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東原現存著作中關於哲學的論著不多，且大抵成於晚年410，其中成書者 有《原善》、《孟子私淑錄》、《緒言》、《孟子字義疏證》，單篇文論則有〈法象論〉、
〈讀易繫辭論性〉、〈讀孟子論性〉、〈與某書〉、〈與段若膺論理書〉、〈答彭進士 允初書〉、〈與段若膺書〉等，另有未完成之《中庸補注》一卷411及已亡佚之《大 學補注》一卷，段玉裁曾載：
《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原注：未成，至「柔遠人也，
懷諸侯也」而止），玉裁尚未得見，今乃得哲嗣中孚郵寄，讀之，蓋亦 癸未（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前所為，未暇竟成之耳。其言理皆與《原 善》、《孟子字義疏證》無纖微不合者，皆存《鄭注》而補之，《大學》
之說親民、說格物，《中庸》之說致中和、說上下察，猶可補先儒所不 到。始戶部與玉裁書，欲刊《大學補注》，然未果而卒。412
而討論東原的哲學思想最重要的就是《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兩書413。首先，
《原善》有初稿本與擴大定本之別，初稿三章作於乾隆丁丑至癸未（ 1757-1763）
之間，擴大本則增訂於丙戌（1766），兩個本子的差異為初稿文簡難以遽解，而 擴大定本則援引六經孔孟之言以釋之（初稿三章合序總計二千一百四十九字，
擴大定本三卷合序則有九千零三十一字）414，而東原亦曾自謂其改定之動機云：
余始為《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復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
而以三章者分為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
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以今之去古聖哲既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
習所見聞，積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 發之。415
410 東原最早的哲學著作〈法象論〉完成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參看鮑師國順：〈東原著作 繫年表〉（同注 237，頁 136-142）），而東原卒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故東原哲學著作大抵 成於晚年。
411 以上著作均見戴震：《戴震全集》第一冊（同注 218）
412 參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收入戴震：《戴震全集》第六冊（同注 218，頁 3419）
413 如《戴震全集•前言》（同注 218，頁 3）曾云：「戴震的哲學思想主要體現于《原善》、《孟 子字義疏證》兩書。」
414 參看鮑師國順：《戴震研究》（同注 237，頁 309）
415 參看戴震：《原善•序》（收入氏著：《戴震全集》第一冊（同注 218，頁 9））
東原說明擴大定本之作目的是擔心學者「蔽以異趣」，誤解其意，故援據經言以 明其論乃上承孔孟，故段玉裁曾記此事云：「先生之學，上承孔孟，於此可見416」， 但余英時卻以為這只是表面原因，若深入探討東原當時的心理，則可以得知東 原之所以作擴大定本，其實是由於考證派領袖人物如朱筠、錢大昕等人所給予 的壓力，余英時說：
東原為什麼要修改《原善》？〈序〉中第一句便解答了這個問題：他是 怕「學者蔽以異趣」，因此「復援據經言，疏通而證明之。」然則「學 者」指誰？「異趣」復是何義？我們知道《原善》並沒有公然和程、朱 為難，後來攻擊東原的人主要都集中在他對「理」字所提出的新解上面。
章實齋也很尊重程、朱，但是他反而十分欣賞《原善》。所以〈序〉中 所說的學者絕非指所謂程、朱派而言。而另一方面，章實齋又告訴我們，
當時對原善批評得最嚴厲的正是考證派的領袖人物如朱筠和錢大昕等 人，他們最重要的論點只有一句話，即「空說義理」。這是乾、嘉考證 風氣之下的一項普遍而牢不可破的觀念… … 這種極端的考證觀點便正 是東原〈序〉中所指的「異趣」。明白了「學者」和「異趣」的確指，
我們才能體會到東原的修改何以要採取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援據經 言，疏通證明」。原來他要向考證派證明：他的義理完全建立在經典考 證的基礎之上，絕不可把它與宋儒的空言性道等量齊觀… … 《原善》初 稿和改本的主要區別並不在義理方面。東原這一次的修改實只限於加強 經典根據這一方面。這樣的擴大修改不正是為了答覆「空說義理，可以 無作」這一類的批評而來的嗎？417
余氏依據歷史背景以及對於東原的心理分析，指出東原改定《原善》初稿其實 不是在矯正程、朱派「空說義理」之失，而是在向同陣營的考證學派宣示其義 理實立基於經典考證，余氏的解釋非但發前人之所未發，且更能貫通東原《原 善》序文的作意，因為序文後半「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
的批評顯然亦是針對考證學派而言者，余英時說：
東原雖然因為受到考證派的批評而將《原善》三篇加以修改擴大，但他 對考證家見樹不見林的心習卻極為不滿，〈序〉文的後半段便是對考證 派的一種反批評。「莫能綜貫」云者，正謂考證家終日治經，而於經典 中所包藏的義理則視若無睹。這與〈古經解鉤沈序〉中所謂「此學之不
