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字東原，安徽休寧人，早年師事同鄉大儒江永174（1681-1762），東原 一生勤於治學，宿志求真，學識精深，在哲學、語言文字、自然科學等方面皆 有突出的學術成就。從東原在世到現在的兩百多年來，一直有人不斷地介紹、
評價與研究東原的思想和學術175，而胡適也屬於其中一人。胡適對於戴東原的 研究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是對於東原所背負的「背師」、「盜名」兩項罪名的 辯護，而其中焦點在於《水經注》案的研究；一是關於戴東原思想的研究，而 其研究重點則置於闡釋東原的哲學。在論述胡適關於這兩方面的研究成果之 前，必須先釐清何以胡適要研究戴東原的原因，又何以胡適對於戴東原的研究 並非全面性的，而是有所側重。其實，胡適對於戴東原的研究可以算是自身思 想主張的具體展現，如關於東原《水經注》一案的研究就是胡適要向世人示範 其一貫堅持的「科學方法」；又如胡適對於東原哲學的推崇，一方面是基於對近 代思想史發展的論斷，一方面也是展現出其尚實重智的科學思想傾向，關於這 些原因，以下將有更詳盡的討論。周昌龍曾說：
胡適的學術著作往往是以述為作，即企圖通過對研究對象的詮釋來建立 本身的思想體系。他所選擇的研究對象，從王充、郭象、李覯、朱熹、
費密、顏元到程廷祚、戴震，都和他本身的思想傾向有關。176
周氏認為胡適的思想史研究往往「以述為作」，也就是說胡適在選擇研究對象時 往往取決於能否展現其自身的思想主張，這樣的觀察角度可以解釋胡適在於戴 東原的研究上，解決胡適有所側重的研究現象，正因為胡適「以述為作」的研 究特性，故僅擇取能展現「科學方法」的《水經注》案以及充滿「重智」精神 的東原哲學為研究對象，而非全面性地研究東原學術。由於胡適研究戴東原的 兩個側面屬性不同，一是歷史公案的考證，一是哲學思想的闡釋，而胡適所持 的研究理由也當然有所差異，因此，在討論胡適研究戴東原的原因時必須分成 兩個部分加以分析，以下分就「胡適研究《水經注》的原因」與「胡適研究戴 東原哲學的原因」加以探討。
174 婺源江永慎修，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鐘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
巋然大師。（參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同注 5，頁 338））
175 參看方利山〈戴震研究述略〉（收入戴學研究會主編：《戴震學術思想論稿》（合肥：安徽人 民，1987 年，頁 290））
176 參看周昌龍：《超越西潮─胡適與中國傳統》（台北：學生，2001 年，頁 4-5）
一、胡適研究《水經注》的原因
首先，胡適研究《水經注》是基於對考證的興趣。1937 年，胡適在給魏建 功的信中曾勸其不必懷疑孟森「戴震襲趙」的論斷，而胡適也認為「戴震作偽 似無可疑」177，但是，到了 1943 年胡適卻覺得《水經注》戴襲趙案並不是「已 成定讞」178，於是自此年起，胡適花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在此案的考證上，原 來胡適在 1942 年辭去駐美大使之職後，期望自己能「專心於思想史的研究」179， 但對於考證的強烈興趣驅使著他在隔年便全力投入《水經注》一案的考證工作 中，胡適曾說：
（留在美國）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國思想史寫成，但寫到一個時期，往往 被一些小問題牽引去做點小考證，這些小考證往往比寫通史有趣味得 多，於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寫通史的工作忘在腦後，用全力去做考證。
180
在此，胡適透露了他對考證的極大興趣，而他所謂的「小問題」、「小考證」就 是包括了《水經注》公案的考證，胡適晚年曾說：
我做大使的五年沒有寫過一篇文章。下來後為要訓練自己，找一個很小 的題目弄《水經注》，這樣又弄了十七年。181
可見胡適之所以會投入《水經注》一案的考證，完全是由於本身興趣的影響所 致，它不是正業，只是小題目，只是休憩的興趣，但胡適卻為它投入了晚年的 大部分精力。
其次，胡適研究《水經注》是為「科學方法」的操作樹立典範。以懷疑為 基礎，以求證為手段，融合中西治學模式的「科學方法」，一直是胡適奉行與倡 導的重要主張，胡適曾不止一次說明考證《水經注》是為了「訓練自己」，是為
177 參看 1937.1.19 胡適：〈與魏建功書〉（收入氏著：《胡適手稿》第一集上（台北：胡適紀念 館，1970 年，頁 3））
178 王重民曾在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寄一信給胡適，並附〈跋趙一清校本《水經注》兼論 趙戴全趙兩公案〉一文，到了 1950 年三月十四夜，胡適在王重民的原信上寫了：「重民此信與 此文作於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寄到後，我寫了長信答他，表示此案並不是『已成定讞』。後 來我費了五六年功夫來重審此案，都是重民此文惹出來的！」（參看胡頌平 編著：《胡適之先 生年譜長編初稿》（同注 12，頁 1839））
179 毛子水語。（同上注，頁 1784）
