摸摸鼻子自認倒楣。出版人鐘麗慧也點出，廣告企劃是決定套書暢銷與否的重大關鍵，出版社常會搬出專家學者的名號，請他們掛名校訂工作，爭取讀者認同，為自家的作品抬轎，於是較著名的教授文人常備受打擾，甚至婉拒之後出版社仍逕行列入校訂之列，有侵犯專家學者名譽之嫌（250-51）。從《邱永漢賺錢學》到《中國歷史演義全集》以降，可大略看出套書風潮的演變。第一，從一套十冊書到四十六冊精裝，規模越編越大；第二，內容從經濟、醫學等實用文體，走向史學、古典文學、傳記等裝飾性為主的文類，且為降低編書成本，內容多以現有文本為主，鮮少翻譯文學，譬如四十六冊的《中國歷代經典寶庫》從詩經楚辭、唐宋詩詞收到論語孟子、老莊學說，範疇極廣；第三，除了套書本身主題要吸引人，出版社也越來越重視包裝，精裝書皮燙金印刷，名家校訂、掛保證推薦以拉抬買氣；第四，套書行銷必定會撥一筆鉅額的廣告預算，一般約花費五百萬左右（鐘麗慧 250），畢竟套書不放在書店販賣，廣告是唯一曝光管道，廣告吸睛與否大大影響套書的預約量及銷售額。. 第四節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廣告戰遠流推出《中國歷史演義全集》隔年年底，九五文化事業公司、名家出版社和遠景出版社幾乎同時看上「諾貝爾文學獎全集」這塊大餅，紛紛在報上釋出預購消息，引發一場廣告大戰。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九日，中國大陸通訊社主辦的《參考消息》報上刊登一篇作者署名小軍的報導，明確指出戰火點燃的時間順序：去年十二月十一日，九五文化事業公司登出第一個彩色大廣告，第二天名家出版社的廣告也出現在報紙上。遠景原計劃在今年三月十日七周年社慶 11.

(18) 時正式宣佈這項計畫，但在九五、名家兩家出版社的預約廣告出現後，不得不提前在今年一月宣佈，並展開預約。於是一場爭奪讀者的宣傳戰正式開始。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九五買下中國時報彩色十全稿5，大張旗鼓宣傳，五十冊預約價八千八百五十元。隔天名家在中央日報出擊，刊出小篇幅黑白兩色三全稿6廣告，雖然氣勢不敵九五，顯得略為倉促，預約價卻不到九五的一半，五十二冊平裝本兩千七百元，精裝本三千兩百元，企圖以低價取勝，不讓九五專美於前。最晚參戰的遠景遲至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才買下彩色十全稿，以「諾貝爾為什麼不笑」幾個顯眼的大字為題，推出五十冊預約價九千八百五十元，使原先就混沌不明的戰局更撲朔迷離。九五不僅在廣告戰拔得頭籌，更迅速於遠景刊登廣告後五日，也就是一月三十一日旋即推出全集第一批共三本書，讓讀者能夠一睹為快。並且二月再推十全稿廣告，放上五十冊精緻裝幀的書型實體，更製作三家出版社的比較表格，以 AB 公司代稱名家與遠景，從裝幀、編譯、優待三大點突顯九五大勝其他兩家，直指三家之中僅有九五重金禮聘校訂與校勘委員會，且主張九五數年前就展開策畫，「不料同業見賢思齊，尾隨競譯」，希望讀者能認明九五出品的正統全集。此廣告一登報，遠景立刻不甘示弱回擊，以同樣篇幅的全彩廣告列出顧問團隊，一一寫明被九五點名未標示清楚的項目，如紙張、裝訂、書及規格等細項。二月二十五日的廣告更引述馬克吐溫的名言：「謊言已旅行了半個世界，真理才在穿鞋，準備出發！」暗指率先登廣告的九五並非第一家籌畫全集的出版社，下方文稿聲明，沈登恩早在一九八○年八月二十日接受新加坡「南洋商報」採訪時，就已宣布出版全集的計畫，這才「掀起了台灣出版界競相尾隨跟進的熱潮」。九五與遠景你來我往，互不相讓，戰情逐漸白熱化。仔細比較三家廣告重點，九五祭出陣容強大的校訂校勘委員會，以學院派台大文學院院長侯健為首，強調製作嚴謹，並主打瑞典學院（Swedish Academy）7編篡，諾貝爾基金會（Nobel Foundation）8贊助，積極與瑞典學院簽約，試圖取得合法的翻譯權，打造血統純正的形象；遠景憑藉七年打造出來的優質聲譽，由鄉土文學作家陳映真擔任主編，無論譯者或顧問都是與遠景長久合作的老友，是讀者熟悉的藝文界人士，以此保證遠景的製作品質，雖然學術氣息比不上九五陣容，但知名度更勝. 5. 報紙廣告術語，十全又稱十全批、全十批，即半版廣告，長 24.8 公分，寬 35.7 公分報紙廣告術語，三全又稱三全批、全三批，即橫跨整版的橫式廣告，長 7.3 公分，寬 35.7 公分 7 1786 年成立，瑞典皇家學院（Royal Academies of Sweden）之一，主要職責是保持瑞典語言純正，並負責頒布諾貝爾文學獎。 8 1900 年成立，私人機構，專門管理諾貝爾遺產與諾貝爾各獎項的頒發。 6. 12.

