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政策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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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成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多樣性責任，包含友善社區關係、保護環境、重視員工權 益和研發社會責任產品的特質，不論企業規模大小，經營管理階層有效管理企業的 品質和能力，引導員工奉獻積極正向的態度在企業社會責任，公司治理規劃設定目 標和管理方式，在公司營運要能引進新技術、改善流程，透過持續監控及審查營運 目標達成的進度及表現績效，依績效提供激勵來鼓勵整體員工達成目標，嚴謹且正 確的管理企業亦是實踐社會責任的最佳方式，企業管理良好更能達成社會期待。

學者 L. Simone（2009：304）以美國 Ketchum 與 Ruder Finn 二家企業執行 CSR 時發現到，企業需要完善處理與社會的關係，特別是社會民眾要求對社區中運作的 組織應採取更多的問責制，以及對社會負責。由於這二家是國際性企業，擁有許多 全球性公民的員工，全球契約是聯合國契約最重視社會企業責任的但無強制性。管 理良好的企業設定管理目標後，就由領導階層持續為目標及進度作檢視，但如果企 業僅以自願性質加入全球契約，加入後就停止參與活動，則因無政府強制法令約束 下，若問題發生時無法規範企業，由於問責制無強制性，企業隨時自由可進出全球 契約的聯盟，也因協會無法針對不再出席者要求進行精確衡量問責的標準，加上為 避免受限法制及主管機關定期查驗的麻煩，部份企業轉而將資源放在慈善活動，實 踐對公共關係的負責。

第二節 社會政策的執行

政府推動社會政策時，必須透過地方政府去執行，而經由地方政府配合政策才 能把資源分配給需要的人，為監督地方政府的效果，應合理採用評鑑指標來推算地 方公共支出的效率。根據吳濟華等人（吳濟華、劉春初、馮永猷，2000）提出為了 將市場競爭的觀念帶進地方政府，鼓勵地方公共財能達到最適分配效率，透過競爭 及運有有限資源分配，避免因地方政治生態為追求外部利益，過度將有限資源投注 在公共支出擴張，因此影響公共支出運用的效率。透過研究國外地方政府發現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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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行政、教育、社會服務、衛生與環境、綜合產出指標來評估公共支出的效率，尤 其因各地方政府在管理轄區內，地方環境、人口結構、財政收支、商業活動、教育 資源等方面有所差異，為避免因歷次選舉政黨輪替產生分立政府的現象，更因此造 成制度性衝突，也削弱地方政治行政運作效率。

而採用企業在自由市場競爭的模式，把公共支出去對照管轄地區人口數，把有 限資源進行合理分配，在美國研究地方政府的支出時，發現因政治人物的任期時間 有限，因此多數政治人物對於支持或反對的政策，多會以下一任期的競選為考量，

如此一來較容易導致決策的偏差，只有能夠立即獲得選民立即且高度回報的方案或 計劃才較有優勢，假設公共支出是以資本性計劃，例如承諾興建建築物、道路、其 他基礎建設，就會由中央審核同時較容易籌措資金，則容易受到青睞，若是維修保 養或是需要使用者付費的建設就不受喜愛（徐仁輝、袁考平 譯，2010：169）。

根據分析由 1998 年至 2008 年，台灣二十三個縣市在各項公共社會福利分配情 況，透過人口結構、就業結構、財政條件發現這些項目都會影響地方政府社會福利 的分配，更應朝合理且均衡配置人民需求與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惟中央政府與地 方政府對於財政收支劃分、統籌分配款稅捐與補助款分配，存在實質認定的差異，

對於分配款發放對象存有爭議空間，地方政府在調查區域的社會福利需求時，透過 人口結構、經濟產業、地理環境等條件，讓施政目標訂定明確。但地方政府也存在 部分轄區內商業活動熱絡，容易徵收稅款，但部份轄區缺乏工商業也是財政能力偏 差，當中央政府撥付稅收時，地方政府財政原本較弱勢的，可獲分配款將變得更為 不利，因此為平衡縣市及地方發展，將社會福利集中度較高的地區轉移至社會福利 集中度較低的地方。從 2001 年起，原本社會福利集中度較高的台北市，陸續降低其 集中度，宜蘭縣、花蓮縣、屏東縣、高雄縣、雲林縣、新竹市、嘉義縣、嘉義市與 彰化縣巳逐漸調高社會福利集中度，以年齡來區別時，老人能透過投票來選出對自 己有利的政策，但在十四歲以下年幼的兒童或少年，就不具投票權容易被忽略，成 為政策受害者（蔡妮娜、陳彥仲、許永河，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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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在社會福利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制度對財富分配及經濟 發展有重要的作用，在設定管理目標後，就需要能持續為目標及進度作檢視，也因 此財富分配、社會階層結構和經濟績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發現政府制度和政策對 財富分配和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依據眾多發展中國家和落後國家的制度，以政治 投資和社會階層結構的模型研究財富不均和經濟增長關係。包括各階層的政策訴求 實現機制和政策資源的配置，會密切影響社會的投資激勵和人力、物資資本合理配 置的效率，也影響長期的財富分配和社會階層結構及經濟政策績效。在政治經濟學 模型理論中，政府向富人課稅，全社會共同享有稅收，當社會政策有效激勵，透過 人力資本、物質資本、社會階層結構的合理配置，才能達到長期均衡的狀態（李太 龍、潘士遠，2014：406）。

