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實社會救濟

災荒，自有文字記錄以來不時被記載在人類的歷史中，與人類社會的發展相 與共，水災沖毀家園，使人民顛沛流離；旱災使人民無從溫飽，五穀不收，若連 鎖引發蝗災，則使路有餓莩。輕則動搖國本，重則改朝換代皆有可能，因而救荒 是中國自古備受重視之事。《尚書》：「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念孤寡、

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³³⁸不能體恤窮民以致災民，不但稱不上仁君，

甚至被比做上古神話中三個兇頑之人。³³⁹國君有牧民之責，然古代社會救濟制度 的發展，統治者關注的重心始終是荒政，社會弱勢群體的日常救助，在制度探索 和法律制定上相對緩慢。明朝首次把「收養孤老」寫入了《大明律》，這是對社 會保障法制建設的一大推動。但是明朝在法律的執行過程中，卻沒有形成相配套 的制度體系，所以對孤貧的救濟，無論是救濟標準、機構建設, 還是監督執行等 方面都缺乏比較完善制度。³⁴⁰明太祖出身貧苦，踐祚之初本著恤民的精神下詔普 設濟民的機構，地方由縣府管理，北京城與其近郊則由兵部所屬五城兵馬司與戶 部共同管理，光祿寺協辦，負責供應糧食。

(一)旛竿寺與蠟燭寺

「救荒莫若預」，³⁴¹處理荒政最好的辦法即是未雨綢繆，在災難尚未發生前 預先做好準備，故荒政與社會救濟有相輔相成之效，救荒之外，設立日常救濟機 構亦有其必要。周定王朱橚（1361-1425）因其封地開封屬於黃河氾濫區，為利 用野生可供食用的植物以救濟災民，撰《救荒本草》，將414 種植物種於府內，

並請畫工繪圖成冊。同是基於社會救濟的本意，日常救濟機構亦多有設立，其中 不乏沿襲前代者，如惠民藥局與漏澤園，前者給予天下軍民有貧病者醫藥，後者 近似於現代的公墓，埋葬曝屍野外者。³⁴²此外，也有自創之機構，如養濟院、旛 竿寺與蠟燭寺，目的在照顧弱勢人民的日常生活。洪武朝有詔，令天下各縣設養 濟院，以養孤貧，京師所在的順天府與大興、宛平二縣亦設之，與惠民藥局同為

337 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頁 312。

338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江西，江西南昌府學刊本，1815），附 釋因卷3，〈虞書〉，頁 14b。

339 三兇是指帝鴻氏（黃帝）之子驩兜，少皞氏之子共工，顓頊氏之子鯀。

340 柏樺，〈明清「收養孤老」律例與社會穩定〉，《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4：6（重 慶，2008），頁 65。

341（宋）葉適著，《水心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64，台北：台灣商務據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1986），前集卷 17，〈運使直閣即中王公墓誌銘〉，頁 321。

342 （明）李東陽總裁，（明）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冊 790，卷 80，〈戶部三十八‧

恤孤貧〉，頁431。

普及性最廣的救濟機構，專責收養身有殘疾、鰥寡孤獨或年七十以上老邁不堪 有兩個至元年號，一是元世祖忽必烈（1271-1294）所用，自 1264-1294，另一則為元惠宗妥懽貼 睦爾（1333-1370）使用，自 1335-1340，難以分辨究竟建於何時。（清）吳長元著，《宸垣識略》

（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冊7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浙江省圖書館藏清 乾隆五十三年池北草堂刻本影印，2002），卷 5，〈內城一‧ 旛竿寺〉，頁 374-375。

346 （明）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西城‧ 阜財坊〉，

頁11。

347 （清）吳長元著，《宸垣識略》，卷 7，〈內城三‧ 蠟燭寺〉，頁 406。

348 王興亞，〈明代養濟院研究〉，《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3（河南，1989），

頁53-54。

澤，周詳備至者也。³⁵³

管束京城內外的宦官，³⁶¹皇城之中直接為皇帝服務或鎮守地方的宦官皆受鉗抑，

外派至兩寺的自然無法獨善其身。終以撤銷主導權做為處置，將光祿寺的協辦權 轉為主導權，改由光祿寺與大興、宛平二縣共管，屬官直接派駐其中，不再讓內 官參涉。若再有侵吞、盜糧之事，交由御史詳實查核。為落實救濟的功能，交待 五城兵馬司需每日巡視，若見路上有飢寒受凍之人，務必帶至二寺以得溫飽。

世宗重視救荒，一方面是人君應行恤民之政，另一方面可能與其崇奉玄理有 關，道教教義為濟世度人，濟度一詞則出自六朝時之《度人經》：「普得濟度，全 期本年。」及「濟度垂死，絕而得生。」亦謂濟生度死，要救人間之苦，³⁶²受此 教義感召而有特重荒政之念。嘉靖二十四年將二寺改稱東、西捨飯店，日增食米 2 石，隔年又增 1 石。³⁶³此時柴炭舊額45 萬斤，一舉增加了 30 萬斤，數額高達 75 萬斤。三十五年（1555）再添 15 萬斤，使食米日至 9 石，歲用柴炭 90 萬斤。

縱使基於善意卻造成浪費，數額暴增替臺基廠與捨飯店皆帶來困擾，臺基廠勢必 得加派人手以取得更多柴炭，捨飯店無法消耗遽增的食米與柴炭，只得任其腐敗 與受潮，反成無益之舉。穆宗後將食米削至原額，柴炭亦減至25 萬 9 千 2 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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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飯店直至崇禎朝依然持續運作，維持著社會救濟的功能，受到明代帝王的 看重。也許平日國事繁瑣，無暇主動積極去關心運作的情況，不過只要朝臣上奏，

無論是請求發給物資或是革除奸弊，幾乎未見敷衍塞責的態度。認真程度不遜軍 國大事，只要有益於民，多數樂觀其成。臣屬處理社會救濟情事時，若辦事不力、

怠忽職守，可能遭受較為嚴厲的責難。如養濟院應是要普設於全國各地，但卻不 少年久失修而廢弛者，天子腳下宛、大二縣的捨飯店弊端叢生。奈何部分臣屬卻 不以為意，憲宗龍顏大怒。³⁶⁵二寺亦時有弊端，內官勾結校尉侵吞食米，朝廷賑 濟之意全失。故將內官摒除在事務運作之外，光祿寺由協辦轉為主導，是該衙門 負責事務中極為特殊的事例。世宗於二寺挹注大量資源，縱有恤民之心也應審時 度勢，量力而行，避免徒增浪費。

361 林延清，〈論明世宗打擊和裁抑宦官〉，頁 20。

362 曹群勇，〈明代天師道齋醮述略〉，頁 67。

363 （明）李東陽總裁，（明）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冊 792，卷 217，〈光祿寺‧ 大官 署〉，頁580。

364 （明）李東陽總裁，（明）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冊 792，卷 205，〈工部二十五‧

柴炭〉，頁436。

365 （明）劉吉等纂，《明憲宗實錄》，卷 206，成化十六年八月辛 酉 條 ，頁 3595-3596。