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量教育的定義、相關理論與影響因素

一、過量教育的定義

過量教育起源於 1970 年代對美國勞力市場研究（Rumberger, 1981），Freeman

（1976）發現美國七十年代高等教育過度投資，高教畢業人數過多導致教育報酬 率大幅滑落（轉引自蕭霖，2003）。Green, McIntosh and Vignoles（1999）也 發現許多歐洲國家歷經高等教育擴張後，同樣產生勞力供給過剩問題。一般而 言，學者多認為過量教育現象將引發不利影響。如教育資源浪費拖累國家經濟發 展（林文達，1996）、對企業生產力造成負面影響（Tsang, 1987），而且過量教 育工作者薪資報酬率也比較低（詹凱玲，2004）。

至於台灣地區過量教育情形又是如何？有研究者認為，由高教擴充帶來的高 教人力，在勞動市場上呈現供過於求（王昭蓉，2000），造成高教育工作者，處 於「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比例逐漸增加（顏敏娟，葉秀珍，1997）。不過，卻有 其他研究者認為，高教低就並未逐漸惡化(曾敏傑、賴人豪，2003；劉正、陳建 州，2004)，但高教人力「向下擠壓」效應卻仍可能會發生（劉正、陳建州，2004）。 因此，過量教育引發的諸多問題遂成為學者關懷的焦點。

由於過量教育源於勞力供給過剩，較高教育者卻擔任較低技術層級工作，在 過量教育定義上，許多研究者便將過量教育定義為個人所受教育超過工作所需

（Green, et al, 1999）。也有人認為，過量教育是指個人教育成就與在工作上 能稱職表現所需教育程度間差距（Tsang and Levin, 1985）。換言之，過量教育 就指個人所受教育超過工作所需，無法將其所學完全發揮在工作上，也就是工作 者本身所受教育程度要高過工作所需要教育程度（Rumberger, 1981）。

因此，為探討目前台灣地區歷經快速教育擴充而帶來大量人力，在進入勞動 市場時職位需求是否能配適允當，我們以接受過教育的人數來代表人力供給數 量，而以工作所需要教育程度高低，來代表工作專業技術需求。在供過於求情況 下，很可能一個高級人力卻位於低技術層級工作，而形成過量教育。因此，以實

際教育和工作所需教育間差距，來定義過量教育就顯得較符合需要。

二、過量教育相關理論

結構功能論在論及職業階層化現象時，認為社會上某些職業所能提供的功能 或服務無法被其他職業所替代，需要較複雜的知識或技術，並非所有人皆可勝 任，僅少數人經歷一定時間訓練後才得勝任（Davis and Moore,1966）。這些職 業藉由篩選合適人選來形成職業門檻，並對獲選者給予好工作環境、提供高額薪 資報酬，而社會也會給這些職業工作者較高社會地位與聲望，因而形成職業階層 化現象。工業化論延續前者觀點，更進一步點出在工業化社會中，由於專業技術 學識工作增加，使得原先家庭傳授知識技能不敷使用，必須透過學校方能得到工 作所需要技術與學識。因此，隨工業化程度提昇，民眾對教育需求也隨之增加（黃 毅志,2005）。技術功能論則更明確指出，由於技術變革導致職業技能要求不斷提 升，形成需要高技能職業比例增加，而低技能職業比例下降。而學校教育就成為 提供特殊訓練以及專業學識，培養高技術職業所需專業人才的場所，形成越來越 多人延長受教育時間，以接受更多教育（Collins, 1971）。

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人力資本論，也常為學者拿來解釋為何民眾要求受更 多教育。Blaug（1976）認為，藉由教育投資提昇本身人力資本存量，目的不為 眼前享樂，而是為能在將來能獲得貨幣性或非貨幣性報酬（轉引自劉正、李錦華，

2001）。其著眼於教育對個人的提昇作用，受過高教育後個人知識與技能便能提 昇，進而提振生產效率，比起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受過高教育者在勞力市場上便 更具競爭力（黃毅志，1998a），容易為雇主雇用。為此，民眾便爭相競逐高教育，

以累積人力資本存量來獲得好工作。

另外，也有學者以篩選與訊息理論來解釋民眾提昇教育原因。和人力資本理 論不同的是，篩選理論與訊息論者認為教育對生產力並沒有提昇作用（轉引自劉 正、李錦華，2001），僅是為雇主和社會提供訊息來源，以確認勞工是否具備高 生產力或更好訓練潛能。他們相信高教育者之所以能在激烈的教育篩選過程中脫 穎而出，一定具備了較佳能力。用學歷來作為篩選生產力表現憑據，勢必能對公

司或企業生產有所幫助。換句話說，為了要在激烈的求職競爭中獲得雇主青睞，

求職者必須要具備高教育程度。因此，民眾便會爭相提昇本身教育程度，以增加 獲取好工作機會。

而衝突論文憑主義更以階級鬥爭的角度來解釋（劉正、李錦華，2001）， Collins 在其「文憑社會—教育與社會階層化的歷史社會學」一書中提到，工作 教育要求越來越高，其實並非工作需要，而是許多互相競爭的地位團體為了要獨 佔工作、強化階層地位、保持職業優勢地位所造成（劉慧珍、吳志功、朱緒東，

