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僅次於重鬱症與酒精濫用，(Kessler, Berglund, Demler, Jin, Merikangas, Walters, 2005)。利用相同資料整理心理疾患共病狀況的報告則指出，在與憂鬱共病的焦 著提高(Lieb, & Wittchen, 2001)。整理社會焦慮疾患與憂鬱疾患共病現象的回顧 文獻則指出此二疾患具有相似的共同特徵，包含長期的社會與職業功能障礙，研 究者建議即使患者僅單獨抱怨憂鬱症狀或是焦慮症狀，臨床工作者仍應仔細評估 有無共病的可能性(Belzer & Schneier, 2004)，因兩疾患的症狀相似與高共病現象，
過去即有許多文獻在探討兩疾患是否確實屬於不同構念。
Clark 與 Watson 在 1991 年提出的三元模式探討焦慮與憂鬱疾患間的關聯性，
在該模式中，個體的負向情感特質被認為同時屬於憂鬱及焦慮的脆弱因子，且若 此特質較明顯時，患病後將有較不好的預後，而正向情感特質則被認為只與憂鬱 疾患有關，低正向情感特質是只屬於憂鬱的脆弱因子(Clark, Watson & Mineka, 1994)。除了以人格特質的角度探討焦慮與憂鬱疾患群的關聯性之外，也有研究 利用貝克憂鬱量表及貝克焦慮量表來釐清焦慮與憂鬱疾患的關係，臨床及大學樣 本都顯示負向情緒感受為憂鬱與焦慮共同具有的因子，而認知與動機症狀為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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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r & Beck, 1994)，顯示焦慮疾患與憂鬱疾患在症狀上雖有重疊的部分，但仍 有可加以區分的部分存在。然而在探討焦慮疾患群中各個焦慮疾患與憂鬱的關係時，只使用正負向情感 特質難以良好論述其結構關係，因負向情感特質可預測所有心理疾患，與主觀的 困擾感受有明顯關聯，而正向情感特質則與憂鬱及社會焦慮疾患有較強之關聯，
雖可以此特徵將憂鬱與社會焦慮疾患從其它焦慮疾患中區隔開來，但僅使用正負 向情感特質無法區分社會焦慮疾患與憂鬱疾患之關係(Watson, Gamez & Simms, 2005)，顯示仍需要其他特質來區辨兩疾患間的關係。
此結果顯示在增加了更多特質以後，較能區辨不同焦慮疾患(Kotov, Watson, Robles & Schmidt, 2007)。不過 Kotov 等人(2007)的模式僅說明不同個人特質與不 同焦慮疾患的關係，但對於如何區辨社會焦慮疾患與憂鬱疾患則未有著墨。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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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tio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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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社會焦慮疾患嚴重程度對於害怕負向評價的預測能力較好。在此研究當中較特 別的發現在於害怕正向評價特質僅能被社會焦慮疾患嚴重程度預測，此階層模式 呈現了社會焦慮疾患與憂鬱疾患的階層結構，負向情緒感受符合過去文獻的想法，
為情緒障礙疾患的共同因子，而正向情緒感受與害怕負向評價為社會焦慮疾患與 憂鬱疾患的特定因子，最後害怕正向評價則是僅屬於社會焦慮疾患的獨特因子 (Wang, Hsu, Chiu & Liang, 2012)。
從過往研究可發現共病現象常見於臨床場域中，且共病將影響疾病的預後，
顯示對於心理疾患間的關係具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而對於社會焦慮疾患與憂鬱 疾患的共病現象已有良好模式描述其階層結構關係，但目前仍缺少對應的生理實 質證據，雖過去已有大量研究分別探討社會焦慮疾患與憂鬱疾患的神經生理特徵 (Sundermann, lütke Beverborg & Pfleiderer, 2014; Brühl, Delsignore, Komossa &
Weidt, 2014)，但仍較少研究利用腦造影技術探討社會焦慮疾患與憂鬱疾患之間 的關係，亦較少研究嘗試從神經生理研究的角度為社會焦慮疾患與憂鬱疾患之間 的共病理論提供生理實徵證據，故本研究期能透過靜息態磁振造影對 Wang 等人 (2012)模式中的因子進行初探，以提供能支持此模式各個因子的生理實徵證據，
以利提供未來發展診斷或治療計劃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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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理論(Two-factor affective model; Tellegen, 1985)，後續研究亦支持負向情緒顯著 地與憂鬱及焦慮具有關聯性，然而，正向情緒則與憂鬱情緒及相關症狀有明顯的 負相關，與焦慮疾患則無明顯關聯( Watson et al, 1988)。Clark 與 Watson 在 1991 年提出三元模式，在 Tellegen(1985)的二因子情緒模 式中增加了生理激發因子，他們認為此因子是屬於焦慮的特定因子，並嘗試以此 (Clark & Watson, 1991)。
後續探討焦慮疾患、憂鬱疾患與人格特質間的關聯性之研究，發現焦慮疾患 中單純的恐慌症與負向情緒感受無顯著相關，而社會焦慮疾患及懼曠症則與低正 向情緒感受特質有顯著相關(Bienvenu, Nestadt, Samuels, Costa, Howard & Ea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