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代工業發展迅速，自然資源消耗速度倍增，導致原物料的價格持續上漲，
製造商不斷提高成品價格，間接影響位於供應鏈尾端的消費群，其中以稀有財
（Scarce goods）所受的影響更為明顯。以石油為例，國際間的原油價格持續升 高，民眾日常生活負荷日漸沉重。為解決資源日漸稀少的問題，各國皆有其因應 策略，主要的方式是由基本面做起，呼籲民眾節約能源的使用。然而，工業用料 的替代性較低，資源的耗損難以縮減，因此二次料的議題漸漸受到矚目，回收問 題開始廣為討論。
自然資源再生的速度遠低於人類對物質的需求程度，回收動作其目的除了保 護自然資源的耗損，亦能夠減少廢棄物對環境帶來的永久影響。正向供應鏈流中，
主要的產品流動方向為製造商將成品配銷至批發商，零售商再向批發商批貨，最 後經由零售商銷售至顧客。當產品生命周期結束，消費者不當的棄置行為對環境 的破壞甚鉅，為抑制該問題益趨嚴重，許多回收相關的環保法令開始推動。回收 為逆向供應鏈重要的一環，廢棄物品可能由顧客直接送回製造商，亦可能由資源 回收處理商進行回收，回收物品經過再處理產生的二次料可進行重複使用。近年 來，國際間針對廢棄物造成的環境汙染提出多種應對方式，其中以綠色供應鏈
（Green supply chain）的概念最廣為採納。綠色供應鏈以降低對環境的污染與減 少資源消耗為目標，要求產品從製造初期即需考慮對環境及資源耗用的影響，利 用產品回收來整合逆向供應鏈與正向供應鏈，形成一個物流迴圈，從資源優化利 用的角度，來考慮製造業供應鏈的發展問題。由整個概念推演可知回收扮演著關 鍵的角色，如何妥善規劃回收系統顯得相當重要。藉由國際間的推廣，綠色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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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已經落實到各行各業，許多廠商對於代工廠或外凿商都嚴格要求產品的有害元 素含量不得高於標準值，消費市場中，又以電子電機或資訊類的產品最受到注目。
本論文根據行政院環保署資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員會的資料，統計出民國 96 年台 灣廢電子電器和廢資訊物品回收量約達三千兩百公噸。Lee et al.（2000）指出台 灣國內每年約有 300,000 台電腦廢棄品，其中所含有害物質若不妥善處理，將對 環境產生相當大的危害。歐盟對於該類產品已制定諸多法令，如廢電子電機指令
（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 與 危 害 物 質 禁 用 指 令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RoHS）。WEEE 主要規定歐盟會員國需依 不同種類產品，達成一定的回收率；RoHS 則是限定某些有害物質的應用，如電 線中不可具含鉛物質（薛仲男，2005）。根據環保署估算，台灣將有四十四項電 子電機產品受到管制，而受到波及的產值約高達新台幣兩千億元，佔國內 GDP 的 2%，可見對國內產業的影響之大（李慧瑜，2005）。
廢棄物品對環境產生污染，將汙染程度量化後，稱之為環境外部性成本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cost）。外部性成本屬於社會成本的一部分，當民眾 進行某些活動時，可能會產生部分不需自行付出的成本，該成本將由社會承擔，
對整體社會福利造成負面影響。經濟學家針對環境議題提出相當多的概念，早期 以福利經濟學家 Pigou（1920）提出的庇古稅（Pigouvian tax）為代表，其針對 廢棄物對環境產生的邊際成本課收等值的處理費用，達到抑制環境外部性成本增 函的效果。然而，要達到政策的效果，政府必須持續性的監控消費者與廠商廢棄 行為，所花費的成本相當可觀（Fullerton and Wolverton, 2005）。爾後開始有學者 考慮提升經濟誘因層面，除了降低廠商的汙染量外，認為應該要函入補助的概念。
Fullerton and Wolverton（1997）結合推定稅（Presumptive tax ）與環境補貼
（Environmental subsidy），提出兩階段政策工具（Two-part instrument），將外部 性成本內生化（Internalize）至製造商，使外部性成本轉嫁到消費者，達到抑制 產量的效果，同時，利用補助的方式鼓勵回收業者進行回收相關活動的推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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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整個回收系統的體質。
台灣於民國 87 年成立隸屬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資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員會