1998）。地位團體藉由職業來強化階層意涵，壟斷某一特定高收入職業，如醫師、

律師、工程師等，限定具某種資格者才能進入，藉由文憑要求而保障少數人享有 特定社經地位或其他特定資源。要進入特殊的地位團體，便需要擁有該團體所認 可的文憑，因此，是否持有其要求文憑便成為關鍵。透過受更高教育，提昇本身 教育程度，或考取特別的證照，加入特別團體，目的是為獲得晉身高階層許可。

民眾投資教育目的，只是為了獲得那張學歷憑證，其所擁有技能多寡並不重要。

所以，投資教育獲取高學歷文憑就像是得到一種文化通貨一樣，可用來兌取所需 要的職業或工作，當勞動市場文化通貨（文憑）稀少，擁有高學歷勞工人數低於 工作職缺數量時，便奇貨可居；反過來說，若文化通貨（文憑）過多，擁有高學 歷勞工人數超過工作職缺數量時，便產生貶值。

在現今教育擴充情況下，擁有高教育人數驟增，流通在勞動市場上文化通貨

（文憑）過多，為了避免先前教育投資在進入就業市場後遭遇貶值厄運，民眾只 好不斷提昇教育程度，往更高層級教育投資，造成進一步教育需求。不幸的是，

若就業市場職缺未繼續增加，雇主在求職者眾而職缺稀少情況下進一步提昇工作 教育需求，就會導致民眾落入「繼續投資」與「不斷貶值」的惡性循環。

不過，民眾提昇教育程度要求，是否只為得到較好工作機會？而國外階層化 研究的「教育-職業-社經地位與職業聲望」關係是否能符合台灣情況？從國外階 層化研究預設立場來看，高教育者通常會有好工作，所以，民眾提昇本身教育程 度目的，只為獲得更好職位工作。但是，在教育程度都提昇而職位缺少情況下，

是否要繼續投資教育，實際考量就變得很重要。如果預期將來報酬能高過繼續投

資花費，那持續投資行動才會發生；反之，若預期未來報酬等於或少於繼續投資 花費，民眾便會選擇不要繼續投資教育。除此之外，依功能論、人力資本論與篩 選論來看，高教育者在求職時均佔有優勢，這也會造成許多人追求高教育，以及 教育擴充與高教低就現象。不過，台灣在傳統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觀 念下，所形成的文憑主義與升學競爭情況，並未因教育擴充而減緩（章英華、薛 承泰、黃毅志，1996），高教育需求長久以來均有增無減。何以民眾甘冒文憑貶 值風險，仍繼續投資高教育？黃毅志（1998a）便以為，在台灣教育所代表的，

並不僅僅是作為提高職業和收入的工具而已，本身便有很重要的社會階層意涵，

甚至可以作為量測社經地位最佳指標。所以，正因為教育在台灣所代表意義特 殊，使得討論過量教育問題，將不僅止於探究代表經濟面勞力市場中人力供給與 職位需求間失衡狀況，更重要的是能顯示出社會面中民眾對教育所賦予特殊意 義。

三、影響過量教育的因素

性別差異議題在學術界一直是被關注的焦點，在過量教育問題上亦不例外。

人力資本論以兩性在職業取得及收入上的差異，認為女性人力資本不如男性。通 常女性第一份工作位階會較男性低，連帶影響到其日後升遷也難以找到好的工 作。另外，職業性別隔離現象，例如求職廣告上亦常見「高級工程師，限男性；

助理工程師，男女不拘；會計、總機，限女性」的要求條件（劉秀娟，1999），

也使得女性工作者受限於職業性別隔離，在勞動市場落入不利地位。此外，女性 工作者往往在結婚與生育年齡時退出就業市場（蔡青龍、張美陽，1995），出現 斷斷續續就業型態，待在勞動市場的時間少於男性，工作經驗累積便遠不及男 性，因此在競爭職業地位時，會因為工作經驗不足而無法得到較好職業（蔡淑鈴，

1987），勞動參與率也較低（張聖英，2002）。再者，也由於女性在就學時多半選 擇聲望較低的學校與學系（謝小芩，1998），進一步限制就業時找到高職位的可 能。不過，在男女兩性的教育程度逐漸縮小的趨勢下，女性接受高教育機會已經 比以往增加，在教育程度提高而就業市場卻對女性不利（曾敏傑、蕭淑滿，2001）， 女性高教低就過量教育問題，便有可能會較男性明顯。

另外，在年齡對過量教育的影響上，一般人都認為年紀輕的工作者在初入勞 動市場時，因為工作經驗少，薪資也比較低，往往從事的都是基層工作。在教育

另外，在年齡對過量教育的影響上，一般人都認為年紀輕的工作者在初入勞 動市場時，因為工作經驗少，薪資也比較低，往往從事的都是基層工作。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