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與討論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結論與討論

壹、親職感受、婚姻衝突與代間支持之情況

本研究樣本之親職感受、婚姻衝突與代間支持的情況為何?由研究結果來看，家有 15 歲以下子女之家庭的父母，親職感受為「負向感受中等」最多，占整體五成。研究發現教育年數、職業狀況與 15 歲以下子女數和親職感受有關連。教育年數越高，親職感受為「負向感受偏低」的機會最高，研究結果支持過去文獻的發現，高教育程度的父母，可能擁有較多的資源，面臨困難或問題時，較容易尋求管道解決，因此較能適應生活，不容易有負向感受。在職業狀況方面，非全職工作者的親職感受，偏向較高機會為「負向感受中等」或「負向感受偏高」，此結果與其他研究發現相同，有全職工作的人不僅收入較多，並且擁有工作上的其他資源，而沒有工作或兼職工作的就業狀況，除了可能影響家庭收入的多寡，也可能因為以照顧小孩為重心，

與他人接觸減少而容易有負向感受（吳佳玲，2008）。另外，15 歲以下子女數越多，相較「親職負向感受偏低」較有機會成為「親職負向感受中等」，

因此越多的子女需要教養，使得父母不論體力或時間上的安排更加緊縮，親職負擔較沉重，較可能產生負向感受。

夫妻的婚姻衝突在本研究結果看來，其婚姻衝突的頻率偏低，表示夫妻雙方不常發生婚姻衝突，因此在與背景變項之關係探討上，未能看出婚姻衝突受個人人口特質的影響。研究者推斷此結果之可能，為本研究樣本接受調查時，所處的家庭狀況，皆為家中有子女階段，而過去研究探討婚姻衝突頻率增加的時間點，為過渡到父母階段，研究比較結婚後第一個小孩出生後的婚姻衝突頻率(Kluwer & Johnson, 2007；Doss、Rhoades、Stanley & Markman, 2009)，因此本研究之樣本受所處家庭發展階段之限制，無法比較不同家庭階段婚姻衝突增加或減少的多寡，所以傾向自陳婚姻衝突頻率不高。另外，

研究中發現男性的教育年數越高，婚姻衝突越多，此結果雖與過往文獻的發現有差異，但在婚姻衝突或婚姻調適的研究中發現，夫妻教育程度的差異，

可能更突顯夫妻的同質性或異質性，而對衝突帶來影響（周玉慧，2009）。

在代間支持的情況，樣本接受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比勞務支持少，但整體獲得支持的結果仍然偏低。在過去農家社會中父母對成年子女的依存度高，子女是重要支持來源（鄭淑子，1996；鄭淑子、林如萍、高淑貴，1999），因此子女接受父母的協助較少。但隨社會變遷，林如萍（2012）

探討台灣家庭的代間關係與互動類型變遷之分析，成年子女提供父母的金錢協助多於接受父母的協助，而勞務支持則呈互惠的狀態。成年子女與父母的代間交換會受到資源與機會的影響，呈現多元的狀態。因此在本研究中，成年子女接受父母的金錢協助仍然不多，但由於家庭的需求，接受勞務支持的比例則增加，特別在同住者因為地理的接近性，因此存在較多代間交換行為，所以獲得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勞務支持也較多。然而本研究並無進一步探討成年子女與代間支持的雙向互動，是否也會帶來影響，建議未來研究可分析了解。

貳、婚姻衝突對親職感受之影響

過去有許多文獻探討婚姻關係與親職表現的外溢作用，發現婚姻衝突的頻率會影響婚姻的品質，而婚姻品質的好壞會影響親職的表現，然而本研究奠基於過往研究的發現，推論婚姻衝突對親職感受可能存在外溢效果，因此期望婚姻衝突對親職感受有影響，尤其是較多的婚姻衝突可能造成親職負向感受。

本研究的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婚姻衝突無法顯著預測親職感受。然而因為本研究樣本自陳與配偶發生衝突的頻率平均得分不高，所以在樣本整體處在婚姻衝突少的狀況，可能造成在回歸分析中，部分變項的不顯著。此外，

兩變項之間的關係，可能還會受到其他因素影響（Baron & Kenny, 1986；陳寬裕、王正華，2011），特別是在壓力與負向感受間的關係，可能受到支持或因應行為而改變 (Wheaton & Montazer , 2010)，因此研究者進一步探討代間支持可能的影響機制，並發現在男性樣本中，婚姻衝突與親職負向感受的關連與方向性，會受到代間支持的調節作用而影響。

参、父母與公婆之金錢支持，對女性的親職感受僅有直接影響，且效果不同。

Melson (et al., 1998)的研究，證實了親屬的支持使得母親有較少的親職困難，然而質性研究（Fischer, 1983；李青芬、唐先梅，2013；利翠珊、張妤玥、鄧皓引，2014）卻發現上一代的支持可能對成年子女帶來養育上的衝突，特別是女性因為與媽媽或婆婆的關係不同，造成在協助養育上衝突增加。因此本研究期望使用量化方式，驗證代間支持對親職感受之影響為何。