(19) 一籌；9名家維持一貫低價策略，面對其他兩家搬出浩大陣仗，名家並不貿然跟進，聲稱省下廣告成本，以低價回饋讀者。一九八一年二月是廣告戰的高峰期，戰場擴及聯合報、中國時報、中央日報、工商時報等各大報，幾乎每日一登，一登便是半版或全版的彩色大廣告，出手之大之重令人咂舌。二月戰火如此猛烈，可能是因為一九八一年的農曆正月初一是國曆的二月五日，為了搶攻春節買氣，廣告打得特別頻繁。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國時報副刊以「都是諾貝爾惹的禍」為標題，刊登遠景版主編陳映真與九五版總校訂侯健的專文，題目分別是〈不朽的冠冕──「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出版緣起〉與〈文學的補過──翻譯「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全集」的意義〉，使戰火從廣告延燒到副刊專欄，直接一較高下。侯健文章的重點在於我國的新文學無論形式、思想或題材皆源自西洋，自嚴復、林紓以來我們已經譯過不少西方著述，可惜「人自為政，既乏系統，常失選擇」，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將上乘西洋作品「計畫性的迻譯」，才能「建立既與世界文學並駕，却又真正屬於自己的文學」。言下之意，九五版諾貝爾文學獎全集正是一套計劃詳盡的世界文學新譯，然而考慮台灣一九八○年代的翻譯人才，這似乎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陳映真的文章分成五大標題，前三段詳細介紹諾貝爾文學獎的起源和爭端，第四段話鋒一轉，介紹英文版與日文版文學獎全集，分別點出兩版的特點與缺憾，且因兩版尚有待改進之處，遠景並不完全參照英日版本，而是「站在中國人的民族立場，運用現階段中國人的智慧和財力，來重新編篡」。至於作品挑選標準，則是「依據原始的文獻，力圖搜羅得主的得獎作或代表作予以全譯和精譯」，底下列出一長串遠景精挑細選的作品，直言這些作品「從未在國內翻譯過」。根據陳映真所言，遠景版的諾貝爾是從作品原文譯出，而且之前從未有過其他譯本，保證是新譯。然而當時台灣的翻譯人才幾乎以英、日文為主，連遠景本身長期合作的譯者也極度缺乏歐洲語系翻譯人才，譯者面對歐洲語系居多的諾貝爾文學獎根本束手無策，況且文中列舉的作品有幾本確實已有譯本在先，譬如德國作家湯瑪斯‧曼的《布登勃魯克家族》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有傅惟慈的中譯本，並非陳映真所說的首度新譯。中國時報副刊專文刊出的同一天，工商時報也推出專題〈諾貝爾大戰後背的商戰風雲〉，分析一九七七年開啟的大套書狂熱，從遠流的《中國歷史演義全集》一路分析到《諾貝爾文學獎全集》，認為當下仍無從判定誰才是諾貝爾大戰的最後贏家，末段點出也許在一旁虎視眈眈的盜印商會是最終得利的漁翁。根據該文分析，截至一九八一年二月底為止，聲勢浩大、手腳較快的九五暫時取得預約量 9. 詳見第三、四章譯者介紹 13.

(20) 的領先，電話預約與劃撥預約各占一半，進帳的預約金額據傳已達七百萬元以上；反觀出手較慢的遠景喪失先機，加上廣告混戰使讀者暫時保持觀望，業績不如九五；名家光是廣告量就明顯比不上九五與遠景，成績墊底。根據遠景 A 小姐提供的剪報收藏，遠景不只在國內報紙長期發動廣告攻勢，連香港的明報和新加坡的南洋商報皆多所宣傳，甚至雜誌月刊也是沈登恩鎖定的目標，例如香港胡菊人主編的《百姓》半月刊和台灣黨外雜誌《政治家》半月刊，封底都可見遠景的全版彩色廣告，廣告詳細的刊登時間請見參考文獻第二項「廣告」。遠景為了打贏廣告大戰，資金從原定四千萬提高到七千萬，然而消費者不斷觀望戰局，遲不出手，預約狀況不如預期，在諾貝爾這場廣告硬仗之中，三家出版社似乎尚未嘗到甜頭，就已稍微預知苦果了。. 14.

