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日本殖民統治與臺北街市的發展
第二節 經濟發展
自從墾戶陳賴章招募漳、泉兩地移民開墾大加蚋，於大溪口建立市街，成為 臺北市的第一街，隨著墾區的擴大，移民人數的增加，艋舺因其優越的地理位置，
成為臺北盆地最大的貿易中心，為以後政治經濟中心打下基礎。但由於地理、貿 易的改變與排外的民風，使經濟的重心轉往大稻埕。城內歷經清朝與日本官方刻 意的建設，與艋舺、大稻埕形成臺北盆地內最重要的「三市街」。本節將探討清 領時期與日治時期，兩個不同政權下三市街經濟變化的情形。
ㄧ、清領時期臺北的商業活動
（一）清領前期臺灣與大陸的經濟活動
臺灣早期是一個移墾社會，大量的閩粵移民飄洋過海來到臺灣開荒闢土，因 此無法建立手工業，日常生活的必需用品須仰賴大陸的供給，因而貿易於臺灣社 會變得非常重要，而負責此項貿易任務者即為「行郊」。「郊」是一種從事進出口 生意批發的總稱，這些批發商店通稱「某某行」。由於臺灣對大陸的貿易港口集 中於西部，為了往返兩岸經商，商人於河港或海港地區組織「行郊」，在臺南、
鹿港、新竹、澎湖、艋舺、大稻埕、宜蘭，都可見到這些「行郊」行號，負責將 中國大陸貨物進口到臺灣，再轉往農村銷售；從臺灣農村蒐集貨物運往中國大 陸，在清代的臺灣社會中，形成各地方性的貨物銷售系統。
臺灣在咸豐年間，安平、打狗、淡水、基隆開港以前，所有對大陸的貿易全 由郊所把持；由郊輸入貨物，到達一般消費者的過程，大致如下：大盤商稱「行 郊」又稱「頂手」或「九八行」（因從買賣中抽取 2%的佣金實付 98%的貨款）； 中盤商稱「割店」，介於行郊與文市之間，經營貨物的批發店鋪，通常設於各市 街，再將貨物轉售給各地的小賣店（俗稱「文市」）和販仔。普通一行郊會與三、
四家割店往來，一家割店約有一百上下的文市顧客，但亦有行郊兼割店。「文市」
也稱為「門市」或「下手」，常設於街頭巷尾，直接零售予消費者。但自製原料、
自製商品並自販賣者，例如香店、銀紙店，也算文市，稱工夫店。如就自己的原 料加工販賣或以顧客原料加工為業者，如染房、打銀座、裁縫店，也稱文市，稱
為手藝店138。「販仔」是小型批發商，由店家採購乾物雜貨等物，肩擔到各街庄 轉售予該地小店鋪。而直接銷售予消費者稱為「小販仔」，這類小販所售之物多 為日用雜貨、化妝品、針線等物。另有「路擔」為擺在路邊的攤販139。（參見圖 3-9）
圖 3-9：臺灣貨物銷售網路 ↗文市→顧客 ╱
行郊╱
╲
╲ ↗文市（大街的）↗路擔→顧客
↘割店╱ ↘販仔→文市（小街的）→顧客 ╲ ↑
↘販仔………↑
經由上述的銷售網路，大陸與臺灣的貿易便連結在一起。清領時期臺灣內陸 交通不便，貨物由中國大陸運至臺灣各河口港之後，再經由海運以舟將貨物運至 各區域的河口，因此臺灣西部形成了幾個經濟地理區，且可與大陸直接貿易。（參 見圖 3-10）
138周憲文《清代臺灣經濟史》，臺灣研究叢刊第 45 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 3 月，頁 84~85
139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之〈臺灣私法第三卷〉
第四編第二章第四節「商人之種類」，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出版，1989 年，頁 212~214
圖 3-10：臺灣西岸河口港與自然經濟區
資料來源：宋光宇〈霞海城隍廟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的關係〉，《宗教與 社會》，臺北市：東大，1995 年，頁 151
清領前期以臺南、鹿港開發最早最興盛，到了道光年間艋舺已成為北部的經 濟重鎮，臺灣的第三大城。鄰近臺北盆地街庄的經濟活動，都直接或間接與艋舺 郊商有銷售的關係，因此形成了幾個具規模的市鎮如：錫口街、景美街、新店街，
枋寮街、板橋街。
（二）清領後期臺灣經濟的轉變
1860 年後，臺灣開港邁入世界貿易體系，1863 年海關總收入為三萬六千二 百四十九兩之中，淡水港所得份數為二萬三十九兩，佔總數 55%。1892 年海關總 收入為一百零七萬九千零一兩之中，淡水港所得份數為六十三萬五千零八十兩，
佔總數 59%140。可見淡水港的貿易超越其他港口，成為臺灣最重要的吞吐口。
140連溫卿〈大稻埕的經濟發展〉，《臺北文物》第 2 卷 3 期，1953 年 11 月 15 日，頁 20~21
當淡水開港之後，艋舺為淡水港所有進出口貨物的集散地，直到 1869 年， 年（1867）及八年（1869）英人 John Dodd 試銷澳門與紐約成功後，開設茶館於 大稻埕，臺灣之烏龍茶即濫觴於此。至光緒初年（1875），在大稻埕之外國人及
142林滿紅《茶、糖、樟腦與晚清臺灣經濟社會變遷﹙1860~1895﹚》，臺北市：聯經，1997 年，頁 180
二、日治時期臺北的商業活動
塵莫及。如新興的玻璃業，日本人稱玻璃為「硝子」，專門製造各種玻璃燈，為
蘆竹仔腳街 5
