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安全中的風險全球化與風險認知

在經濟學的領域，對風險的認知、評估與權衡向來是重要的概念，特別是對 於買賣投資的雙方而言，然而，在社會學、政治學，甚至公共行政的領域，風險 並非特別重要的概念，直到晚近，在車諾比事件發生後，由 Beck 所提出的風險 學說（周桂田、謝子蓉，2012），用來提醒人們科技潛在的風險之後（周桂田，

1998；2007；周桂田、謝子蓉，2012），風險的概念才慢慢被其他學科重視。

然而，其實風險的概念，並非是由 Beck（2000）所首創的，因為風險總是 伴隨著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而不斷演進，只不過在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之下，

科技所隱含的風險亦隨之加劇，但 Beck 的貢獻則是在於點出科技與風險兩者的 正向關聯，透過建構風險社會的概念，強調管理風險的重要性，以及人們身處風 險社會的因應之道（周桂田，1998），根據 Beck 的看法，當代的工業化社會是 一種「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sierung），已經不同於「簡單的現代化」

（einfache modernisierung），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科技的穿透力，「反身性現代 化」特別強調新興科技對於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層面的改變（周桂田，1998；

2007），因此，Beck 認為風險社會就是意謂著「現代社會的一個發展階段，在 此階段中期經由新的發展動能所引起的社會、政治、生態及個人的危機」（轉引 自周桂田，1998：95）。換句話說，受惠於科技的日益千里，人們的生活條件與 品質隨之大幅躍升，不過，當科技的發展達到某種程度之後，伴隨而來的風險已 經不同往昔，也就是 Beck 所指出的「反身性現代化」之特色，而這些高度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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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技，其背後所帶來的風險卻遠遠高出人們或環境可以承受的程度。準此，周 桂田（2007）便進一步指出，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之下，更加速了工業化、現代 化的演化歷程，往往對社會、環境或人們帶來更大的影響與衝擊，一為新興科技 對於醫療、健康、物種與生態的衝擊；二為環境汙染、傳染疫病藉由新興科技的 擴散與流動。而這些改變都是對於既存倫理與社會價值的衝擊，特別是新興科技 所衍生的風險（周桂田，2007）。就此而論，雖然可以清楚的看見新興科技所帶 來的效益，但是隱藏在新興科技背後的風險往往是被忽略的關鍵，因此，在「反 身性現代化」的系絡之下，對於風險社會的體認，應該要跳脫過去既有思維，將 科技、社會與人性放在相同的位置進行考量，主要的原因在於新興科技所帶來的 效益與風險是一體兩面，如同 Gibbons 所言，風險與科技兩者是「共生演化」

（co-evolution）的關係（周桂田，2007）。

除了上述新興科技帶來的風險之外，新興科技對於統治結構亦產生諸多的影 響，而最大的影響就是促成科技官僚獨裁與專家霸權政治的形成（周桂田，1998；

2005；2007）。必須說明的是，即便新興科技並未直接造成上述現象的產生，但 是在代議民主的系絡中，新興科技則是加深專家與大眾之間的知識鴻溝，在資訊 不對等的情況之下，相較於知識弱勢的一方，具備知識優勢的一方則擁有更多的 權力。易言之，新興科技間接促成科技官僚獨裁與專家霸權政治，愈是專業的領 域愈是如此。是以，渠等強調科技民主的重要性，認為「科技公民權」（technological citizenship）與「社會契約式的科技決策」（sozialvertr gliche technikgestaltung）

將是避免科技官僚獨裁的重要論述（周桂田，1998），因此，強調溝通、互動與 理解風險溝通的概念，成為調解科技官僚獨裁與專家霸權政治的重要途徑。

綜上所述，在工業化、現代化與全球化三股力量的助長之下，風險的概念已 經產生質變，在「反身性現代化」系絡下的風險具備高度跨疆界、跨領域的特質，

形成 Beck 所謂的「全球風險」（world risk society）、Giddens 的「風險全球化」

（globalization of risk）或周桂田（2007）指出的「全球化風險」。在這樣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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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架構之下，新興科技與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關係已經不同於以往，

周桂田（1998）便剴切指陳，科技的發展應該能夠同時兼顧社會分配正義、政治 決策正當性與社會秩序安定性。

不過，回到風險本質的討論上，Beck（2000）進一步將風險區為兩大類型，

一是理性（科學家）以及不理性（公民）的風險，前者所代表的是實證主義下的 風險，強調風險可藉由實證科學來計算風險發生的機率；後者則是取決於民眾自 身的感受來決定風險程度，而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民眾對於風險的認知並不一 定來自於科學理性的計算，民眾極可能會依照自身的生活經驗或認知去做判斷。

因此，在調解上述代議制度中科技官僚獨裁與專家霸權政治的問題，或者進行有 效的風險溝通之前，瞭解民眾對於風險的認知程度將是重要的先決條件。

然而，就晚近國內若干關於核能風險認知的調查結果，卻指出民眾對於核能 風險認知與專家的看法有所差異，多半的民眾對於核能風險是存有疑慮。一項由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世新大學在 2009 年所進行調查，發現有 49.1%受訪民 眾支持使用核能作為發電選項，但有 69.9%民眾支持發展再生能源以取代核能，

顯示民眾雖有半數名眾支持核能發電，但又更多的民眾支持替代能源；不過，對 於核能發電的安全性部分，回答核能「安全」、「不安全」、以及「沒有意見」

的民眾各佔約 1/3，顯示民眾對於核能的風險認知不盡相同。此外，在日本福島 核能災變後，台灣輻射安全促進會也透過《台灣居民對核能風險認知調查報告》

用以瞭解國內民眾對目前核電營運的風險認知，發現 85％位於核電廠附近鄉鎮 及 97％貢寮的民眾均認為核電廠對其健康存在較高的風險，不在核電廠附近地 區的民眾，也超過 9 成認為核電廠不利其健康。

爰此，本研究認為在高度風險的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尤其是核能政策的 制定過程，更需要從民眾，甚至是多元利害關係人的觀點來探討風險認知差異的 問題，惟有如此才能有助於各方利益與需求的調和與整合。換句話說，當各方對 於風險認知的差異愈大，愈需要進行風險溝通，如此才能降低專家統治，促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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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民主之實踐。基此，本研究從風險認知的途徑，來探討多元利害關係人對於核 能發電的態度與認知，接下來的內容則進一步說明多元利害關係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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