(21) 第三章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本章分五節，第一節簡介全集內容，交代出版緣起；二至四節依序從原文來源、譯者、新譯與非新譯作品三個角度切入，探究遠景如何一步步完成諾貝爾這項浩大的套書計畫；第五節結論。. 第一節全集簡介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總計五十一種六十三冊10，收錄一九○一年至一九八二年七十九位得主共一百零九部作品，包括五十九部中長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二十五本詩集、十五部劇本、其他文類如史學、評論、回憶錄等八種。 11. 精裝本套書發行時間自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前後分. 六批出書。套書發行完畢，遠景另又製作彩色平裝本，可單冊分售，訂價較低。遠景的出版動機和出版目的為何？遠景負責人沈登恩為全集寫了一篇〈出版緣起〉，內容寫到他認為從歷屆得主的作品可以看出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進退消長，相互抗衡；而中國文學從五四至今，也持續展現這兩股力量的拉鋸戰，遠景希望這套全集能開拓中文讀者的視野，並對作家產生「他山之石」的效用。並且，為了呼應廣告戰的主張，重申遠景雖廣告登得慢，卻是最早開始計畫出版的公司，沈登恩特別強調，策劃一套中文版諾貝爾全集是遠景長久以來的心願，並花一頁篇幅詳細說明整個計畫從第一次提起、諮詢文人學者，到正式宣布計畫的時間點：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底，美國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比較文學教授鄭樹森博士經臺赴美，與我偶然相遇於友人家中，其時這套全集中文版的種種構思，一直縈繞心頭，終於按捺不下，便提出來與他商榷。…在一九八○年間，蒐集資料的工作已經展開，…在此期間，我曾將這個計畫向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先生及詩人戴天、作家胡菊人等提出。在同年七月國建會期間，亦曾向返國一起開會的白先勇先生、胡金銓導演及李歐梵教授請教。…同年八月中旬，我到新加坡旅行時，曾接受南洋商報副刊主編杜南 10. 1915 年《約翰克利斯朵夫》3 冊、1924 年《農夫們》2 冊、1928 年《克麗絲汀的一生》2 冊、 1929《布登勃魯克家族》2 冊、1932 年《富賽特世家》3 冊、1950 年《西洋哲學史》2 冊、1965 年《靜靜的頓河》4 冊、1970 年《第一層地獄》2 冊。 11 數據以全集第一冊附錄的「中文版書目」為準，書目僅標示至 1982 年得主，故 1984 年遠景出版的《1983 威廉‧高定》不予以計算，本篇論文也不列入討論。 15.

(22) 發先生訪問，並正式宣佈了這個出版計畫。（7-8）遠景全集掛名主編的是作家陳映真，不過真正負責編輯實務的是其它遠景的年輕編輯（陳映真 147），其中擔任總編輯的張恆豪先生在受訪時，表示他在一九八 ○年的秋天向沈登恩提出策畫全集的想法，時間點比沈登恩的說法更晚： 1980 年的秋季，我寫信向沈登恩建議，以當時遠景的格局和條件，以沈先生所能網羅的人才和財力，或許可細水長流地出版一套國際級華文版的《諾貝爾文學獎全集》，他收信後考慮了一段時間，終於約我見面，三番兩次商談出版的可能性、編務的細節以及將遭遇的難題。編輯羊子喬也間接證實張恆豪的說法：一九八○年十月我返回遠景，…當我再度回到遠景工作時，張恒豪向沈登恩提出編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的構想，並且正式到遠景擔任總編輯。（羊子喬 84）張恆豪原先希望依循遠景「世界文學全集」的出版方式，兩、三個月發行一冊，按部就班將諾貝爾得獎作品介紹給讀者，這種出版形式遠景已經非常熟悉，人力物力不是問題，只要適度配合行銷企劃，或許能像「世界文學全集」一樣，締造另一波佳績。然而遠景的全集計畫仍在考慮期間，九五已率先打出廣告，張恆豪於訪談表示此舉激發了沈登恩「好勝的出版決心」，隨即邀請張恆豪進入遠景擔任全集總編輯，張恆豪遂於一九八一年一月正式到遠景上班，除擔任全集總編輯，也兼顧其他叢書編務。由此推斷，也許遠景曾經考慮以叢書形式發行諾貝爾文學獎全集，但是一得知競爭對手宣布發行套書，考慮市場因素，購買套書的人鮮少再購買單行本，遠景也不得不放棄叢書計畫。因此我認為，遠景確定以套書形式推出諾貝爾全集，應是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九五廣告見報之後，才真正拍案定板。至於諾貝爾文學獎為何找上鄉土作家陳映真掛名主編，鄭樹森在回憶錄裡說，當時陳映真剛出獄，經濟困難，沈登恩為了資助他，便安排了這個位置（86）。台灣的文學市場以英美文學和日本文學為大宗，這兩類文學也不乏高知名度的文學獎，如美國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日本的芥川獎、直木獎等，雖然可能比不上諾貝爾獎的名氣，至少得主來自台灣讀者熟悉的國家。為何遠景不考慮. 16.