「臺北府城內，…商業大抵為福建人所占，…，土人之大店甚少，商品為雜 貨乾物最多，凡一商售一物一品者甚少，可知未至盛大。…」150
由上述看出，當時城內的商家以閩人為主，臺人經營的商店規模小，以雜貨 乾物最主，顯見城內商業尚不發達。
（二）日治時期三市街商業的發展
日本佔領臺灣後積極進行掠取臺灣物資的殖民政策，並全方位發展農業，為 了方便運輸物資修築了西部縱貫鐵路，因此改變臺灣的運輸結構。清領時期臺灣 西部因與中國大陸貿易形成幾個河港城市，迨縱貫鐵路完成後，將南北的河港城 市串連起來（參見圖 3-11），路上交通因而更加方便、快速，使商業活動的往來 更密切。
透過鐵路的運輸臺北地區成為三個商圈，一為內圈（艋舺、大稻埕）以雜貨 交易為主；第二圈（南至新竹，以車程一日來回為限）以銷售待客用品為主，第 三圈（全省到中南部，一年一次批發即可）以批發綢緞布匹為主（參見圖 3-12）。
150黃得時〈城內的沿革和臺北城〉，《臺北文物》第 2 卷第 4 期，1954 年 1 月 20 日，頁 27
圖 3-11：河港城市 圖 3-12：臺北為中心商業同心圓 資料來源：宋光宇〈霞海城隍廟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的關係〉，《宗教與
社會》，臺北市：東大，1995 年，頁 153,157
由於南北的商業活動頻繁，臺北市商家林立，因此可從日治時期商家的數量 與性質，了解臺北商業發展的概況。日治時期有關臺北市商家記錄，以大正十一 年（1922）南國出版協會出版的《臺北市町內改正案內》年代最早也最完整，因 此選擇作為日治初期臺北市商家資料的依據。為了統計上能觀察出商家的變化，
選擇間隔十年，即昭和九年（1934）年出版的《昭和八年臺北市商工人名錄》做 整理分析。
雖然大正十一年（1922），日本政府廢除原有街庄名，改用路段式「町」，但 為與清代三市街做比較，此處仍稱以舊名稱之，但統計時依各町所屬的市街計 算，其所屬的市街町別如下151：
艋舺－西門町、新起町、元園町、若竹町、老松町、八甲町、入船町、龍山寺町、
有明町、新富町、末廣町、壽町、築地町、濱町。
大稻埕－大橋町、永樂町、太平町、北門町、日新町、建成町、上奎府町、港町、
151劉劍寒主編、黃淑清編著 《臺北市路街史》，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5 年，頁 48~58
泉町、蓬萊町、下奎府町。 正十一年（1922）大稻埕商店數量為 287 家，昭和八年（1933）增為 1671 家，百 分比從 23.01%增加到 31.24%，顯示原已繁榮的大稻埕，於日治時期繁榮的景象 更加的擴展。（4）艋舺地區從大正十一年（1922）至昭和八年（1933），由 27.99%
增為 29.18%，成長緩慢似處於停滯的狀態，可見日治時期大稻埕的榮景持續的
表 3-14：大正十一年（1922）、昭和八年（1933）三市街產業內容與商店數量
從表 3-14 整體來看，大正十一年（1922）至昭和八年（1933）接客業都是商 家數最多的行業，所謂接客業是指接待客人的服務性行業，如旅館業，艋舺成長 是最快地區。貸付業於大正十一年（1922），艋舺僅有 4 家，城內 1 家，大稻埕 則無，但到了昭和八年（1933），三區的貸付業都名列前二、三名，貸付業主要
的營業項目包含土地、家屋、金錢、質鋪等，可見當時臺北地區相關業務的發達。
大正十一年（1922）和洋雜貨小間物卸商，在三區商家數都名列前五名，所謂「卸 商」即是指批發商，尤其是城內商家高達 40 家，可見當時對於日貨及歐美貨物 需求的增加，城內和洋雜貨消費者以日人為主，艋舺地區亦有較多的日人居住，
因此對於洋雜貨消費亦較多，但大稻埕的消費及住民，以一般的臺人為主，和洋 雜貨小間物卸商數量也高居前四名，可見臺人的消費能力大大的提升，也顯示臺 人的經濟狀況的改善。
再就各區分析，艋舺除了接客業、貸付業的成長，商家仍以食料、日用品、
雜貨為主，另外較興盛的行業，則有傳統的手工木竹材製品及製造。大稻埕食料、
日用品、雜貨特別的發達，因昔日南街、中街、中北街，亦即今日之迪化街，為 日治時期全島中藥與食品大批發行的聚集地，各地所需的農村食品，舉凡魷魚、
小魚乾、香菇、木耳，多集中於此地批發。至於城內的商業性質以接客業、貸付 業、金屬製品、細工為主，雖然一般會社與吳服被服同附屬品所佔的比率仍高，
但都不及大稻埕152。
日本政府以三市街為臺北市發展的基礎，雖然艋舺是三市街最早發展的地 區，但因外在環境的改變，以及當地居民排外的觀念，使艋舺未能配合時局的改 變，因而無法維持昔日的經濟地位，遂由大稻埕取而代之。而城內住民多為日本 人，因此日本政府刻意建設，於日治初期反而呈現商家林立的景象，城內成為最 現代化的區域。
日治時期是臺北由早期的移墾農業社會，邁向現代化工商企業組織的過渡 期。臺北作為日本政府殖民統治的中樞，在日本計劃性的建設下，交通、市容、
日治時期是臺北由早期的移墾農業社會，邁向現代化工商企業組織的過渡 期。臺北作為日本政府殖民統治的中樞，在日本計劃性的建設下，交通、市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