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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槍炮聲回蕩在遙遠之地，戰場上蟲鳥亦噤聲無息，
吹拂的和風帶著血腥氣，萋萋芳草已被染成鮮紅。
看那狀貌慘烈的敵我雙方，軍服衣袖盡裂軍帽飛散，
傷亡將士們淒苦的面色，如同那荒郊野草般枯黃。
一面紅十字旗冉冉升起，傷亡將士們被收歸營帳，
在那帳篷中靜靜等待的，是滿懷仁愛的貴婦人們。
白嫩纖細的手熟練地動著，拭去那遍體淋漓的鮮血，
白色的繃帶巧妙包紮著，看護婦的衣袖卻被染紅。
無論是軍人們身負的傷痛，或者是他們憂鬱和苦惱，
都被看護婦辛勤照料著，赤十字長存她們的心間。
這些婦人是何其的勇敢，背負起文明之母的名字，
一絲不苟地護理著病患，赤十字就是她赤誠之心。
日治時期軍歌《婦人從軍歌》，乃 1894 年甲午戰爭之際，近衛師團的樂手加 藤義清為了對於車站列隊出征的看護婦表達感激而作，並由作曲家奧好義所譜曲，
內容主要是描述戰場的激烈與傷兵的慘況，進而強調從軍看護婦慈愛、勇敢，與 赤十字的熱忱之心，而此曲在日後幾經編曲傳唱，在日本發動其所謂「大東亞戰 爭」的期間，也成為鼓動人心的軍歌之一。1
1941 年 12 月 7 日清晨，百餘架的日本所派遣的攻擊機與轟炸機掠過太平洋 夏威夷群島附近海面，對美國珍珠港發動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襲，自此揭開了太平 洋戰爭的序幕，也將亞洲戰場自原本的中國地區，向南延伸至整個東亞與東南亞
1 堀内敬三，《定本 日本の軍歌》（東京都：実業之日本社，1969），頁 1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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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身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也無可避免的被捲入日本軍方所謂的「大東亞聖 戰」當中。
基於戰線的延長、戰地的擴大乃至於戰情的告急，日本不得不從殖民地徵調 更多的人力資源，以補充前線戰場的不足。事實上，早在 1937 年，台灣總督府 即徵調台灣軍夫，以及名為台灣農業義勇團的軍農夫等前往中國戰場，隨著戰線 延伸以及對人力需求的與日俱增，一直到 1944 年 6 月與南方交通斷絕前，又加 派了數批台灣勞務勤勞團前往南洋各地。但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軍不得不 訓練更多的士兵投入戰場，自 1941 年起在台灣展開特別志願兵制度，相繼招募 陸軍志願兵與海軍志願兵進行訓練。由於日本在戰爭當中逐漸抵擋不了美軍的攻 勢，漸顯疲態，1944 年因應台灣可能成為戰場前線，故開始計畫實施徵兵制，
以強化台灣的戰鬥力。2
1941 年開始，總督府基於太平洋戰爭需求，在台灣展開一連串的軍事動員，
在時局氛圍感染下，「血書報國」、「志願從軍」等捐軀報國慷慨激昂宣言不斷宣 傳與渲染，徵用與動員的對象也包括軍夫、軍人到專業技術人員等軍屬都包含在 內，例如軍醫、從軍看護婦、巡查補及通譯人員等等。3其中關於從軍看護婦的 徵募，則是所有戰爭前線動員中，少數以女性作為動員對象的職業。在日本的十 五年戰爭後期，日方戰力已達強弩之末之際，統治者對於殖民地的人力動員更是 不遺餘力，男女老幼無一倖免，而以往常常被排除於戰爭動員體系之外的女性，
也使其以「巾幗不讓鬚眉」之姿，網羅成為國家戰力的一環，有的成為後援勞力 或援護的角色，有的則化身為白衣天使，成為到戰場第一線照顧傷患的女勇者。
在歷史舞台的主體論述中，女性本遊走於邊緣，尤其在戰時體制裡，也總以 能夠上戰場打仗的男性做為主要論述對象，但隨著戰局的擴張，殖民政府也開始 重視過去處於次要地位的女性。除從軍看護婦外，戰爭末期，台灣總督府應募數
2 鄭麗玲，〈不沈的航空母艦─台灣的軍事動員〉，《台灣風物》44:3（1994.9），頁 51‐77。
3 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國立台灣大學歷 史研究所，1997），頁 9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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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從軍看護助手前往海外從事醫療看護勤務，其工作內容與正規看護婦類似，
因此本文主題中的「從軍看護婦」亦包含「看護助手」一職。本文即是以其中的 女性從軍看護婦、看護助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在戰爭如火如荼的展開、戰線不 斷延長的狀況下，日本政府如何動用國家力量徵募、訓練這些台灣女性至戰場前 線？在此當中，殖民地的女性是否也因此成為國家權力所操控的角色？而官方又 如何塑造其獨特的形象？此外，殖民地的女性是否因戰爭參與而獲得地位的平等？
以上種種問題，皆是本文所欲探討的議題，由於日治末期相關資料多已亡佚，本 研究盼能從殘存之史料、文獻與口述資料當中，還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事 海外從軍看護的台灣女性們在歷史上的一頁。
二、 文獻回顧
（一） 女性與戰爭動員 1. 女性與戰爭相關論述