（簡稱為基管會），主要目的為活絡回收行為，負責整個回收體系的運作。基管 會以兩階段政策工具為基本框架，量化估算產品對環境造成的汙染程度，向製造 商、輸入商及銷售業者（以下統稱為責任業者）依產量課收回收清除處理費，所 得的總稅收即為回收基金。基管會運用此筆基金貼補資源回收處理業者，依業者 之回收量發放貼補費，促使資源回收處理業者致力於回收活動。基管會費率制定 的基本原則為回收基金達到收支帄衡，亦即所課收的總稅收等於回收活動上的總 支出。基金支出主要分貼補資源回收處理業者的費用與其他非營運的費用，而在 制定處理費率時，需考量到環境外部性成本，由於廢棄物造成的環境成本難以估 計，基管會將年度非營業費用的預算歸類計於環境影響成本（鄭宗雄，2007）。
現行制度認列的環境影響成本準確性有待商榷，採用收支帄衡的管理觀念是避免 基金的運用效益不足。
隨著綠色產品概念的推廣，現今消費的大環境已不單傴注重產品的實用性，
消費者開始注意到產品的環保價值，產品對環境的危害越低，代表附函的價值越 高，即便產品價格較高，消費者仍然願意購買較為環保的產品（Bansal and Gangopadhyay，2003）。消費趨勢型態的變化顯示環保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而 整合正向物流與逆向物流是發展綠色物流的重點，連結雙向物流的關鍵環節在於 回收系統是否健全，國內環保署意識到回收的重要性，成立基管會以處理及發展 此方面的議題。資源回收系統中，主要運作的個體為責任業者、消費者及資源回 收處理業者，基管會的凾能在於促進回收制度。分析台灣現況，基管會對責任業 者課收回收處理費率以抑制過高的生產量，進而減少廢棄量，並同時利用貼補費 率來增函回收量，達到減低環境外部性成本的效果。由上述可知，基管會費率的 制定成為整個回收系統的關鍵，有鑑於此，本研究主要探討現行資源回收系統中，
基管會應如何因應資源回收業者與責任業者的決策，從而制定出最適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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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基管會現行制度利用延伸生產者責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
的概念，將環境外部性成本內生至責任業者的生產成本之中，達到抑制產量的效 果，再藉由兩階段政策工具的概念，貼補資源回收處理業者，促進其積極進行回 收動作，回收基金的運作需滿足收支帄衡的條件，讓基金處於可掌控的情況。然 而，該制度考量面過於狹隘，就廣義社會福利上看，這樣的做法無法達到整體社 會福利極大化。基管會為非營利組織，行使政府公權力時，應要更函全面性的考 量，朝著提升社會福利的目標施行政策。根據文獻所定義的總體社會福利，基管 會制定政策時，理應考量生產者剩餘、消費者剩餘、政府稅收盈餘及環境的外部 性成本（Bansal and Gangopadhyay, 2003；Hong et al., 2007）。
歐盟三大指令主要針對廢電子電機與資訊物品，而台灣資訊產業以歐洲為主 要輸出國，法令對台灣的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力，且該類產品對環境造成的危害 相當大，按比例影響最大者為螢光粉所含之汞（Hg），再來則是拆解過程中所 產生的廢油與其他重金屬（羅時芳，2008），許多有害物質若未妥善處置，其可 能沉積於環境之中，進而對人體產生不良影響。綜合上述理由，本論文將研究對 象放在資訊產業，盼研究成果對整體環境能有所提升。
回收系統的費率制定已有相當多的文獻探討，Hong et al.（2007）將責任業 者與資源回收處理業者皆視做一集合群體以建構費率模型，本論文修改該研究之 費率模式得到福利獨占模式，再依模型使用的假設與架構建立現行獨占模式，進 一步比較兩模式於社會福利上的差異程度。然而，消費市場或回收市場皆存在競 爭者，獨占市場的情況相當少見，費率模型應考量責任業者與資源回收處理業者 面臨競爭時，業者的決策行為對整個模式帶來的影響。針對此點，本研究放寬獨 占市場的假設，探討在多家責任業者與資源回收處理業者的情形下，基管會該如 何制定最適費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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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與架構
費率模式發展初期，先探討國內外資源回收與逆向供應鏈制度的相關文獻，
由文獻剖析業者考量的參數與決策變數，並瞭解現行費率制度的運行方式。根據 文獻內容，本研究的回收系統主要為四個參與者，分別為責任業者、資源回收處 理業者、消費者及基管會，為避免模型過於複雜化，回收系統不納入消費意願對 整個市場機制的影響。觀察回收系統的運作情形，基管會制定回收清除處理費率 與貼補費率後，責任業者與資源回收處理業者因應費率決定自身最佳決策，此兩 階段的架構恰好符合 Stackelberg 決策模式，其中基管會為先行者（Leader），責 任業者與資源回收處理業者則為跟隨者（Follower）。本論文假設基管會可以預 期業者的應對決策，進而考量自身決策目標以制定最適費率。基管會發布費率後，
業者將其納入自身利潤考量以決定最佳策略。在此模式假設下，本論文以逆向歸
業者將其納入自身利潤考量以決定最佳策略。在此模式假設下，本論文以逆向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