台灣社會福利政策具有理性選擇相關性，以研究「理性選擇」、民主制度與操 作遊說 William H. Riker 新政治經濟學的回顧與評述提出到：行為者會對固定偏好的 結構，尋找集體選擇的穩定結果，制度是人們共同選擇出來的，人們會對策略偏好 而政策性的選擇制度；台灣朝向效率及程序透明進行實務改革，避免因選區利益壓 力造成衝突，朝向制度變革努力（陳敦源、吳秀光，2005：206）。

美國在 1996 年實施「福利改革」計劃，原以無期限提供補助給扶養小孩家庭的 救助計劃（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改提供額外激勵（incentives）和 協助，提升工作技能與可以再次進入職場，能讓所得呈現適度提升，而如果長期提 供金錢援助，只會造成民眾更依賴政府支援，當補助不再繼續時，就會造成落入貧 窮的困境，讓受助者也感受自立的肯定和認同感，進而能增加責任感，真正成功的 政策能減少貧富不均的狀況，台灣開辦全民健保為全民提供社會保險，為了能增進 人才競爭力也開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透過基本教育學習知識和技能，能儲備智 慧性知識資本，更能進而培養優秀的高等教育人材，提高國家整體競爭力，加上國 民有儲蓄的好習慣，在高儲蓄率且穩定的經濟能力，帶來國家財政安定（徐仁輝、

袁考平譯，2010：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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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三節 政策引導與推行

在政策方面，政府一定要先帶頭作起，才能發揮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在政府 引導下，透過企業的跟隨，才能逐步落實。1980 年代起西方國家改以追求市場效率 的方式，進行制度創新，由傳統的大有為政府轉為小而美政府，形成新公共管理的 改革，由於管理朝向經營績效，以更具備知識、技術來滿足管理需求，朝向促進全 體社會的最大福祉，不再針對特定團體或利益為出發點，以更公平朝向有利社會群 體為治理目標。學者湯京平（2011）提出，當制度在運作多年，經過長時間政治經 濟情況不斷變化下，慢慢開始衝擊原有的制度，制度是一種延續的過程，有些原生 制度若可以幫助當地居民的需求，這些制度就會容易被存續下來，但有些制度則會 被破壞，新的制度治理模式在轉型過程可能會有過渡期的調整適應過程，為評估制 度績效，更採用 accountability 問責制來解釋原生制度的延續和新制度創新和變遷的 過程。

一、訂立政策引導企業：政府以訂立明確且可遵循規定並推動法規，來引導企 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減少不道德的行為，研究顯示企業自律行為潛移默化的擔 負更多的社會責任，市場機制自由調適下以追求長期獲利但不造成過多的負擔，倘 若負責人若以增進個人或股東利益而逼迫員工從事不道德的行為，危害社會福利，

應由政府立法規範引導企業負起社會責任，政策應公平對待相關利害關係人，才能 增進社會總體福利（邱明斌等 譯，2010 ; J. Scott & Kesten, 2013：1922）。

研究台灣標竿企業聲望與企業社會責任調查，發現存在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

規模大的企業由於社會能見度高，在制度化環境壓力會呈現較強的社會責任動機，

財務績效表現佳的企業也可能因為擁有較多資源，在社會責任表現會更為積極；另 一方面與利害關係人維繫和諧的關係，以關心公益、保護環境等關懷社會的議題帶 給社會積極正向的影響，無形之間提高潛在商譽，企業聲望好連帶提高能見度，社 會大眾關注同時也帶給企業壓力，群眾監督下帶來全民共治效果，促使企業能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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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期待積極回應（黃家齊，2000：375）。國外研究 CSR 於不同國家或行業，公 司的整體績效、產品議價能力、市場上的發展、行銷策略、對股價的貢獻，和企業 從事社會責任活動呈現正相關性，當企業擔負的社會責任受到社會大眾所認同，連

社會期待積極回應（黃家齊，2000：375）。國外研究 CSR 於不同國家或行業，公 司的整體績效、產品議價能力、市場上的發展、行銷策略、對股價的貢獻，和企業 從事社會責任活動呈現正相關性，當企業擔負的社會責任受到社會大眾所認同，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