隨著女性相關研究的蓬勃發展，女性不再屬於次要地位，許多研究者注意到 戰爭與女性之間的關係。有部分研究者認為，人類歷史上婦女地位的低落，與部 族擴張的有關，婦女淪為聯姻的工具，也因不具有戰鬥力而被禁錮於家庭或城市 當中。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法等的武器工廠大量招募婦女以代替從軍 的男子，中產階級婦女動員從事情報員、看護或者後援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雖然納粹或法西斯將女性視為次等人類與工具，但是其他國家如俄國的女子在戰 爭中參與了防禦工事、游擊戰鬥與防空工作，英國發動女性動員從事武器生產，
美國僱用大量女性從事後勤工作等等。4
上述情形顛覆了傳統觀念中戰爭中一向將女性視同為應受保護的弱者與戰 爭的受害者角色。早川紀代所編的兩本論文集《軍國の女たち》、《植民地と戰爭 責任》即收錄多篇論文，論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滿州、朝鮮與台 灣女性所扮演的角色，隨著研究的立場的不同，戰爭中女性的角色也有可能改變，
4 A.Michel （著），張南星（譯），《女權主義》（台北：遠流出版社，1989），頁 19‐22、頁 10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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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不僅是近代戰爭的受害者，也有可能扮演著戰爭的協力者甚至加害者；5其 中《軍國の女たち》所收錄、內藤壽子的〈戰爭と看護－從軍看護婦の位向）一 文中，從一部 1966 年上映而引起爭議的電影《赤い天使》談起，論述從軍看護 婦在戰爭當中的地位、與慰安婦之間的差異以及戰後的補償判決問題，提出抗議 的日本看護協會一方面強調從軍看護婦具有的榮譽性質，極力撇清與慰安婦之間 的關係，但是也在戰後基於女性為戰爭犧牲青春、承載戰爭危機的理由要求戰後 補償，文章從這個爭議事件出發，討論從軍看護婦在戰爭中可能具備的「被害者」
與「加害者」兩個面向。6此外，秋山洋子等人所編的《戰爭與性別─日本視角》
收錄的各種研究立場不同的相關論文，內容涵蓋日本戰前到戰時的日本市民婦女 運動的轉變、國家總動員體制下對婦女生活的控制與影響、滿州婦女、慰安婦以 及國際戰犯法庭的討論等等，這些立場不同的研究同樣在討論女性於戰爭中究竟 是受害者抑或協力共謀的問題。7但是，形容護士為「天使」的形象，乃從南丁 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於克里米亞戰爭中投入英軍軍營，並照護支援的戰 場傷兵，而被稱為「克里米亞的天使」、「提燈天使」等等，被賦予極高的評價；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樣投入戰場當協助照料日軍傷兵的日方看護婦，卻在事 後被檢討並貼上戰爭的「加害者」、「協力者」的標籤，與南丁格爾的事後評價比 較，對日方看護婦的批判便顯得十分不合理，同樣都是前往前線照料我方傷兵，
也並非執行殺敵工作，但是在「加害者」、「協力者」的批判中，戰爭的成敗已成 為定調褒貶的關鍵因素，勝利者往往被加以讚譽，而敗戰者的卻被批判與檢討。
游鑑明的〈受益者抑被害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台灣女性（1937‐1945）〉
也印證了這樣的看法，文章討論戰前到大戰爆發後台灣婦女的地位轉變，認為第 二次世界大戰使台灣的女性在職場上得以出頭，乃是使自己的角色得以重新定位，
5 早川紀代（編），《軍國の女たち》（東京都：吉川弘文館，2008）。早川紀代（編），《植民地と 戰爭責任》（東京都：吉川弘文館，2005）。
6 內藤壽子，〈戰爭と看護－從軍看護婦の位向），收入於早川紀代（編），《軍國の女たち》，頁 52‐74。
7 秋山洋子、李小江等（編），《戰爭與性別─日本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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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戰爭而失去家庭的女性也是受害者，標記出「一樣戰爭，兩種際遇」的狀 況。8
若桑みどり於《戦争がつくる女性像》從傳統戰爭＝男性／和平＝女性的二 元論出發，發現指出這種關係並非對立而是相互補充的關係，但是女性也是家父 長制度──軍事體制的權威構造的被支配者，書中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女性 雜誌封面與插圖，歸納出女性在戰爭中平面媒體上所呈現的特質，其中看護婦更 是象徵堅毅、崇高與慈愛的母性的典型代表。9
2. 以台灣為主的婦女動員相關研究
至於台灣的研究成果，近年來隨著對政治的解禁，致力於台灣歷史的研究者 與日俱增，與日治時期台灣動員的研究成果亦相當豐碩。林繼文的《日本據臺末 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硏究》中，主要探討台灣戰爭動員政策與社會 經濟層面的問題.，在軍事動員與勞力徵用的部份也從政治經濟的角度進行探究，
至於台灣的研究成果，近年來隨著對政治的解禁，致力於台灣歷史的研究者 與日俱增，與日治時期台灣動員的研究成果亦相當豐碩。林繼文的《日本據臺末 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硏究》中，主要探討台灣戰爭動員政策與社會 經濟層面的問題.，在軍事動員與勞力徵用的部份也從政治經濟的角度進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