416 參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收入戴震：《戴震全集》第六冊（同注 218，頁 3418）
417 參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同注 214，頁 110-111）
僅在故訓」用意是相通的，不過為說有正反之異而已。418
東原哲學強調的是「綜貫」之功，因此他不滿當時學者只求故訓而忽略義理的 風氣，但東原又擔心過於強調義理又會落入考證家「空說義理」的口實，所以 只好以考證的外衣包裝其自得義理，此即余氏所推論的《原善》改本的作意。
再者，東原的另一部哲學大著為《孟子字義疏證》，此書歷經兩次改寫，
初名《緒言》，改本名《孟子私淑錄》，定本輒稱《孟子字義疏證》，《緒言》草 創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成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孟子字義疏證》成於 乾隆四十一年（1776）冬後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春前之間，是東原的晚年 定論；而《孟子私淑錄》則作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
之間419。胡適以為《孟子字義疏證》初名《緒言》，其實是東原「大有老實不客 氣要建立一種新哲學之意420」，關於此點，錢穆有異於胡適的看法，錢氏曾云：
《戴集》卷九乙亥〈與姚姬傳書〉，謂「凡僕所以尋求餘遺經，懼聖人 之緒言闇汶於後世也。」《疏證》前稿取名《緒言》，即謂是聖人緒言耳。
與《字義疏證》涵旨正同，惟不如《字義疏證》之顯豁，非有別解也。
又集八〈原善序〉謂：「余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緒言」之「緒」，即
「振茲墜緒」之「緒」。421
錢穆以為《緒言》即聖人之緒言，東原的心意是為振起前代聖賢之遺緒，余英 時從錢說，指出胡適誤以現代「緒論」之「緒」解釋之，所以誤會東原本意是 為建立自己的新哲學，其實東原自始便故意要給他這部義理作品以「述而不作」
的考證外貌422，東原以其「刺蝟」的哲學天分綜貫古今，確實建立起一套自得 的新哲學，胡適察覺此點，故順勢以現代的「緒論」之義解釋《緒言》之「緒」， 為的是凸顯東原建立新哲學的意願，確實忽略了昔人用「緒」多取前代「墜緒」、
「遺緒」之義，但誠如余氏所說，《緒言》的書名只是「述而不作」的「考證外 貌」而已，《緒言》本身仍是一部「義理作品」，也就是說東原的本意確實是為 建立自己的新哲學，胡適並未誤會其用心，只是胡適沒有察覺到東原忌諱考證 派的這一層考量而已。此外，《緒言》的定本《孟子字義疏證》以考證外貌面世 的用意更加「顯豁」，而東原何以要為其哲學著作披上考證的外衣，胡適以為這 是有鑑於程朱學派的權威而致，胡適曾說：
至乾隆丙辰（1776），此書仍名《緒言》，是年之冬至次年（1777）之春，
418 同上注，頁 112。
419 參看鮑師國順：《戴震研究》（同注 237，頁 311）
420 參看胡適：《戴東原的哲學》（同注 198，頁 64）
421 參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按語（同注 5，頁 366）
他（東原）修改此書，改名《孟子字義疏證》，那年他就死了。大概他 知道程朱的權威不可輕犯，不得已而如此做。這是他「戴著紅帽子講革 命」的苦心，不料當日擁護程朱的人的反對仍舊是免不了的。423
胡適將東原改《緒言》之 名為《孟子字義疏證》的原因歸諸不敢輕犯程朱權威，
余英時認為這是胡適對於當時的學術環境認識不夠深入，不能對於東原所承受 的心理壓力來源有所瞭解，余氏曾詳加分析說：
當時反對東原義理之學者本有舊義理（程、朱）與新考證之兩派。東原 對於少數維護程、朱義理的人並無所顧忌，所以由《原善》而《緒言》
而《疏證》，他對程、朱的攻擊愈來愈趨明顯，也愈來愈趨激昂，這絕 不是簡單地改易書名所能掩藏得住的。胡適之大概因為看到了朱筠有
「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那句話，以致發生了錯覺。其實朱筠 絕不是一個有愛於程、朱義理的人… … 朱筠在乾隆朝倡導漢學風氣最有 勞績，故持考證的觀點亦最力… … 所以他所謂「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 有論說」者，其意正是說程、朱論性與天道已屬空談，東原不必更蹈其 覆轍也，朱筠說這番話，其立足點在新起的考證學，而非傳統的理學… … 東原晚期的義理著作之所以採用訓詁式的書名，誠如胡適之所疑，是有 所避忌，不過東原所避忌者乃考證派如朱筠、錢大昕諸人，而不是舊義 理派如姚鼐、程晉芳、彭紹升、翁方綱之輩耳。424
余氏對於東原《原善》擴大定本作意的推論，同樣可用以解釋東原的義理專著
《孟子字義疏證》為何要披上一層考證外衣，余氏一貫地主張東原的哲學著作 之所以不敢大張「義理」的旗鼓，完全是礙於當時以考證為第一義的學術氛圍，
關於東原此番苦心，在當時亦有能體會者，如洪榜〈上朱笥河書〉中曾替東原 辯護云：
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 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425
洪榜為替東原保留「功不在禹下」的哲學論著，不惜貶抑東原之書為「訓故、
度數」之作而已，為的是取得考證派權威朱筠的首肯，以求東原的義理之作得
度數」之作而已，為的是取得考證派權威朱筠的首肯，以求東原的義理之作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