180 參看胡適：〈胡適致雷海宗、田培林函〉（收入《人文科學學報》第二期，1944 年 7 月 17 日）。轉引自章清：《胡適評傳》（同注 21，頁 257）
181 參看胡頌平 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同注 12，頁 2810）
了替自己所提倡的科學方法作個示範，如 1952 年胡適在台大所作的〈治學方法〉
的演講中，就曾指出：
譬如講《紅樓夢》，至少我對於研究《紅樓夢》的問題，我對它的態度 的嚴謹，自己批評的嚴格，方法的自覺，同我考據研究《水經注》是一 樣的… … 為什麼我發了瘋，花了五年多的功夫去研究《水經注》這個問 題呢？我得聲明，我不是研究《水經注》本身。我是重審一百多年的《水 經注》的案子… … 是藉《水經注》一百多年的糊塗官司，指出考證的方 法。182
1954 年又在寫給洪業的信中說：
十年來我重審《水經注》一案，雖然有幾分「為人辨冤白謗」的動機，
其實是為了要給自己一點嚴格的方法上的訓練。183
胡適要訓練自己的「嚴格的方法」指的當然是「科學方法」，而胡適的「科學方 法」也在這幾年《水經注》的考證過程中發展得更加完備了，胡適在 1921 年撰 寫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中，將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歸納為「大膽的 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而這十個字是從戴震所說的，代表清學真精神的
「但宜推求，勿為株守」八個字推衍而來的184；到了 1928 年在〈治學的方法與 材料〉一文中，胡適更進一步將「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視為是科 學方法的應用，指出清代學者與西洋學者的差異就在其應用科學方法時，所使 用的材料不同，清代學者的材料只是文字，而西洋學者的材料卻是一切實物185。 可見胡適早期討論「科學方法」多圍繞在中西治學方法的論述與比較，但到了 晚年討論科學方法時卻已經發展成有系統的方法論，這其中的轉變不能不歸功 於《水經注》的考證，雖然胡適 1952 年在台大演講〈治學方法〉時談的仍然是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但他並不是像許多學者所說的只是「舊 調重彈」而已186，應該說胡適是在統整其方法論，而同時也加入了新的成分，
胡適在演講〈治學方法〉時分成三個部分：治學方法的引論、方法的自覺、方
182 參看胡適〈治學方法〉演講，收入胡適：《胡適作品集 24─胡適演講集（一）》（台北：遠流，
2000 年，頁 9-20）
183 參看 1954.11.13 胡適：〈答洪業先生的信〉（收入氏著：《胡適手稿》第六集上（同注 177，
頁 77））
184 參看胡適：《胡適作品集 4─問題與主義》（同注 13，頁 182-185）
185 參看胡適：《胡適作品集 11─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台北：遠流，2000 年，頁 144-150）
186 如章清曾說：「胡適在這些演講中所闡明的的方法，基本上是『舊調重彈』，重複幾十年前 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方法與材料〉等文章中闡述的見解。」（參看氏著：《胡適評傳》
（同注 21，頁 253））
法與材料的關係187，其中第一與第三部分是早期主張的統整，第二部分則是在 經歷了《水經注》的考證工作之後所獲得的新主張，即所謂的「方法的自覺」，
胡適說：
方法的自覺，就是方法的批評；自己批評自己，自己檢討自己，發現自 己的錯誤，糾正自己的錯誤… … 我們不但要小心的求證，還得要批評證 據。188
這也就是胡頌平所謂的「隨時發現新材料新證據，隨時發現前人的種種錯誤；
隨時發現新見解和自覺的發現自己的錯誤，隨時修正改寫」189的考證態度，胡 適在考證《水經注》一案的過程中確實做到「糾正錯誤」、「批評證據」的自我 要求，如胡適在〈《全氏七校水經注》四十卷的作偽證據十項〉一文中指出《全 氏七校本》是王梓材偽造的，更批評「王梓材的荒謬詐欺，絕無可疑，也絕無 可恕」190；但後來在〈上海合眾圖書館有葉揆初先生收藏的《全謝山水經注校 本》三種〉一文中，因為新證據的發現而自承「我研究的結果，使我不能「不」
（按：依文意，原稿應脫一「不」字）承認我從前的判斷錯誤」191，也就是說 事實上王梓材並未偽造《全氏七校水經注》，這是胡適「自己批評自己」的示範。
其實胡適在發表《水經注》案的考證成果的過程中，是不斷地與其他學者在爭 辯的，也由於看到了許多意氣之爭、許多「誅心」之論192，才更讓胡適體會到 了唯有「勤、謹、和、緩」才是良好的治學習慣193，耿雲志認為胡適重勘《水 經注》案將近二十年，比勘數十種《水經注》本子，閱讀數百萬字材料，寫了 上百萬字的草稿，而終未寫出全部定稿，可謂實踐「勤、謹、和、緩」四字的 典型範例194。由此可見，經歷了《水經注》一案的考證，不但讓胡適所主張的
「科學方法」內容更臻完善，也讓「科學方法」不再只是一個口號，而是一個 經過實地驗證的治學方法，這是胡適研究《水經注》一案最主要的動機所在。
其三，胡適研究《水經注》是為了替戴震辨冤。雖然不是主要目的，也不
其三，胡適研究《水經注》是為了替戴震辨冤。雖然不是主要目的，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