(23) 從這些獎項著手，而單單相中諾貝爾文學獎？我認為從遠景七年來的行事風格，可以得出合理的解釋。第二章提過，遠景早在創始之初即打破單色封面的傳統，帶動彩色印刷風潮。一九七七年沈登恩向政府當局陳情，希望解禁金庸作品 12，一九七九年才成功讓金庸的武俠小說正式於台灣合法流通。一九七九年，沈登恩找上一九七六年出獄的李敖，當時李敖入獄五年，大部分出版社不願替他出書，沈登恩不畏爭議，為李敖發行《獨白下的傳統》；同樣一九七九年七月，遠景耗時兩年工夫親訪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蒐集手稿及相關文獻，費時費力推出一套當時不被看好的《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其中一位編輯正是張恆豪先生。上述四件出版情事說明遠景的出版風格：不怕爭議，勇於克服限制，樂於挑戰風險。沈登恩縱或明白製作諾貝爾全集困難重重，套書形式對出版社的人力物力、製作時限更是一項挑戰，他也願意放手一搏，向外界證明遠景的出版實力。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遠景在中央日報刊登半版廣告，上頭寫道：「全集兩千多萬字，保證是國內的首次譯本，並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直接由原文翻譯，絕對是全譯、精譯的最佳版本。」（粗體字為廣告原有）這則廣告詞正好點出製作諾貝爾全集的三大挑戰：第一，英、日文作品以外的原文作品從何取得？第二，所有作品都要新譯，品質也要兼顧，還要從原文翻譯，譯者何來？第三，所有作品不只新譯，還要全譯，遠景如何趕在時限內出版整套全集？以下分三節探討遠景面對諾貝爾三大挑戰的應對之道。. 第二節原文來源張恆豪回憶當時剛進遠景擔任總編輯，桌上已經擺好兩套諾貝爾文學獎全集，一套美國版，由鄭樹森代購；一套日本版，由當時在日本教書的張良澤代購。美國版全集 The Nobel Prize Library（諾貝爾獎文庫）於一九七一年發行，一套二十冊，收錄一九○一年至一九七○年共六十六位得主作品，附上得獎評語、頒獎辭、致答辭、作品、得獎經過、作品年表共六單元，由諾貝爾基金會與瑞典學院贊助，紐約 Helvetica Press 發行。日本版《ノーベル賞文学全集》（諾貝爾文學獎全集）於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二年間發行，二十四冊作品集加上一別冊《ノーベル賞物語》（諾貝爾獎的故事），一九七四年出版第二十五冊，一九七六年第二十六冊，蒐羅一九○一年至一九七四年共七十二位得主作品，附錄單元少了得獎評語，多了「得主與作品」，由諾貝爾基金會贊助，東京主婦の友社發行。遠景負責翻譯附錄單元的人有日文譯者也有英文譯者，因此英日版都有參照。由於日本版只收 12. 金庸的武俠小說在香港左派報紙《大公晚報》連載，被視為附匪，一九五七年遭國民黨政府全面查禁（蔡聖琦，1950，97）。 17.

(24) 錄到一九七四年的得主，剩餘的作品年表是由遠景自行蒐集資料補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二年，遠景的頒獎辭只有一九七五年與一九七七年兩屆，得獎經過僅一九七七年收錄，其餘屆數從缺。除了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取消頒獎典禮以外，歷年來只有得主的致答詞從缺，即使得主缺席頒獎典禮，瑞典學院的頒獎辭也從不取消，研判是遠景一時無法取得原文，只得留白。另外，一九七九年及一九八○年的附錄單元「得主及其作品」的譯者竟是鍾文，鍾文是遠景慣用的假名，所有掛名鍾文的譯本都是抄襲中國或香港的舊譯（賴慈芸，功過難論），合理推斷這兩篇短文應是取自其他來源，並非新譯。沈登恩的出版緣起和陳映真的總序都提到，英日版諾貝爾一方面礙於篇幅，另一方面受到國際版權組織的限制，挑選的作品只能以節譯處理，或是直接跳過大篇幅的代表作，改收錄中小篇幅的作品。例如一九五八年俄國得主巴斯特納克以一九五七年的長篇小說 Doctor Zhivago 獲獎，英文版卻只收錄巴氏的詩作，日本版收錄自傳。張恆豪表示，他負責挑選諾貝爾全集收錄的作品，而他挑選的方式，就是研讀得獎評語、得獎經過等附錄單元，若文中直接點出得主因某部作品獲獎，就確定收錄該作品；若無，則從單元內提到的作品擇一收錄；若附錄單元沒有提到任一作品，則由張恆豪自行從得主的近期作品挑一部代表作。一旦作品挑選完畢，隨即列妥書單，向當時位於重慶南路的西風書店下訂單。西風書店現已改名桂林書局，是當時進口外文書的大本營，若要請書店代購，需事先付訂金，兩、三個月後到貨。除書店管道，遠景也利用本身人脈托人代購，或直接向藏書家購買，例如學者鄭樹森長期往來於美國香港，沈登恩便托他找書，作家張伯權熱愛法文作品，遠景便直接向他買書。張恆豪強調：「我們盡量以作品原文為首選，…如冰島、芬蘭等國家較難取得原文，才退而求其次購買英日譯本。」文類方面，小說最易取得，詩集、劇本等較棘手。總而言之，遠景挑選作品不以英日版為依歸，而是遵循自訂的標準，到國外蒐集作品，企圖打造一套不同於英日版，專屬於遠景的諾貝爾全集。. 第三節譯者來源遠景聲稱作品超過九成五由原文直接翻譯，然而這項任務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也難以達成。如第一章所述，諾貝爾文學獎七十九位得主僅十五位來自英語系國家，一位來自日本。其餘六十三位得主遍布全球，扣除西文、法文、德文三種台灣人較熟悉的的歐洲語言，冷僻語系仍占二十九位，比例超過三成五，這些作品光是蒐購原文就不容易，更別說在一九八○年代的台灣找到可以直接翻譯的人才。張恆豪也坦承： 18.

