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企業併購與公司社會責任
第二節 經營者
雖然法規上，併購行為之最終決定者為股東會，惟於企業併購案 中，真正決定、影響併購之進展及其實質內容，實繫於董事會，甚而 於簡易併購之情形，只需董事會決議即可為之，故可謂董事可謂企業 併購之核心，其於併購過程中之相關權利與責任，更是關鍵所在。126 又公司法修正後，既已明示公司須負起社會責任，身負重任之公司經 營者無疑是貫徹社會責任的第一線。127換言之，在公司經營與所有原 則之下，公司經營者是真正負責公司經營決策之人，當立法者希望公 司社會責任得到實踐，幾乎等同要求公司受託人在公司經營決斷上落 實公司社會責任。
然而依照 2018 年公司法修法前第 1 條規定，公司係以營利為導 向，此時如果公司法未曾修法將公司社會責任加以規範，是否即意謂 公司經營者在經營決策上完全無庸考量公司社會責任，僅需唯利是圖，
追求公司利益？又修法明文規範公司社會責任以後，是否會有所區別？
又公司利益與公司社會責任間，兩者關係是否涇渭分明？還是二者之 間有相輔相成之可能，或是根本上可以認為公司社會責任本來就被包
126 劉連煜（2011），〈企業併購時董事之受任人（受託）義務──農民銀行與合庫合併案最高法 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六一號判決及其歷審判決評析〉，《月旦法學雜誌》，195 期，頁 225。
127 王文宇（2018），同前註 5，頁 33。
39
含在公司利益之概念中？公司經營者能否做出既追求公司利益，同時 實現公司社會責任之經營決策，盡可能衡平各利害關係人利益創造多 贏局面？另外公司經營者如欲實踐公司社會責任，究竟該透過何種方 式加以落實？有沒有其界限？當有明顯利益衝突時，公司經營者該如 何決策，方能無庸擔心受到股東究責或是訟累，有沒有事前或者事後 可以加以免責之可能？當守法已無法滿足現代經濟工商社會之需求，
若進一步要求公司經營者在業務執行時尚須考量公司社會責任，有沒 有相關配套措施可以做為輔助，以免立法者之美意淪為宣示口號？制 度設計上能否透過經營判斷法則，抑或公益董事之介入，又或是特別 委員會之設計等等方式，來加以協助公司經營者做出合於受託義務之 決策。上述種種疑問，尤其在企業併購中，各利害關係人彼此利益衝 突愈發明顯激化，如何衡平誠屬不易。惟企業併購固然要講求效率性，
以達到經營效益最大化，但也不能將公平性棄之不顧，否則併購事關 重大，稍一不慎則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綜觀我國歷來企業併購案 中，不乏未能平衡企業併購公平性與效率性，反致紛擾不斷，故在社 會引頸期盼下，公司經營者身肩重擔，面臨併購抉擇時，如何兼顧企 業併購的公平性與效率性，使公司社會責任得以落實，是本文所欲探 討之重點。
40
受任人義務、忠誠義務、信託義務、信賴義務、忠實義務、誠信忠實義務，本文將 Fiduciary Duty 稱為受託義務。如有謂為受任人義務或受託義務，周振鋒（2017），〈論商業判斷法則於 我國法制之適用－以企業併購為中心〉，《東海大學法學研究》，52 期，頁 145 以下。有譯為 信賴義務：參賴英照（2017），同前註 17，頁 445，作者自版；林國彬（2013），同前註 14，
頁 124。有翻作忠實義務：參陳俊仁（2005），〈由企業併購法第五條與第六條論我國忠實義
41
項時，其理由謂：「為明確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應踐行之忠實義 務及注意義務，並對公司負責人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乃立法者參考英美法及日本商法「公司與董事間之委任關係」
而來。惟在英美公司法體系建構上，董事之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在規 範上實有不同，不可混為一談，如美國將董事與公司間有利益衝突之 情形歸於忠實義務之領域，除外者則屬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範圍，對 於二者嚴加區別，別有不同法律效果。133可惜增修時漏未規範其內涵、
責任範圍及適用情形等等，致引發後續諸多疑義。134而我國法體系原 承大陸法系，引進後就董事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之關係，
遂生同質說與異質說之爭論。135
第二款 受託義務之對象
在探討董事受託義務之前，對於董事受託義務之對象認定，無疑 是一基本先決問題。誠如前述，2001 年公司法增修第 23 條第 1 項乃 參考英美法及日本商法「公司與董事間之委任關係」，然而外國法與 我國法本有相異之處。在英美法系下，董事受託義務對象究竟係公司 或者是股東有所疑義，當公司與股東利益一致時自不生問題，惟於二
133 黃清溪（2016），同前註 20，頁 66。
134 陳俊仁（2005），同前註 130，頁 206。
135 相關介紹可參黃清溪等（2015），《清晰論法：公司法爭議問題研析－董事篇》，一版，頁 105-106，台北：五南；黃清溪（2016），同前註 20，頁 66。
42
者有所衝突時，如何抉擇才符合受託義務？136公司經營者究應奉行股 東利益優先求取股東最大利益，抑或能在法令義務外，將公司資源用 於照顧員工、消費者等利害關係人，甚至是社會整體的利益，以善盡 公司社會責任？137
按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為我國董事受託義務之明文規定。又董事於企業併購時之受託義務，
