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的語音

流貫在裴斯勒四部作品裡的中心思想，是裴斯勒之於單一價值系統的解構，

不論是在種族政治或性別政治的場域裡，裴斯勒皆以女性敘述者的言說力量進行 權力知識的瓦解，撼動依附權力所生的真理和慣例。

在《瑪卡‧麥》、《狗兒沈睡時分》和《當幸福來臨時》這三部文本，是裴斯 勒之於種族政治的探討。透過在《瑪卡‧麥》裡的瑪卡、漢娜，以及《狗兒沈睡 時分》裡的約翰娜，裴斯勒讓女性言說的力量穿越古今時空，皆分別以在受害者 和加害者後代的觀點回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屠殺事件，揭示種族主義者偏 頗狹隘的歧見所造成的民族傷害；而透過《當幸福來來臨時》的漢琳卡所遭遇的 種族歧視，亦為裴斯勒之於種族主義排他性的披露。

在裴斯勒的作品裡，消解種族政治的言說場域主要是座落在《瑪卡‧麥》、《狗 兒沈睡時分》和《當幸福來臨時》這三部文本，而對於性別政治中兩性不平等位

階的消融，則是分佈在裴斯勒的四部作品裡，形成一張女性生活經驗的圖譜。

以女孩、少女的敘述者觀點，裴斯勒藉由女性身體形象和內在情欲的書寫，

突破女性身體形象與洋娃娃之間的對等連結。在裴斯勒的形塑之下，女孩、少女 的身體是充滿活力的肉體而非無欲無我的存在著。在面對於文化符碼的標記和偏 狹的美麗定義，她們表現出女性與社會主流價值互動的過程。她們的反抗、順從、

或不安是一種女性經驗的體現，而藉著這種女性經驗的說出其實是在披露權力言 說的片面，也是在鼓勵女性應該走出被凝視的無知者身份，試圖反思社會主流價 值。作為非被動參與社會結構的一分子，雖然女性無法逸出社會結構的龐大系統

188，但是她們卻可以擁有跳脫性別窠臼的決定權。

反觀成年女性角色的言說，是裴斯勒意圖表現女性在扮演妻子和母親身份的 困境。藉由這四部作品裡所形塑的四種截然不同的妻子／母親形象，裴斯勒刻畫 女性在家庭、婚姻的關係裡自我界定的尋求，以及在妻職／母職裡所遭遇的無以

188 艾莉斯‧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著，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

(台北市：商周，2006)，頁 34。

為名之困境，而其中尤以母職的著墨較為深入。

在《苦澀巧克力》裡，裴斯勒藉由家庭主婦瑪麗安娜的表述，呼應傅瑞丹所 謂的女性迷思¹⁸⁹，揭發隱藏在家庭主婦心中的空洞；而透過《狗兒沈睡時分》的 約翰娜母親，則是為現代社會普見的職業婦女代言，表達她們在家庭、職場奔波 忙碌的心境。此外，隨著家庭結構的改變，妻子、母親身份已分離，在《瑪卡‧

麥》裡作為單親職業婦女的漢娜，則是透過內心獨白披露女性出走婚姻的游移不 安，以及單身母親獨當一面的艱苦。相對於在上述三部作品裡現聲顯影的母親，

在《當幸福來臨時》的母親角色們皆消聲匿跡，對子女不聞不問，然而這些隱形 母親的存在卻是裴斯勒之於模範母親的解構，同時亦為母親神話的反思。

四種不同形象的母親／妻子們發出不同的聲音，然而析解她們說話的語音卻 都在揭示性別分工的偏頗。在文本空間裡，不論母親是作為家庭主婦、職業婦女、

或是單親職業婦女的身份，關於母親角色在照護養育子女的描寫遠較於子女的權 威父親或隱形父親顯著，而使家庭私領域的照護工作與母親身份畫上更緊密的連 結，而這種女性和母職、母性被畫上等號的意識形態，也造成女性在作妻子、作 母親和作自己之間的難以平衡。在《苦澀巧克力》的瑪麗安娜，以及《瑪卡‧麥》

的漢娜這位母親，最能表現女性在「作母親、也要作女人」之間的兩難心境，傳 達在失衡的性別結構狀態下，母職工作的生理性別認定亦為造成女性在家庭、婚 姻裡難以尋覓自我的根源。¹⁹⁰

藉由分析女孩、少女和母親、妻子角色的言說，可以發現她們所表現的是不 同生命階段的女性經驗，然而，若將她們的表述進行一番比較，也可以發現在她 們的話語裡其實卻有更深一層的涵義。

不論是在種族政治或性別政治的言說場域裡，裴斯勒藉由女性角色的敘述去 體現一種離經叛道的精神。立足在權力體制的邊緣地帶，說話的女人乘著言說的 翅膀衝向權力的中心，傾覆權力言說異化他者的單一語音，以女性觀點的社會批

189 美國女性主義者傅瑞丹在其著作《女性迷思》(Feminine Mystique)的序言曾說過所謂的女性迷 思，意指將女性界定為只是的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親、家庭照護者的觀念。

190 周嘉辰著，《女人與政治》(台北市：揚智文化，2003)，頁 40。

判的實踐體現女性的自主意識。然而，剖析文本中瓦解權力中心的女性言說話 語，卻可以發現一種與反抗相對的符音。藉由女性角色的表述，裴斯勒傳達女性 之於權力言說的反抗，卻也同時流露女性之於權力言說的信服。