(25) 我們尋找譯者的標準是精通中文和外語，若是本身有在創作更佳。然而限於台灣當時的環境，歐洲語種要找到這類理想譯者並不容易，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透過英日譯本翻譯。即使退而求其次，使用英日譯本代替原文，台灣當時真的有足夠譯者，在套書的出版時間壓力下，翻完原文兩千多萬字的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嗎？答案是：沒辦法。除了盡力網羅譯者，遠景只得另謀兩條出路，一是使用台灣或香港的現成譯本，署名原譯者；二是改寫港中台現成譯本，譯者不署名、捏造假名、請人掛名校訂或掛名翻譯。遠景諾貝爾的新譯、台灣現成譯本和香港、中國現成譯本數量比較請見表 3-1。文類. 港中現成譯本. 台灣現成譯本. 新譯. 總數. 中長篇小說. 10. 16. 33. 59. 短篇小說集. 0. 0. 2. 2. 詩集. 3. 0. 22. 25. 劇本. 5. 2. 8. 15. 其他. 2. 1. 5. 8. 總數. 20. 19. 70. 109. 表 3-1. 遠景新譯、非新譯數量對照表. 遠景諾貝爾的內文包含七個部分：得獎評語、頒獎辭、致答詞、作品、得主及其作品、得獎經過及作品年表。除得獎評語和作品年表之外，其餘皆標出譯者。根據張恆豪的說法，他從諾貝爾一開始籌備就加入遠景，直到最後一批書的編輯與校對工作完善才離開，工作時間總共一年十個月。換句話說，遠景花了不到兩年就推出七十種新譯，產量十分驚人。為了完成如此浩大的翻譯工程，遠景總共動員四十二名譯者（已扣除假名「鍾文」、十位現成譯本的原譯者、六位掛名中國現成譯本的譯者、九位僅翻譯附錄單元的譯者），其中七位譯者先前已與遠景有過合作經驗，另外三十五位譯者則是首次合作。孟祥森、宋碧雲和李永熾皆替遠景翻過多本作品，這次諾貝爾全集也高居產量排行前三名。孟祥森和宋碧雲是全職譯者，從事英文翻譯，李永熾同時擔任教職，主要從事日文翻譯。孟祥森（1937-2009）筆名孟東籬、漆木朵，發表譯作多以本名示人，著作則掛筆名，早年也曾以「無根樹」之名做過翻譯。孟祥森出. 19.