規定於企業併購法第 5 條以及第 6 條，以確保併購決策過程具有妥當 性。138準此，兩者間規範有何不同，彼此間關係為何，實質探究。雖 然有論者指出，上述企業併購法規範乃零星式引進英美法系概念，並 未全盤考量外國發展與實務背景，實有立法上缺失。139對此本文以為，
由於企業併購法第 5 條以及第 6 條之規定，在 2002 年訂立後，迭經 修正，若欲更確切掌握法條精神，仍須從立法與修法之差異加以著手 討論。
2002 年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於立法之初規定：「公司依本 法為併購決議時，董事會應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行之，並應以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併購事宜。」然於 2015 年修正企業併購法全文
136 黃朝琮（2016），同前註 130，頁 4。
137 賴英照（2007），同前註 17，頁 167。
138 劉連煜（2011），同前註 126，頁 226。
139 陳俊仁（2005），同前註 130，頁 206。
43
時，將規定改為：「公司進行併購時，董事會應為公司之最大利益行 之，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併購事宜。」新舊法文字修改處 有二，其一為將「公司依本法為併購決議時」改為「公司進行併購時」， 其二係從「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到變更為「為公司之最大利益」。
前者要求董事會於併購之初期、磋商、提案、研議併購方式、決議、
執行等程序，均應盡受託義務。140相較以往規定，其適用範圍更加擴 大，無疑更能全面含括。141反之，後者規定之轉變，對於修法前後企 業併購與公司的社會責任之間關聯性，是本文討論重點所在。
第一目 2002 年立法規定
2001 年公司法增訂第 23 條第 1 項，使公司經營者為公司負責，
然而 2002 年訂立企業併購法則要求董事會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行 之，此間差異導致如何解釋「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成為斯時討論 企業併購法董事義務重要之問題。學者指出有幾個問題須先釐清，即 何謂「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公司之利益與股東之利益是否相同？
二者間利益有無衝突之可能？142
按傳統理論，股東是公司所有人，公司最大利益等於全體股東最
140 許兆慶、邱若曄（2017），〈企業併購應遵循之法律規範〉，謝哲勝編，《企業併購法律與政策》， 頁6，台北：元照。
141 陳彥良（2014），〈企業併購法之再建構－探討二○一三年行政院版企業併購法修法草案〉，《全 國律師》，18 卷 2 期，頁 10。
142 林國彬（2013），同前註 14，頁 125。
44
45
再從 2002 年企業併購法第 5 條規定來探求立法者之真意，當初 立法理由：「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係由股東會選出，董事執行業務自 應以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為之，故第一項明定董事於進行併購決議時，
應為全體股東最大利益行之，不得為董事本人之利益或公司之大股東 或指派其擔任董事之法人股東等其他人之利益作為決議併購行為之 考量。」又按 2002 年企業併購法第 2 條規定可知，企業併購法乃公 司併購之特別法，就併購事項應優先適用企業併購法。況且公司法訂 定在前，企業併購法立法於後，立法者明知彼時公司法之規定下，仍 如此規範，實乃有意為之。是以參與企業併購法起草甚深之學者150表 示：「企業併購法有鑒於在併購案中，股東與公司可能會『分家』，所 以，為確保股東權益，特別明示董事會依企併法進行併購決議時，不 只對『公司』負忠實義務，而且要『以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行之』。」
在上述之理念下，論者指出本項規定乃 2001 年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 規定之例外，「具有使股東因該條立法而於企業併購的脈絡中成為受 託義務直接對象的作用」。151
畢竟當公司面臨併購時，若股東和公司未來確定要分道揚鑣時，
可以想見此時公司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截然不同，股東多僅在乎在短 期內其持股能獲得多少變現利益，公司併購後之經營與其較無關聯，
150 劉紹樑（2003），同前註 130。
151 黃朝琮（2016），同前註 130，頁 46。
46
要求董事會應以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為依歸似乎有其道理存在。
惟是否可據此遂謂立法者有意採行股東優先理論中股東自治主 義，即董事會僅需以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為量？本文以為如此作結稍 嫌草率，文獻上有從以下幾點為討論者。
惟是否可據此遂謂立法者有意採行股東優先理論中股東自治主 義，即董事會僅需以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為量？本文以為如此作結稍 嫌草率，文獻上有從以下幾點為討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