依研究結果發現，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對女性之親職感受有直接的影響，自己父母的給的金錢支持越多，有較大機會成為「親職負向感受中等」，而不是「親職負向感受偏低」。而配偶父母給的金錢支持越多，則有較

高的機會為「親職負向感受偏低」，較不會為「親職負向感受中等」。表示：

父母的金錢協助，存在負面效果，而獲得公婆的金錢協助有正面作用，支持越多，能減少親職負向感受的機會。

此結果與過往研究發現相呼應，女性與自己父母和配偶父母之代間交換，存在各種複雜的規範及關係的影響（利翠珊，2007）。利翠珊（1999）

和林如萍（2001）研究發現，就整體協助而言，女性獲得母親的協助大於婆婆，然而因責任與孝道的社會規範，獲得自己父母的金錢協助可能產生代間的愛憎矛盾情感（利翠珊，2007），因此本研究結果發現女性獲得父母之金錢支持越多，無法減少親職負向感受。而在公婆之金錢支持對親職負向感受影響的結果討論，則與 Fischer(1983)針對孩子出生後，婆婆與媽媽對女性協助的研究發現相同：婆婆「給」得多，對女性在親職執行的協助上衝突與矛盾較少。

特別的是，本研究與過去研究皆發現婆婆、媽媽給與女性在勞務支持為多（胡幼慧、周雅容，1996；1997；林如萍，2001；唐乃華，2009），但研究結果則顯示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無法影響親職感受。相關研究發現女性與婆婆和媽媽較多的育兒衝突，來自於相似的勞務工作（利翠珊，2002；林津如，2007；陳映如，2012），因此角色責任的衝突，可能使得父母與公婆在勞務支持上對親職感受的影響效果不彰。

綜上所述，無論是父母或公婆之金錢支持，皆能對女性的親職感受直接影響，證實了代間支持對女性在養育子女上的重要性，特別在父母與公婆所給予的金錢支持產生的影響不同，突顯了華人家庭中，女性與上一代父母關係之獨特性。因此如能整合自己父母與配偶父母之代間支持的資源，對女性在親職上的實質助益則能更加彰顯。

肆、岳父母的金錢、勞務支持，對男性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有調節作用。

Booth(1991)研究提出，男性的朋友支持最能調節親職困難，甚至較多的親屬支持反而可能增加親職困擾(Melson et al., 1998)。然而在華人社會，

家人仍為男性在養育子女上主要的支持來源，因此本研究期望探討代間支持對親職感受的作用機制。以階層邏輯斯回歸分析，發現在男性樣本中，代間支持沒有直接影響親職感受，但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則存在調節效果。

依研究結果發現，男性在婚姻衝突增加的情況下，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高時，與「親職負向感受偏低」相比，成為「親職負向感受中等」的機會下降，結果表示：獲得岳父母之金錢支持，對男性在婚姻衝突高時能產生影響，對減少親職負向感受有幫助。過去女婿與岳父母之關係較少被研究，不過比起婆媳關係較為和緩，岳父母對女婿也較為禮遇，但關係較疏離（李青芬、唐先梅，2013），因此研究者推測，岳父母之金錢支持，較能視為一種資源，沒有奉養責任與孝道期待的約束，所以有正向的效果。

然而，為何僅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有調節效果呢？代間支持的相關研究提出，男性與父母存在較多的金錢往來（林如萍，2011；2012），其中獲得父母的金錢協助比女兒多（Lin & Yi, 2013）。但研究結果卻發現，接受配偶父母金錢協助能減少親職負向感受，此結果可能與華人社會中，家庭的孝道規範影響了成年子女與父母親在財務與勞務上的交換（林如萍，2000；葉光輝，2009）有關，以台灣代間互動的類型來看，兒子以「反哺型」最多（林如萍，2011），也就是單向提供給自己父母勞務與金錢協助仍為多數，因此自己父母的金錢協助可能受傳統奉養等孝道期待的影響，所以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在婚姻衝突與親職感受間的效果較明顯。

而在配偶父母之勞務支持部分，男性在婚姻衝突增加的情況下，配偶父母之金錢支持高時，與「親職負向感受偏低」相比，成為「親職負向感受中等」的機會下降，但在「親職負向感受偏高」的狀況下，接受配偶父母之

勞務支持則沒有減少親職負向感受，研究者推論，過去研究發現上一代父母對成年子女在親職協助之勞務支持，對兩性都有可能產生衝突（李青芬、唐先梅，2013；利翠珊、張妤玥、鄧皓引，2014），因此勞務支持的調節效果可能較為複雜，當與上一代父母沒有衝突發生時，勞務支持可能會減少親職勞務上的負擔，但有衝突發生時，可能增加更多負向的感受，因此可以再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解岳父母之勞務支持對男性在親職上的協助狀況。但和女性不同的是，對男性而言，在有婚姻衝突的狀況下，才存有對

在文檔中夫妻婚姻衝突對親職感受之影響-代間支持之作用 (頁 69-75)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與討論

壹、 親職感受、婚姻衝突與代間支持之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