(26) 生中國河北省，十一歲隨父母來台，台大哲學系畢業，輔大哲學碩士。頭兩本譯著於一九六七年問世，自此展開譯者生涯，譯作達七十本，以文學與哲學作品居多。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八年間，與水牛、牧童和志文三間出版社密切合作，一九七八年遠景推出「世界文學全集」，雙方開啟合作關係，同一年遠景也替孟祥森出版著作《萬蟬集》。孟祥森可說是遠景這次最得力的助手，除了新譯五本小說、一部史書，還貢獻三本卡繆的現成譯本。宋碧雲（1946-）早期筆名鄭秋水，桃園人，台大外文系畢業，曾任中學教師及報紙副刊編輯，獲頒中國文藝協會文學翻譯獎，是台灣戒嚴時期重要的台籍譯者。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宋碧雲辭去教職，聽聞甫成立的遠景正在積極徵稿，便帶著《愛與文學》（The Erotic Motive in Literature）的譯稿登門拜訪，譯稿予以錄用，雙方大約十年的合作關係就此開始。宋碧雲為諾貝爾新譯四本小說、一本自傳，也貢獻兩本海明威的現成譯本，其中馬奎斯的《一百年的孤寂》是她最蔚為人知的譯作，宋碧雲在紀念沈登恩的文集回憶彼時工作的情景，讓人一窺出版界搶譯諾貝爾文學獎作品的盛況：記得「一百年的孤寂」我悠哉游哉譯完五分之三，突然傳來馬奎斯獲獎的消息，出版社的氣氛頓時緊張到極點。沈先生為搶進度，派羊子喬先生「駐紮」在我家書桌畔校稿，協力將剩下的五分之二趕完。我拼命拉長每日的工作時間，儘可能不因趕稿而降低翻譯水準。那是我被人提起最多的譯著。（109）李永熾（1939-）筆名映荻，台中人，台大歷史所畢業，曾任台大歷史系教授，譯作橫跨文學、史學與哲學等領域。李永熾也是從「世界文學全集」開始與遠景合作，在此之前是水牛的主力譯者。這次為諾貝爾新譯兩部哲學論述、一部小說、一部劇本，外加貢獻三本川端康成的現成譯本。除了原有的譯者人脈，遠景也往學術界和文人圈尋求援軍，包含十四位大學教授及六位作家，而且找來的援軍大多都有翻譯經驗，以確保翻譯品質。由於翻譯圈缺乏歐洲語系譯者，遠景轉而向學術界求才，譬如負責西班牙文的劉啓分、俄文的王兆徽和法文的許文堂，其中劉啓分產量最高，新譯兩部詩集、一部小說、一部劇本，另貢獻一部現成劇本，比起全職譯者簡直不遑多讓。文人圈譯者產量第一名是評論家宋樹涼（1950-），筆名宋田水，彰化人，台大外文系畢業，為諾貝爾新譯 2 部小說，詩集、劇本各 1 部，還接下不少附錄單元的翻譯工作。另一組貢獻良多的文人譯者就是陳黎（1954-）、張芬齡（1954-）夫婦，兩人合力. 20.

(27) 迻譯兩部詩集和一部劇本，陳黎又獨自翻了一部詩集，此次翻譯經驗是陳黎夫婦投入文學翻譯的起步，日後兩人攜手譯介世界各地的詩作，對詩歌翻譯頗有建樹。除了遠景主動邀約譯者以外，其實不少新手譯者和作家也想加入工作團隊，例如日文譯者吳安蘭、英文譯者陳惠華、詩人鍾喬、作家楊渡等，都是自己登門拜訪爭取工作機會。遠景一來需要人手，二來也願意給新人磨練的機會，於是也採用幾篇新手的處女譯作，替台灣培養翻譯新血，譬如為全集新譯兩部中長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的吳安蘭，日後成了皇冠出版社的重要譯者，陳惠華也替志文翻譯多部小說。另一部份的新人沒被分配到作品，就負責翻譯龐雜的附錄單元，磨練譯筆。從遠景挑選的譯者陣容來看，遠景確實在能力範圍盡量達到「懂外文、中文好、有創作經驗尤佳」的要求，即使是學術界的教授也多有從事創作。分配作品的時候，則盡量找有相關創作或翻譯經驗的人。最完美的例子莫過於詩人莫渝，莫渝自大專時期開始發表詩作，一九七三年起譯介法文詩，普魯東和佩斯兩位法國詩人得主的作品交給他再適合不過，其他詩集也盡量交給陳黎、張芬齡夫婦、葉維廉、杜國清、李魁賢等詩人翻譯。梅特靈克的著名劇本《青鳥》則找來童書翻譯經驗豐富的專業譯者詹麗茹13。從新譯數量來看，遠景諾貝爾最重要的主力譯者是學術界和文人圈首度合作的二十四位譯者，新譯二十八部作品；其次是遠景合作過的七位譯者，新譯十九部作品。已有合作經驗的譯者名單詳見表 3-2，初次合作的譯者名單詳見表 3-3。姓名. 職稱. 翻譯語言. 翻譯經驗. 新譯數量. 孟祥森. 譯者、作家. 英文. 有. 6. 宋碧雲. 全職譯者. 英文. 有. 5. 李永熾. 教授、作家. 英、日文. 有. 4. 湯新楣. 全職譯者. 英文. 有. 1. 黃文範. 全職譯者. 英文. 有. 1. 陳紹鵬. 教授. 英文. 有. 1. 吳潛誠. 教授、評論家英文. 有. 1 19. 表 3-2. 遠景譯者列表之一. 13. 一九八○年代替長橋出版社翻譯一系列童書。 21.

