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傳統觀念下，民眾受高教育需求一直居高不 下，接受更多教育除了代表踏出校門後能找到較好工作外，高教育本身也意謂能 擁有較高社會地位，更重要的是，對台灣地區民眾而言，教育本身就具有非常重 要的特殊意義（黃毅志，1998a）。在過去以經濟規劃主導人力資源分配時期，教 育被當成發展經濟的重要手段，發展教育目的只為了培育經濟建設人才。政府以 預估勞動市場人力需求，來規劃各級教育發展，高等教育亦不例外。當時，高學 歷者往往都能夠有一份好工作，高教育者就業問題並不大，「高教育、低職業」

過量教育情形也不嚴重。但隨政治情勢轉變，社會越來越開放，教育改革呼聲四 起，人力規劃指導教育發展論點也受到質疑（張清溪、吳惠林，1995），為順應 民意需求，政府採取開放替代管制，用私校設立、專科改制、學院升格等措施，

來達到教育快速擴充目的。

而 1986 年政府開放私立大學設立以及「410 教改」後，高等教育學校機構 數量隨之增加（蔡淑鈴，2004），連帶產生大量高教育人力（章英華、薛承泰、

黃毅志，1996），在踏出校園後，會立即面臨找工作的問題。然而，勞動市場職 位供給，是否能容納驟增高教育求職者？在競爭者眾多情形下，「高教育、低職 業」過量教育問題是否會因此而產生變化？這些實在有必要加以詳細探究。

檢視國內過量教育相關研究，筆者發現大多著眼於「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 人力低度運用（曾敏傑、賴人豪，2003；劉鶯釧、黃聰智，1990；謝雨生，1990；

顏敏娟、葉秀珍，1997），針對「高教低就」的過量教育研究（王昭蓉，2000；

蕭霖，2003；蔡瑞明、莊致嘉、葉秀珍，2005）並不多見。而「教育與職業不相 稱」，其實含括「高教低就」與「學用不符」，並非單指「高教低就」過量教育。

但是也因為含括「高教低就」，在說明過量教育測量方法時，就將這些「教育與 職業不相稱」研究「高教低就」測量一併納入。

目前「高教低就」過量教育測量方法，大致有下列三種：第一種是主計處測

量「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方法，以各職業就業者平均受教年數加上 25﹪作為基 準，超過即為過量教育，劉鶯釧與黃聰智（1990）、謝雨生（1990）即屬此類。

第二種是「標準差法」，以各職業就業者平均受教年數加一個標準差作為過量教 育取決標準，超過即為過量教育，曾敏傑與賴人豪（2003）、顏敏娟與葉秀珍（1997）

就採用這個辦法。第三種方式是「自評法」，以就業者實際受教年數減去自己認 定工作所需教育程度，超過則為過量教育，王昭蓉（2000）即屬此類。

在以上三種過量教育測量方法中，主計處計算高教低就的方法，因為問題很 多，使用者也少（劉鶯釧、黃聰智，1990；謝雨生，1990），故本研究不多討論。

至於「標準差法」及「自評法」則因為計算基準不同，所測量出的過量教育情況 互有差異，在過量教育研究上也就產生爭議。雖然部分研究者也試圖解決此一過 量教育測量爭議（蕭霖，2003；蔡瑞明、莊致嘉、葉秀珍，2005），不過，學界 迄今卻仍未有一致看法，因此，持續探討過量教育測量問題也就有其必要。

從過去過量教育相關研究測量方式來看，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以主計處「人力 運用調查」資料，採用「標準差法」來測量過量教育，而部分研究者則以中研院 社會學研究所「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社會階層組」調查資料進行研究。在主 計處「人力運用調查」問卷中，由於僅有實際教育程度一項，而沒有工作所需教 育程度相關資料，如果就以各職業工作者實際受教年數平均值代表工作所需教育 程度，很可能會錯估工作所需教育程度。黃毅志（1992）就發現，由於就業市場 不佳，高技術專業工作數量無法滿足求職者需求，大量大專教育程度者只好擔任 監督佐理工作，形成監督佐理工作教育程度偏高。而用錯誤職業工作所需教育程 度來計算職業過量教育取決標準，所得到過量教育結果可能就會被誤導。

但是，「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社會階層組」調查問卷則是在實際教育程 度問項外，也蒐集「您認為如果要在您現在的職位上做好工作，至少需要怎樣的 教育程度？」的自認工作所需教育程度問項。如果以自評工作所需教育程度來代 表工作所需教育程度，仍可能瞭解工作所需教育程度外，所計算出的過量教育結 果也可能會比較真實。另外，運用中研院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來研究過量教育 測量問題，除可採用「標準差法」來測量過量教育外，也可使用工作者自己評定

工作所需教育程度的「自評法」來測量過量教育，甚至能進一步比較「標準差法」

與「自評法」在過量教育測量上的差異。

因此，本研究將採用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2002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社會階層組」四期三次調查資料進行研究，以個人層次變項如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公私工作部門、現職地位與過量教育關係來作為理論依據，並以個人層次 變項與過量教育測量的「標準差法」與「自評法」關連性分析（黃毅志，2003）， 來探討「標準差法」與「自評法」過量教育測量何者有較佳建構效度，以解決過 量教育測量爭議，並對其提出學理解釋，相信對未來過量教育相關研究也就能有 所貢獻。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前節所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下列問題：

一、個人層次變項，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公私工作部門、現職地位與過量 教育間理論關係為何？

二、以「標準差法」與「自評法」來評估過量教育，其差異為何？

三、「標準差法」與「自評法」的測量建構效度何者較佳？

第三節 研究限制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為 2002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社會階層組」

四期三次調查資料，受限於現成資料，在對可能形成過量教育的因素如父母期 望、個人求學動機等並未蒐集，無法完整呈現出個人因素對過量教育的影響，這 是本研究最主要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