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法制固然有其優點，然而每種制度之成形，與其歷史文化脈 絡不可區分，若是貿然引進，淮橘為枳，反倒有所不妥。雖然公司社 會責任明文與否各國皆有所異，有如中國明文規範者，亦有如日本選 擇不於會社法中規定公司社會責任，而是朝向完善相關制度之原因，
只有於現有制度真有所不足時，按民法第 1 條之規定，加以解決。不 過既然我國立法者已明文規範，本文以為該如何實現公司社會責任是 現下重要之課題，蓋公司法雖於 2018 年將公司社會責任入法，但公 司社會責任概念之落實，主要根基於相關法令制度之健全，不可能單 憑 2018 年公司法第 1 條第 2 項之增訂，便可獲得實踐，而須透過種 種配套措施，才能真正達到立法目的，而且不能使公司淪為社會救助 機構，仍須在公司營利目標下為之。
在第二章第一節中，可以知道在現代社會，法制逐漸完善之情況 下，基本上勞工、環保等法規都已課予企業法定的社會責任，守法之 企業已具有公司社會責任精神，但就如同 Carroll 社會金字塔所指，
法律僅是企業倫理最低標準，企業應進一步顧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利益。
況且現代事務繁雜，實在難冀望法令規章能夠十全十美，兼之在我國 實務運作上，似乎未加明文，則有裹足不前，故步自封之弊病存在。
故本文認為將公司社會責任明文，有助於公司勇於實踐社會責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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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以將之當作是補遺機制，在現行法規範均無法解決爭端時，得藉 由公司社會責任促使公司保障各利害關係人權益，甚至在企業併購此 種利害關係人間衝突對立更加明顯的狀況中，成為現有制度不足時之 突破口。換言之，雖然公司社會責任有其難以定義之缺點，但也因此 具有高度彈性，若能妥善運用，無疑能夠兼顧企業併購中效率性與公 平性之要求。
而在公司經營者之討論上，固然公司經營者是實踐公司社會責任 之第一線，但防弊興利缺一不可。興利上本文以為現行實務漸漸採用 經營判斷法則外，在經營與所有分離原則下，尊重公司經營者之專業，
或許可以參考日本法，引入董事免責條款之規定，使董事更能心無罣 礙，勇於決策，大膽選擇對於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保障較好之併購公 司，毋庸擔心會違反受託義務，否則縱使有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仍 不免有訟累之不利，如此一來，對於公司社會責任之實踐，俾有助益。
對於反對者所擔憂公司經營者假公濟私之顧慮上，本文則認為
各利害關係人間存有各種態樣之利益衝突，如何緩和或消除此種衝 突是立法論上值得探討問題，偏廢任一方都可能弊多於利，較可行 的方法是先落實資訊揭露。本文以為處在資訊化之現代社會，未來 可以更加強化資訊揭露等方面，對於公司社會責任之實踐有所裨 益。蓋觀歷來爭議，有不少問題根源於公司與股東或其他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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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存有高度資訊不對等，導致市場機制未能有效立即反應。如果 能夠強化資訊揭露，即使未有強制規定，也能夠透過市場機制，使 公司自願追求公司社會責任之實踐，會比強迫公司落實社會責任更 具實益。惟於追求資訊揭露時，亦應考量會不會造成勞師動眾，過 多的資訊反可能易於藏汙納垢，尺寸拿捏應審慎為之。
當資訊公開透明，市場機制真正運行無礙，此時若能搭配專業判 斷，對於公司企業併購決策有所幫助。然而現行企業併購法雖然設有 特別委員會，可惜大材小用，不但進入併購決策時點過晚，且權限薄 弱，未能真正彰顯當初立法者引入特別委員會之目的。雖說本文以為 專業判斷極為重要，但在是否需引入勞工董事之問題上，則持保留態 度，蓋我國歷來在國營企業中雖有設立相關董事，但成效似乎未如預 想，而且從企業併購相關案例中可見，透過勞動三權更能有效促使勞 資爭議快速獲得解決。至於引入利害關係人條款，本文則認為在公司 法已規範社會責任規範之情形下，似乎實益不大。
2018 年年底開始，在金融業併購中，政府額外要求於敵意併購之 情形，收購公司需為公司社會責任良好之公司，本文以為如此規定，
有助於減少我國公司對於敵意併購之疑慮。蓋在現行制度下，我國反 對敵意併購措施不似外國多元有效，往往需藉由政府介入，方能解決 紛爭。當敵意併購之併購公司，為具有企業社會責任良好之公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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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在併購過程中，自能多加衡量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減少紛爭。
而且要求敵意併購公司需為公司社會責任良好公司時，相關公司對於 社會責任報告書等要求，較有誘因，進而促使公司更願意去落實。
至於企業併購中員工權益保障部分，由於公司併購中，不單單只 對股東產生影響，對於其他利害關係人亦影響甚鉅，尤其在員工留用 部分，更是事關重大，有時甚至更是公司併購成功與否之關鍵。本文 以為，我國關於企業併購時勞工之相關規範繁雜，散諸各法，然而法 令規範雖多，惟是否足資保障勞工面對企業併購時之動盪，其實仍有 疑義。固然可以透過修法之方式，完善現有專業法令規章，加強勞工 個人權益，或是賦予其更多元有效之集體勞動權，以達到勞工權益保 障之目標。然而在企業併購中，併購時機轉瞬即逝，相較一般公司業 務經營有更高度之彈性需求，一旦強制規範必然某程度會失去彈性。
既然企業併購既需要兼顧效率性與公平性，法令規範又需要保有一定 彈性，則對於前述對於企業併購過程中，勞工權益保障缺漏之隱憂，
本文以為可以透過 2018 年公司法修正後，明文宣示之公司社會責任 作為突破口。在現有法令制度下，讓公司社會責任成為兼顧企業併購 公平性與效率性之平衡點，藉由此種較為概括廣泛，或是被批評成模 糊不清之責任，來保有企業併購上亟須之彈性，同時輔以前述公司經 營者在考量公司社會責任下之專業經營判斷，或許能夠有效解決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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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兩難之困境。
最後在我國金融業整併與公司社會責任之實踐上，本文肯認金融 業因為其特殊性，無疑需相較其他行業而有更程度之社會責任要求，
這也正是政府近年之所以大力推行綠色金融之緣由。而從過往之併購 案例中，雖然當下甚至是現在法令制度有所不完備之情況，但多能妥 適處理員工與公司間利益衝突之紛爭，只是本文以為，在現行制度下，
可以透過公司社會責任之要求，進一步使公司經營者在衡量決策上，
採行更多兼顧勞工權益保障與公司利益之行為，使公司社會責任成為 現有制度不足時之補遺手段。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欲落實公司社會責任，不論是完善相關法律 制度，抑或是強化資訊揭露、公司治理評鑑、自律規則、善用公司治 理指數等等方式都有助於實現公司社會責任。畢竟公司社會責任之實 踐，絕難僅僅透過宣示性規範獲得落實，唯有在配套措施齊全下，輔 以政府帶頭鼓勵、市場機制運作，方能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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