(28) 學姓名. 職稱. 翻譯語言. 翻譯經驗. 新譯數量. 術李魁賢. 詩人. 英、日文. 有. 4. 界劉啓分. 教授. 西班牙文. 有. 4. 與宋樹涼. 評論家. 英文. 無. 4. 文陳黎、張芬齡詩人. 英文. 無. 4. 人莫渝. 詩人. 法文. 有. 2. 圈張伯權. 作家. 法文. 有. 2. 24 王兆徽位鄭樹森. 教授. 俄文. 有. 2. 教授、作家. 英文. 有. 2. 葉維廉. 教授、詩人. 英文. 有. 2*. 傅一石. 作家. 無. 2. 梁錫華. 作家. 有. 1. 谷巴. 作家. 有. 1. 楊月蓀. 教授. 有. 1. 王潤華. 教授、作家. 有. 1. 王無邪. 教授、作家. 英文. 有. 1*. 杜國清. 教授、詩人. 英文. 有. 1. 張錯. 教授、詩人. 英文. 有. 1. 方瑜. 教授. 有. 1. 英文. （李永熾妻）許文堂. 教授. 法文. 無. 1. 周英雄. 教授. 英文. 無. 1. 無因. 作家. 無. 1. 楊渡. 作家. 無. 1. 鍾喬. 詩人. 無. 1 38. 其吳安蘭. 新手譯者. 日文. 無. 4. 他陳惠華. 新手譯者. 英文. 無. 1. 11 詹麗茹. 全職譯者. 英文. 有. 1. 位王鴻仁. 編輯. 英文. 有. 1. 英文. 無. 3. 黃瓊華、哈國大學講師平. 22.

(29) 高大鵬. 博士班學生. 英文. 無. 1*. 有. 1. 無. 1. 無. 1. 14. 邱豐松. 高中教師. 初鳳桐. 退休外交官. 徐道昉. 政大俄文組. 法文. 畢業戴欽之. 1* 13 *表示合譯作品，不重複計算。表 3-3. 遠景譯者列表之二. 第四節新譯與非新譯作品遠景從各界號召四十二名譯者，若是有心為之，一套完全新譯的諾貝爾全集或許可能誕生，然而這次出版計畫可說是心有餘而「時」不足。例如俄國作家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中文約一百五十萬字，除非拆譯，否則根本無法在兩年內完成。遠景的出版緣起指出美國版和日本版為了遷就篇幅、礙於版權，只得放棄幾部長篇代表作，遠景雖不受限於上述兩種因素，時間壓力卻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延後出書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據。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遠景在中央日報登廣告，宣布套書預約至二月底截止，三月將寄出第一批書，往後每三個月出書十冊。然而根據書本版權頁的出書日期和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報紙的第二批出書預告，遠景第一批書延至五月二十日才出版，六月寄出，比原定日期晚了將近三個月。遠景的第一批書共計十七部作品，新譯卻只有四種，比例不到四分之一，其餘作品有七部採用台灣現成譯本，六部源自港中現成譯本，足見翻譯速度遠遠趕不上出書日期，只能先以現成譯本墊檔。張恆豪對翻印行為的解釋是：為節省經費，不得不沿用坊間已通行的譯本，而這些譯本的品質大致還可以，…也有部分，是以既有的譯本再經專人對照原文校訂的。表示除了時間壓力以外，翻譯成本也是遠景無法全數新譯的阻力之一。以下以出書時間為分界，列出遠景出版的七批書目，分成新譯與非新譯作品，非新譯又分成台灣與香港中國的現成譯本。出版日期以書籍版權頁為準： 14. 當時高大鵬仍就讀台灣大學外文所博士班，畢業後才成為作家，並擔任大學教授。 23.

(30) 第一批新譯作品： 1.. 孟祥森《土地的成長》. 2.. 孟祥森《偽幣製造者》. 3.. 陳黎《聶魯達詩集》. 4.. 王鴻仁《九點半的彈子戲》. 第一批非新譯作品（台灣譯本）：諾貝爾譯本. 源頭譯本. 1.. 黎登鑫《聲音與憤怒》*. 黎登鑫《聲音與憤怒》（1979 台北：遠景）. 2.. 黎登鑫《熊》*. 黎登鑫《熊》*（1979 台北：遠景）. 3.. 宋碧雲《戰地春夢》*. 宋碧雲《戰地春夢》*（1978 台北：遠景）. 4.. 宋碧雲《戰地鐘聲》*. 宋碧雲《戰地鐘聲》*（1979 台北：遠景）. 5.. 孟祥森《瘟疫》*. 孟祥森《瘟疫》*（1979 台北：遠景）. 6.. 無根樹（孟祥森）《墮落》無根樹（孟祥森）《墮落》（1971 台南：王家）. 7.. 鍾文《異鄉人》. 孟祥森《異鄉人》（1976 台北：牧童）. 第一批非新譯作品（港中譯本）：諾貝爾譯本 1.. 2.. 源頭譯本. 傅雷15《約翰克利斯朵夫》傅雷《約翰克利斯朵夫》*（1937-1941 上海： *. 商務）. 未署名《大地》*. 胡仲持《大地》（1933 上海：開明）由稚吾《大地》（1936 上海：啟明）. 3.. 未署名《兒子們》*. 伍蠡甫《兒子們：福地之續編》（1932 上海：黎明）唐允魁《兒子們》（1941 上海：啟明）. 4.. 未署名《分家》*. 唐長孺《分家》（1941 上海：啟明）. 5.. 楊澤《窄門》*. 卞之琳《窄門》(1947 上海：文化生活). 6.. 黃燕德《齊瓦哥醫生》*. 許冠三；齊桓《齊伐哥醫生》（1959 香港：自由）洪兆芳《齊瓦哥醫生》（1960 台北：五洲）吳月卿《齊瓦哥醫生》（1974 台北：黎明）. 15. 一九六四年傅雷的兒子傅聰入籍英國，台灣媒體稱之為「投奔自由世界」，傅雷作品在台灣得以解禁，遠景才能直接標明原譯者，否則譯者之名恐怕和遠景其他翻印作品一樣遭到抹滅。 24.