在論述女性身體形象的場域裡，裴斯勒通過《苦澀巧克力》的艾芳，表現女 性從單一的主流審美觀奪回自己的身體，走出偏狹的美麗定義。然而，在《瑪卡‧

麥》裡瑪卡和漢娜之於金髮的執迷，卻又讓女性究竟能否擺脫身體符碼的框架變 成一個懸而未解的疑惑，因而使得裴斯勒在女性身體形象的言說產生自相矛盾。

在瓦解權力言說的活動裡，女兒和母親往往在不同的發聲位置作出彼此對立 的表述，形成母女關係的緊張並且製造兩種不同的語音。在《狗兒沈睡時分》裡 相對於約翰娜積極尋求真相的表現，其母親傳達的是意圖安於現狀的訊息，迴避 傾覆權力言說可能發生的傷痕累累。此外，透過《苦澀巧克力》裡艾芳和瑪麗安 娜的母女關係，亦可發現這種立場相對的衝突對話。當艾芳意圖擺脫家規和纖瘦 女體形象時，瑪麗安娜卻是透過不敢違抗丈夫的規定，以及不斷提醒艾芳太胖會 無衣可穿，表現她對權力言說的遵從。

紛雜的女性言說在裴斯勒的表述空間裡漫流，她們立足點各異的語音在女性 議題和種族迫害的論說場域產生雙重的、二元的混音效果。從反抗的那一端，是 離經叛道的女人在搖動她們的舌頭；從服膺的另一端，家庭天使也開始說話。逆 女與天使，反動與順從，兩種不同的語音在乍聽之下是彼此衝突，互相抗衡的言 說力量，然而，回歸到解構權力言說的層面上，天使／逆女的聲音其實都是對於 單一價值觀點的破滅。

不論是家庭天使、或是離經叛道的逆女，她們同時現聲在裴斯勒消解權力言 說的文本，並存於裴斯勒反抗權力言說的身體。¹⁹¹乖順的天使／反叛的逆女，兩 者皆為裴斯勒自我意念的延伸，亦可視為裴斯勒對女性身份的焦慮。¹⁹²作為社會 化過程的主動參與者，她的身體同時承載兩種對立的欲望，呼應或脫離社會期許

191 托里‧莫以(Toril Moi)著，陳潔詩譯，《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Sexual/Texual Politics)(板橋市：駱駝，1995)，頁 55。

192 同上註，頁 54。

的女性特質、女性社會角色之間擺盪，即使是帶著充滿反抗意念的身體奔向權力 消解的表述，她的身體卻仍在邁開的步伐中體現一種猶豫不決的姿態。¹⁹³

天使的聲音、逆女的聲音，皆是裴斯勒與社會結構互動之下的結果。當她們 一起說話，這兩種看似對立的語音形成一種難以界定、模糊不清的發聲場域，而 這個場域既為裴斯勒經驗社會化的身體，既為裴斯勒關於女性參與社會化的文 本。

以女性的語音，裴斯勒在她的言說場域裡建立屬於女性生命經驗的歷史，記 錄她們與社會結構互動所產生身體的、心理的微妙變化。裴斯勒在這四部文本裡 所呈現的女性經驗，似乎回應了吳爾芙在 1931 年所之於女性作家的期許：「房間 是你們自己的，但它仍然是空的。它需要被裝潢；它需要被布置；它需要被分享。

你們要怎樣裝潢它，怎樣布置它呢？你們要用什麼條件，和誰一起分享它呢？我 想這些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意義的問題。」¹⁹⁴

隨著女性自主意識的抬頭，女性擁有更多言明其志的自由，不論是反抗的、

順從的聲音都在文學表述的空間裡留下軌跡，足以產生爆破權力言說的力量。以 雙重的、二元的語音，裴斯勒說出女性身體的、情欲的經驗，對性別、種族等社 會結構進行批判而豐富了這座女性自己的房間。

193 艾莉斯‧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著，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

(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Throwing Like a Girl”and Other Essays)(台北市：商周，2006)，

頁 59。

194 維吉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著，簡瑛瑛，〈女性作家的困境〉，《何處是女兒家：女性主 義與中西文學比較／文化研究》(台北市：聯合文學，1998)。

第三節 父親角色的變遷

循著女性書寫的白色乳汁，文本中的女人掙脫被敘述者的客體位置，以自己 的語音描述女人的生命經驗，發展女性中心的視野和以往男性中心的觀點分庭抗 衡。於是，在女性書寫裡，象徵母性和母愛的大地之母獲得復辟，重返主宰秩序 運行的寶座；作為離經叛道之隱喻的荒野女巫也得以從邊境返回世界的中心，而 姐妹情誼的一片熱烈號召，加速了女性跨越時代、種族、文化鴻溝的聯合團結。

在文本空間裡推翻單一價值系統，女性自主自覺的力量不斷催生一種跳脫習 以為常的思維路徑，誠如芭芭拉‧沃克(Barbara G. Walker, 1930-)在《醜女與野獸

－女性主義顛覆書寫》(Feminist Fairy Tales)裡就藉由童話故事的改寫，試圖扭轉 女性角色在順應男性中心視角所形塑的刻板形象，並揭開隱含在故事裡獨尊男性

－女性主義顛覆書寫》(Feminist Fairy Tales)裡就藉由童話故事的改寫，試圖扭轉 女性角色在順應男性中心視角所形塑的刻板形象，並揭開隱含在故事裡獨尊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