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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與女性角色息息相關的是女性的自主意識,或是獨立我或互依我的 概念。Markus及Kitayama(1991)提出「獨立我」(independent self)和「互依 我」(interdependent self)的建構概念,所謂「獨立我」,強調個人的分離性 和獨立性,相信每個人內在特徵的組合都是完整且獨特的,著重個人獨特的需 求,而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價值正是這套自我觀。在自我與別人的連結 上,可以清楚的建立自我的特質、獨特的渴望、和能力。然而,「互依我」強 調個人與他人的關連性和互依性,社會關係界定個人價值,強調個人的角色、

地位、承諾、責任與義務,個人的內在特質並不獨立存在,而是透過自我與他 人的關係互相相依而產生,也就是說,華人文化中的「集體主義」的價值觀便 是主述個人是各種社會結構的一部分,透過圖2-6的論述清楚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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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獨立我與互依我的內容架構。出處:Hazel Rose Markus & Sfinobu Kitayama(1991),”Cultureand the Self: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圖2-4獨立我與互依我的內容架構

Markus及Kitayama的「獨立我」與「互依我」可以是並存於同一文化、同 一個體的自我系統中,陸洛指出生活在台灣變遷社會中的華人,確實同時擁有 兩套並存的自我系統,並以不同程度影響每個個體的心理歷程(引自陸洛、黃茂 丁、高旭繁,2005)。

高度「獨立我」概念的人,視工作成就界定個人成就,是個人生命價值的 核心,當家庭的需求提升,就得犧牲其所重視的工作成就,所以家庭需求反而 提高了工作-家庭的衝突;然而,高度「互依我」概念的人,工作成就是一種社 會性成就,也就是說,工作就是要讓家庭更幸福、過得更好。以「家庭為重」

的信念成功壓制婦女的自主權,她們常因擔心自己不是好妻子、認為該「以家 庭為重」、以及擔心失去婚姻等原因而屈從於傳統的性別角色(陸洛、黃茂 丁、高旭繁,2005)。

有關獨立我與互依我與婚姻關係的研究仍有限,但一些相近的研究顯示自 我認同或關係認同與婚姻滿意度有關,且此關聯具文化特定性。實徵研究發現 關係認同較高(視配偶關係為真誠善意的)的配偶較正向看待婚姻,並有較高的 婚姻滿意度;貫時性研究顯示這樣的關係在女性中較明顯(Acitelli, Rogers, &

Knee, 1999)。一個跨文化比較的質性研究,訪談英國、香港及北京79位受訪者 有關配偶的婚姻滿意度,發現英國配偶認為「友伴」(companionship)較重要,

而香港配偶則認為「和諧的婚姻關係」較重要。也有研究發現自我分化較高 者,或在人生較早階段處理好自我認同的受試者,有著較高的婚姻滿意度,而 個人威權則能預測下降的婚姻滿意度(引自Parsons, Nalbone, Killmer, & Wetchler, 2007)。另一項以土耳其292位配偶為對象,探討不同自我類型與自覺決定品 質、對偶適應、婚姻滿意度的關係,發現「依互我」與婚姻滿意度具顯著的中 度正相關,但「獨立我」與婚姻滿意度的相關則接近零(Gündogdu, 2007)。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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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探討「互依我自我構念」與婚姻滿意度關係時,發現當排除年齡、性 別、婚齡、子女數的影響力後,「互依我」雖與婚姻滿意度具正向關係,但卻 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Reynolds, 2012)。

國內本土心理學近年來對此議題開始有所著墨與探討。陸洛等(2005)在一 份研究中探討了「獨立我」、「互依我」與「工作-家庭衝突」(因工作要求帶 來的家庭衝突)及「家庭-工作衝突」(因家庭要求帶來的工作衝突)的關係模式,

並提出「獨立我」與「互依我」為調節變項的假設。他們的結果發現,「獨立 我」可以緩衝「工作要求」中「工作負荷」對「工作-家庭衝突」的影響;同 時,「戶依我」可以緩衝「工作要求」中「工作比家庭重要」對「工作-家庭衝 突」的影響;但「獨立我」卻是「家庭要求」中的「有年幼子女」對「家庭-工 作衝突」的脆弱因子。

由於「獨立我」和「互依我」是共存於個體中的運作系統,個體的婚姻關係 會受到此構念的影響。就中高齡中高齡婦女而言,她們長期在「妻子」、「婆婆」、

「母親」、「媳婦」和「女兒」等眾多角色間轉換,對內是維持家人間的感情支 持者、丈夫的妻子;對外則是家庭事務的處理者、人際互動、和職場女強人等角 色。女性長時間處於「照顧者」間的轉換,如果失去獨立自主性、沒有界限、處 在封閉不健康的人際關係中,這種失去自我的不健康關係將會影響一個人的適應

(許儀貞、吳麗娟,2004);甚至會為了維持家庭功能的和諧,刻板的女性期待 中的「委屈求全」的情緒更會升高。也間接使得中高齡中高齡婦女長期被視為照 顧者的角色與工作者,在家中失去自己的聲音,面對自己的身體機能的退化,造 成心理抑鬱與低落的感受持續延燒。

但「獨立我」與「互依我」並非不變的自我構念,它除了受文化影響外,也 可能會隨著婚姻週期、外在大環境及個人環境而有所變動,兩者的拉鋸戰無時均 可能存在。Bernard(1975)表示成人的生活經驗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男、女性 所扮演的性別角色對成人發展將頗有差異,他認為進入中年的女性由於子女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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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他們不再由提供愛、照顧子女中獲得自我肯定;中年女性將逐漸脫離子女 與丈夫的依賴而獲得自由獨立,因此有強綠的發展自我、自我實現的需求;因此,

工作的中年婦女將更清楚的訂立將來的生活目標,而身為家庭主婦的中年婦女則 追求家庭外的活動,以獲得新的自我,滿足自己以往未能得到的需求滿足。這種 說法暗示,中高齡女性到了婚姻生命週期的後面階段,極可能因為家庭角色的改 變,而開始強化「獨立我」的部分。當然,這種說法仍有待貫時性研究的支持。

基於以上的討論,本研究在探討中高齡婦女知覺丈夫退休品質與婚姻滿意度 及身心健康之關係時,將納入「獨立我」與「互依我」變項,或更具體的說,將 探討在排除「獨立我」及「互依我」對婚姻關係之影響力後,中高齡婦女知覺丈 夫退休品質對其身心健康的預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