(31) *表示諾貝爾出版之前就收錄在遠景「世界文學全集」的作品.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遠景發行第一批書。從一月底宣布出書，到五月下旬，只有三位譯者趕得上第一波出版，其新譯比例證明一套全新迻譯的全集並不適合以套書的形式出版，不過遠景騎虎難下，在出書時限的壓力下，只得先拿台灣現成的譯本救火，甚至走回「世界文學全集」新瓶裝舊酒的老路，拿中國舊譯改頭換面，放上假名或請人掛名，佯裝新譯。預約諾貝爾的訂戶若是遠景的忠實讀者，應該會覺得第一批書非常眼熟。這批書的現成譯本高達十三本，其中十一本直接取自遠景自家的「世界文學全集」，而且當中的六本並非遠景新譯，而是翻印或改寫之作。遠景在廣告大肆宣揚諾貝爾全集收錄的作品皆是台灣首見的譯作，此時原本是遠景洗心革面的大好機會，趁勢將過去「世界文學全集」的舊譯翻新，可惜在時間壓力和成本考量之下，遠景還是選擇沿用現成譯本。第二批新譯作品： 1.. 宋樹涼《超越人力之外》. 2.. 劉啓分《大帆船》. 3.. 宋碧雲《農夫們》. 4.. 徐道昉《富賽特世家》. 5.. 孟祥森《不滿的冬天》. 6.. 劉啓分《總統先生》. 第二批非新譯作品（台灣譯本）：諾貝爾譯本. 源頭譯本. 1.. 李永熾《雪國》*. 李永熾《雪國》（1978 台北：遠景）. 2.. 李永熾《千羽鶴》*. 李永熾《千羽鶴》（1978 台北：遠景）. 3.. 李永熾《古都》*. 李永熾《古都》（1978 台北：遠景）. 4.. 劉大任、邱剛健《等待果陀》劉大任、邱剛健《等待果陀》（1969 台北：仙人掌）. *表示諾貝爾出版之前就收錄在遠景「世界文學全集」的作品. 第二批非新譯作品（港中譯本）：諾貝爾譯本 1.. 湯新楣《人鼠之間》. 源頭譯本湯新楣《人鼠之間》（1977 香港：今日世. 25.

(32) 界） 2.. 顏正儀《布登勃魯克家族》. 傅惟慈《布登勃洛克一家》（1962 北京：人民文學）. 3.. 王兆徽校訂《靜靜的頓河》. 金人《靜靜的頓河》（1940-41 上海：光明）. 一九八一年九月，遠景出版第二批書共十三種，新譯六種，台灣現成譯本四種（「世界文學全集」占三種），港中譯本三種，新譯比例不到一半。張恆豪說明《靜靜的頓河》校訂一事是出於政治因素考量：一九八○年代的台灣，仍處於政治敏感的戒嚴時期，沈先生擔心有些作品遭到查禁以致血本無歸，因此蘇聯得獎作家蕭洛霍夫整整四大冊的大河小說《靜靜的頓河》，不得已只好偷渡中國的譯本，因出書十分低調，幸好能無事地出版。如第二章所述，台灣早在戒嚴之前就從中國輸入翻譯書籍，戒嚴之後只是行事地下化，實際上偷渡香港中國譯本的情況從未斷過。出版界面臨的政治壓力到一九八○年代逐漸寬鬆，遠景推出《靜靜的頓河》無非是在試水溫，試探政府的容忍限度，就結果看來政府對俄國文學作品已經有放寬限制的趨勢。除了張恆豪提到的政治因素之外，《靜靜的頓河》篇幅多得驚人，使用中國現成譯本應該也有時間和成本的考量。第三批新譯作品： 1.. 李魁賢《卡度齊詩集》. 2.. 方瑜《織工》. 3.. 李永熾《沉鐘》. 4.. 張伯權《苔蕾絲》. 5.. 梁錫華《祭壇佳里》. 6.. 李魁賢《瓜西莫多詩集》. 7.. 莫渝；葉維廉；戴欽之《佩斯詩集》. 8.. 李魁賢《謝斐利士詩集》. 9.. 李魁賢《牆》.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