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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文旨在探討中國各類型所有權結構之企業，在與銀行貸款產生信貸成本時，
貸款利率是否因為其所有權結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我們另外特別研究的是國有 企業中，中央企業（央企）與省企業（省企）的差別，關心是否因為中國銀行為 中央企業的關係，造就了中國銀行對央企與省企放款利率不同水準的大小眼情形。
同時我們也檢驗了 2003 年國資委的成立與 2008 年的金融海嘯是否會對這種信貸 成本的差異產生關聯。
我們大致介紹了中國大陸現今主要所有權類別的企業結構，其中我們發現了 國有企業私乎能在向銀行貸款的過程中占了優勢，能以較低的利率進行貸款行為，
私營企業雖然在中國占了絕大多數的數量（見表 1.），也有不錯的營業收入，但 在私營企業的成本面，龐大的稅收及相較過高的信貸成本，使私營企業遭逢巨大 的阻礙及打擊。而當私營等這些非國有的企業得不到有效或足夠的金融支持，縱 使數量持續增長、利潤持續增大，都還是可能會對中國整體經濟結構產生不平衡 的失調狀況。若換一個角度思考，私營企業相較於國有企業的經營風險固然較高 且較不穩定，但私營企業持續上升的數量與利潤，有沒有可能也是導致國有銀行 在貸款時選擇較高利率的原因之一？可能會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另外我們也回顧了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近三十年來的金融改革，
其中有關國有企業的改革影響整個中國的經濟型態與結構甚鉅。從一開始擴大國 有企業的自主權、建立現代企業的相關制度、國有企業的三年脫困，以及國資委 的成立，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在對國有企業進行「精簡」，重新組織及架構國有企 業，積極地將重點產業集結並給予較多的優惠，扶持「長子」栽培成長的意味更 顯濃厚。
我們所感到興趣的是，在中國面臨這些金融改革政策（內部）以及全球金融 危機（外部）影響時，各種類型的企業在信貸成本的反應上是否有所變化。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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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進行加總，並對其建立追蹤資料模型進行隨機效果迴歸檢驗後，我們發現整 體來說，國有企業不論是央企或省企，相較私營企業，都可以從銀行獲得較低水 準的貸款利率，其原因可能是國有企業較為穩定、風險較低，且有較鉅額的資本 額可供抵押，銀行自然就願意提供相對較低的利率。我們更可以從數據中發現，
央企相對於省企，更可能從銀行得到較低水準的貸款利率，甚至在不同階段的驗 證後，這種現象在 2003 年之後更為明顯，央企相較於省企，可以向銀行借到低 0.02 個百分點的利率水準，2008 年之後更擴大差異至 0.06 個百分點，說明國資 委成立之後，一連串的國有企業改革，使銀行對於央企與省企的放款標準差異有 加劇的情形產生。
至於 2008 年金融危機後，央企與省企相對於私營企業，對資金成本的差異 擴大的原因，除了有可能是持續發展及推動的相關政策逐漸發酵之外，也有可能 是由於金融危機的發生，導致屬於國有中央企業的銀行有了危機意識而更偏袒自 家的中央企業；另外一個面向來看，金融危機的發生皆造成中國各類型企業（集 體企業除外）與私營企業的信貸成本差異縮小，可能是金融危機造成中國銀行對 私營企業貸款也產生了類似同幅度的變動，致使各類型企業（集體企業除外）相 較私營企業的資金成本差減少，不過由於文章前面有說明第三階段的估計可能存 在較大的誤差，所以對第三階段的討論結果我們較有所保留。
本文之實證結果，似乎能表明中國國有企業（不論是央企或省企）能夠相對 容易，並以相對低的價格獲得銀行的信貸資源，也表明在國企之中，央企能比省 企獲得更低價格的借貸利率，這在某種程度也代表了央企與省企從銀行得到了不 同程度的補貼，產生了大小眼的情形。雖說同屬中央企業的銀行要對中央企業有 較多的補助聽起來合情合理，甚至其中帶有一些政府資源分配的味道，但中國政 府應該思考的是，除了應避免讓這種大小眼的情形擴大之外，有沒有更公平競爭 的管道可以使省企業，甚至其他類型的企業，獲得漸趨一致的信貸成本？這除了 牽連到各種類型企業在中國本身發展的特色及現存問題，也包含了近三十年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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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中政策與相關法令所造成的影響，例如私營企業的先天不足、依賴官員包庇；
國有企業的行政效率差、權力依舊過大，政企依舊沒有徹底分離等問題。中國政 府如何好好照顧自己的「孩子」──長子、嫡子與庶子，使其均衡中帶有差異、
差異中又不失均衡，即在考驗接下來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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